第一章（第1页）
第一章
清晨睁开眼时，外面正在下雪。我没有朝外看，躺在**就感受到了雪的来临。遇上雪天，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会膨胀发白。雪下得悄无声息，但我知道，大雪已经覆盖了周围的一切。置身在清冷的空气中，我想起今天是元旦。
昨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年。从今天起就是新的一年。今年是昭和五十几年来着？没多久我就想起了答案。那该是一九七几年呢？七后面的数字却一时卡了壳。我有些赌气，很快又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
在**躺了一阵，我想起报纸已经送来了，于是起身下床。虽然下雪天会稍稍暖和一些，但即便如此，只穿法兰绒睡衣还是会冷得打战。我小跑到家门前，把报纸从信箱中抽了出来。元旦当天的报纸有厚厚的一沓，抽出来的时候有些费劲—年年都是如此。拿着报纸往床边跑的时候，我停下来透过阳台上的窗帘边角往外瞧，果然是在下雪。视野里的屋顶白雪皑皑，就连从屋顶上探出来的电视天线都被雪裹成了圆柱状，远处的防雪林已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下大雪的元旦有多少年没见了呢？去年的元旦似乎是个晴天，前年是什么天气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因为赶上了大雪，所以窗外看不到一丝人影、车影。如果只盯着阳台上的窗户看，落雪就像是一条白色的河流。我出神地看了一会儿，又钻回被窝翻开报纸。元旦的报纸和从前一样，充斥着“希望”“奋进”“未来”等字眼。与此同时，“萧条”“失业”之类的词也不断地映入眼帘。只是，绝大多数报道应该都是一周或十天前写出来的。翻看完一遍新闻标题后，我又一次涌起了睡意。
昨晚回到家已是凌晨三点多。夜里十二点，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起，巡警车就呼啸起来。我被一通电话叫出家门，走进医院一看：四五个人挤在过道上，看诊室的病**躺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据说，老人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的。
“平时都好好的，去年春天血压还是160mmHg，医生说不算很高，我们便没有太担心。”老人的儿媳解释道。除了儿媳，老人的妻子、儿子也来了，只是都不如儿媳沉着。听着儿媳的表述，我给老人听诊后，又量了血压。他心脏跳动正常，血压155mmHg，也不算很高，但老人面色潮红，轻微地打着鼾。老人的肺部与躯干似乎没什么异常，左侧手脚灵活自如。把他的手拿起再放下后，手也会自然垂降。我试着用针去戳他的右手臂，毫无反应，只有膝跳反射异常活跃。从临**看，这种症状最有可能是脑溢血引起的半身偏瘫。
我当即决定让老人住院观察，并嘱咐护士给老人打点滴，戴氧气面罩。老人的家属先是看着护士忙前忙后。过了一会儿，老人的儿子小心翼翼地开口问：“我爸爸没事吧？”我告诉他，病情究竟如何，得看患者什么时候能从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如果二十四小时后依然意识不清，就有点儿麻烦。儿子思索了片刻，又问我：“要是没及时醒过来，是不是就救不回来了？”
“也不是。昏睡两三天后才醒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醒得越迟，身体情况就越差，后遗症也越严重。”我如是解释道。
老人的儿媳看着昏睡中的老人的泛红脸庞，摩挲着他的手说：“刚开年就得了这样的病，爸爸太可怜了。”
打完降压针，我用转移床把老人转移到了二楼值班室旁的201病房，给他打点滴，戴氧气面罩。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一动不动，只有在插鼻氧管时，才终于摇起了头，仿佛心里并不情愿。然而，这只是人在鼻黏膜被刺穿后正常的条件反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举动。脑溢血一旦发作，就只能静待病人自行醒转，吃药打针都没什么明显的作用。我对家属说，病房里来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只留两三个人陪护就行，请剩下的人出去。然后，我又嘱咐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有什么情况请立即联系护士，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等回到值班室，时间已过凌晨两点半。虽然值班室里有暖气，但还是有股凉意顺着走廊传了过来。我洗了个手，在老人的病历上填写了初步观察结果。这时，去病房的护士也回来了。值夜班的护士一共有两名，脸上都微带倦意。突然，她们郑重并异口同声地对我说：“已经是新年了，祝您新年快乐。”
“元旦凌晨就来了急诊病人，今年可能不走运。”
听我这么说，两个护士又笑着说：“早就习惯不走运了。”说着，她们躺到沙发上，把毛毯盖在身上。
“你们闲时也该稍微休息一下。”我说着站起身来。
如果从医院的后门走，那么到我家所在的公寓步行用不了一分钟。今天凌晨，我抄近路回家时还没有下雪。当时，厚厚的云层已铺满了天空，不过在积雪的反射光下，我完全用不着费力找路。如此看来，雪应该是我凌晨回家之后下起来的。回到家，我喝了杯白兰地，就上床睡觉了。一直睡到今早都没被吵醒，看来那位老人的病情大概是稳定下来了。我拿起枕边的电话打到医院值班室，询问凌晨那位老人的情况。
过了早上八点，值白班的护士主任就和昨晚的夜班护士换了班。她同样先说了句“新年好”，然后对我说：“目前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病人一直在昏睡。今天早上已经按病历里的医嘱给病人打了点滴，现在刚打完。”
“病人出现再次发烧的症状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护士主任告诉我，今早八点测量时，体温是37。2摄氏度，脉搏每分钟70次，血压165110mmHg。我让她中午再给病人打一次早上的点滴，然后又试探着对护士主任说：“我现在刚起，下午再查房吧。”护士主任停顿片刻，回复了句“好的”，声音里似乎包含着些许不满。
从除夕到三号的四天时间里，我会一直在医院当值。当然，我也可以回家，不用一直待在医院里。然而即便如此，连续上四天班还是有些难熬，而且凌晨又来了急诊，三点才回到家。我本来还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情况给护士主任解释一下，但转念一想也没有说的必要，于是就止住了话头。“那下午早点过来吧。”听着护士主任严肃的声音，我应了一声，背对着窗户继续睡觉。
再次睁开眼时，房中的光线更加明亮了。窗外传来了孩子们的欢笑声。不知他们是不是在扫雪，那声音仿佛被淹没在了雪里，听得不是很清楚。我看了看枕边的时钟，差五分十二点。我躺在**抽了支烟，又贪恋地汲取了一会儿**的暖意，然后起身下床。如同往常那般，下床的瞬间带来一阵细微的震动。我打开暖炉，拉开阳台的窗帘。雪依然在下，早上起床时还有留白的窗户上的玻璃，如今已几乎被白雪覆盖。
我在散发着暖意的暖炉前换下睡衣，又洗了把脸。因为昨夜回来得晚，我把白兰地当安眠药喝了，现在白兰地酒瓶和酒杯就那样散落在桌子上。我把酒杯放回到洗碗池，照了照镜子，昨天刚剃的胡子又冒出了头。本来还纠结今天是元旦，要不要再剃一剃，但屋里太冷，我又不想把剃刀贴到自己的脸上，便作罢。
我住的公寓一共有三层。听说院长在建这栋公寓时，原本是想把它当作员工宿舍，但现在除了三楼，其他两层都住着医院员工以外的人。我住的房子在三楼最左边，内有一室一厅一卫，采光很好。租这套房子的时候，院长告诉我，它是整栋公寓中最好的一套房子。这栋公寓建在整个城镇的高地上，站在阳台上，越过眼前几栋新建的住宅，还有住宅前方的建材存放场，就能望到广阔的平地。我喜欢这里夏天的日落景象。到了冬天，这里的景致则过于单调，截断一片白茫茫的唯有那片被白雪覆盖的防雪林和四处屹立的白杨树，一切都显得广袤清冷。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缺点：公寓楼的左后方是机场，或许是因为临近起降跑道，头顶上时常会突然掠过轰鸣声，有时会将我吵醒。但不知是不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冬天的时候几乎听不到这种声音。
如同往常那般，我准备抄近道，从公寓北侧走到医院后门。然而，今天这条路被大雪给封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感觉积雪已经没到了膝盖。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大路，朝着医院的正门走去。医院前的半圆形广场似乎已经扫过一次雪，然而清扫后又重新积起了约有十厘米厚的雪，停在右手边的货运面包车也被大雪覆盖了。医院门口孩童那么高的门松同样被大雪掩埋，只有下方的松枝微微露出了一点绿色。
我在门口掸了掸头上和肩上的雪，去了二楼的值班室。从除夕到一月三号这几天，医院只接急诊，当值的护士们都聚集在了楼上的值班室里。
一进值班室，三个白班护士就异口同声地说道：“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关照。”我回以同样的话，接着又说：“也没什么可快乐的……”大家都笑了。
时间已是下午一点。护士们似乎是吃完午饭，刚从食堂回来。
“凌晨来的那位患者好像有点儿发烧。”护士主任说着就给我看了温度表。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显示体温的那条红线缓慢爬升，停在了37。9摄氏度的位置。去病房一看，只见老人因长时间发烧而变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他的疼痛反应微乎其微，无疑还陷在深度昏睡中。护士给他上了氧气机，早上又打了点滴，老人依旧是一声一声地打着响鼾。
病房里，他的儿子、年迈的妻子以及两个像是亲戚的男人，正枯坐着。
“他怎么样了？”我诊察完准备离开时，老人的儿子开口问道。儿子的年纪看起来早已过了三十岁。我回答说：“稍微有点儿发烧，不能掉以轻心。”他又问有没有什么退烧的办法。
老人是脑溢血引发的中枢性发热，没法像治感冒发烧那样采取降温措施，即使吃退烧药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反倒只会刺激末梢血管。我本想对老人的儿子说这些，但解释起来又很复杂，就只是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儿子陷入了沉思，年迈的妻子也垂下了目光。
从放在温度表上的病历卡里，我了解到老人现年六十五岁，名叫金井昌次郎，就住在本地，经营着一家棉被店。看到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路过那家店。它在本市的国道边，店门前总是陈列着各色棉被。在有着三万人口的T城，人们提起棉被店，大致说的就是那家店了。
“我爸爸没事吧？”儿子问了和凌晨同样的问题。说实话，我不敢断言老人一定会没事，如果发烧继续加剧，昏睡的程度就会加重，情况不容乐观。“还要继续观察，现在一切都不明朗，今晚可能是关键。”老人的儿子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看向老人。我检查完老人下身的留置导管，随后离开了病房。
之后的查房很快就结束了。元旦的假期较长，需要做手术的患者早在去年十二月初就做完了手术，大部分赶在月末前出了院。目前，未出院的病人中比较麻烦的是211号房的哮喘病患者、213号房的子宫癌患者和215号房的脑血栓患者。
患哮喘的老人家近来病情稳定，没有再犯。子宫癌患者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可活，从大学附属医院转院过来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膜的位置，早已回天乏术、时日无多。因此，元旦期间的查房不像是查看患者的病情，倒更像是到各个病房走一圈，互道新年祝福。重复个几十遍后，我稍微感到有些厌烦。说是过元旦，但就我自己来说，昨天到今天根本没什么不同，其他患者或许也是如此认为。
巡视了近一圈，当我最后走到215号房前时，护士主任像是突然想起来一般对我说：“诚治夜里又不见了。”
茂井千代是去年秋天从S市的综合医院转来的脑血栓患者。一般来说，血栓病只会引发病灶部分的神经麻痹，但不知是不是因为脑内的浮肿太过严重，她几乎全身麻痹，大脑也出现了问题。被送来的时候，茂井千代已经说不出话了，也几乎理解不了我们说的话的意思。病发一年半后，她依然瘫痪在床，毫无恢复的希望。她的状态近乎于植物人，到如今依旧没有丝毫转变。此刻，看到了我，她也没有只言片语。五十多名住院患者中，没说“新年好”的就只有她一个。
接收茂井千代的时候，我感到很心塞。这样的患者即便住了院，病情也不会好转。我们只能不断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像是喂饭、换裤子等等。我也不是厌恶这样的工作，只是在完全没有看护设施的医院里，护士的人手严重不足，如此一来，必然需要患者家属承担一定的护理工作。我说了心里的担忧。和患者一起过来的福利机构的员工说，患者的丈夫会在一旁陪护，这一点不用担心。那名员工还解释说，患者的丈夫早在半年前就辞了工作，专心陪护患者。他之前在距离本市八公里远的地方种田，自妻子病倒后就抛荒了。他们家还有一个就读于四年制农业高中的女儿和一个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但目前两人都要上学，所以没办法在患者身边陪护。住院时福利机构派人跟过来，是因为患者家是贫困家庭，他们选择接受医疗扶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