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治时代公元1850年至今61（第1页）
第十四章明治时代（公元1850年至今[61]）
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标志着明治时代正式开启。在明治天皇的威严统治之下，日本开始了历朝历代都没有经历过的艰难新征程。
对于色彩的恒久运用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宗教及艺术生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突出特色。正如我们在前文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它时而在奈良时代理想主义的琥珀色暮光中闪烁，时而在藤原时代绯红的秋色中放光，镰仓时代的绿色海涛将它淹没，而后它又在足利时代的银色月光中熠熠生辉。如今，它带着全部荣光回到日本，仿佛夏日雨后的一抹新绿。然而，这一新时代的变幻无常，使得在已过去的三十四年间，每时每刻都有更新更宏大的事物出现，我们周围充斥着由自相矛盾之物组成的迷宫，身处其中，若想将藏于背后的理念提取总结出来绝非易事。
的确，任何谈论当代艺术的评论家难免可能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他们踩着自己的影子，徘徊于夕阳之中，惊叹于斜晖在他身后布下巨大影子的光怪陆离。而今日本人的心智被两股巨大的力量束缚着，这两股力量犹如两条巨龙般纠缠盘绕、彼此争斗，都想成为生命宝珠的唯一拥有者，时而它们也会一同消失在波涛翻涌的大海之中。这其中一股力量是以普遍的宏大视野横扫一切具象和个体的亚洲理想；另一股则是拥有系统化的文化，配备一系列不同领域的知识且独具竞争优势的欧洲科学。
这两股对抗力量几乎同时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觉醒。前者以重新唤起日本团结意识的尝试作为开始；早先涌入日本的种种中国和印度文化思潮，尽管可能带来了丰富的色彩和力量，但却往往会将这种意识掩埋起来。
日本人的国民生活以天皇为中心，自古以来一代代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至纯至净。然而莫名其妙的孤立隔绝，长期缺乏对外交流，使得我们失去了所有可以认知自我的机会。而在政治方面，日本凝聚于天皇周围成为有机整体的这一神圣的团结观念，在藤原贵族统治时代多少被遮蔽了，之后在源氏、足利氏和德川氏幕府的统治之下，更是被军事专制取而代之。
在如此沉睡麻木了几个世纪之后，一些因素的出现将日本唤醒，其中值得一提的因素包括：首先，儒学在明代学者间得以复兴，反映在日本，则是德川时代初期对儒学的学习。推翻蒙古统治并创建明朝的明太祖本人曾是信奉佛教的出家人。然而，他认为宋朝学者的新儒学——里面充斥着以印度思想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理念——会威胁国家统一。因此，他阻挠这一新儒学的发展，同时在试图恢复本民族的政治权威之前，他还力图扫除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的影响。由于新儒学是以佛教观念解释的儒家思想，因此这意味着这位皇帝是在试图恢复纯正儒学的本来面目。于是，明朝学者们重新捧起了汉朝注疏，一个考据学研究的时代就此开启，并在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发展至鼎盛，产生了大量著作。
日本学者追随其后，也将目光转回到本国的古代历史。出现了一些用汉语写就的优秀历史著作，其中包括两百年前在水户藩藩主指令之下编纂完成的《大日本史》。这些著作以激昂的笔调表达出对那些像镰仓时代末期的楠木正成那样自我牺牲的忠勇之士的崇敬之情，唤起读者心中对于恢复皇权的渴望。
这一时期曾出现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有位知名学者以尊崇印度和中国圣贤而闻名在外，一次有对手问他：“你这么敬爱那些大师，如果有一支军队要进攻日本，佛陀是统帅，孔子作副帅，你会怎么办？”这名学者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会砍下释迦牟尼的头，把孔子的肉腌入盐水！”
这团熊熊烈火，在一个世纪之后，点燃了赖山阳[62]手中的火炬，他以诗意的篇章铺陈出这个国家的历史。至今，日本年轻人仍然可以从这些著作中感受到当年鼓舞他们祖辈投身革命的那股强烈的狂热之情。
对纯正的日本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成为风尚，本居宣长和村田春海两位大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关于语法和语言学的鸿篇巨制涉猎全面，当代学者不能赞一辞。
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神道教的复兴。这一祖先崇拜的纯正仪式，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在日本存在了，只是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自佛教传入，特别是在空海对佛教进行了天才性诠释之后，这一国民宗教始终是以作为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本人为核心，因此它的复兴必定意味着爱国主义的自我觉悟。
佛教在幕府时期虽被赋予了世袭的特权，但幕府那世俗平和的态度削弱了佛教各宗派的影响力，使得其在面对神道教这股被唤醒的能量之时，根本毫无招架之力。正因为如此，佛教寺院庙宇内的珍藏才会令人惋惜地遭到破坏并散落民间，僧众、主持全部被强制转佛为道，否则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实际上，神道教这些新皈依者们的热情往往会进一步助长这股强制改宗的毁灭火焰。
毫无疑问，唤醒日本国民的第二个因素便是西方国家入侵亚洲对日本独立所造成的威胁。荷兰商人一直是我们了解当今世界时事的窗口，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欧洲强大军队对东方的征服。
我们看到印度这块承载着我们最神圣记忆的圣土，因其对政治的冷漠、组织的散乱以及敌对派系之间无谓的嫉妒争斗而丧失了独立——这可悲的教训让日本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团结的必要性。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东方各国前赴后继纷纷在越洋而来的黑船面前屈服的事实，唤回了日本人对于昔日元朝蒙古舰队的可怕回忆。女人们开始祷告，男人们则磨起了手中的刀剑，三个世纪的太平盛世让这些利剑如今已是锈迹斑斑、哀声连连。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父亲，当代日本之所以如此强大，很多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写了一首意味深远的短诗，诗中充满了这个国家自强不息的雄风气魄，诗文大意如此：昔时神威伊势风，元寇舰队一卷空，虔祈独自双膝跪，天公再尽威宏功。为铸造利炮守卫边境，早已习惯了与静逸仁爱之音为伴的造型优美的寺钟被从历史悠久的钟楼上摘走投入熔炉。女人们也将自己的梳妆镜投入这座燃烧着熊熊爱国炽焰的熔炉之中。不过，这个国家的掌舵者们十分清楚，一旦毫无准备地贸然投入抵抗所谓西方蛮夷的战争之中，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是要力图慢慢阻止这股武士热情的狂潮，并尝试着打开国门，恢复与西方的交流。许多人，比如井伊扫部，因主张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应轻率投入抗争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一直对这些人心怀感激，此外还有那些武装而来的美国使节，他们的国策以启蒙的精神而非自我扩张之意打开了日本的大门。
第三个推动力来自南方的大名，这些人是丰臣秀吉时代的贵族及德川家康同僚的后裔子孙，他们一直对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耿耿于怀，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他们几乎被贬至了世袭家臣的地位。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的诸侯们经常怀念他们过去的辉煌，并常为那些因触怒江户幕府而逃离的人提供庇护。因此，他们的领地成了可以自由呼吸新鲜革命气息的沃土。正是在那里，诞生了为日本带来新生的伟大政治家，在那片土地之上必定可以找得到时至今日仍指导着日本的那些伟大精神的根源。这些势力强大的大名提供将帅士兵，推翻了幕府统治。同时荣誉也应归于亲藩大名水户家以及幕府本宗的越前家，这两家携手努力使得日本得以快速实现和平过渡，他们发起放弃领地的壮举，所有大名和武士均参与其中，将世袭数代的领地归还天皇，并与这片土地上最底层的平民一同成为平起平坐的国民，实现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因此明治维新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熊熊火光，围绕在天皇再度升起的神圣光环周围，忠诚作为日本伟大的国民信仰再获重生。德川时代的教育体系通过当地僧侣管理的乡村学校来为男孩和女孩平等地传授阅读和写作知识，这一体系为当前的初等义务教育奠定了基础，《教育令》在明治政府推出的第一批法案之列。于是，不分高低贵贱，所有人在这振奋全国上下的伟大新气象中意气风发、团结一致，使得连军队中最低级的小兵也勇于像武士一样光荣赴死。
尽管政争不断——这是1892年[63]天皇御批的立宪制度之下的必然又不自然的产物，但是天皇一句话即可安抚政府与反对党，让双方都恭恭敬敬地闭嘴安静下来，即便是在他们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例外。
前此律令均未达亿兆一心，天皇遂下谕旨《教育敕语》，让其为日本国家伦理奠基，并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具体贯彻。
与此同时，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近代科学的神奇就在日本唯一对外开放、有荷兰商人往来的港口长崎吸引着对其感到好奇、惊异的学生。从那里习得的地理知识为他们打开了人文学科的新眼界。人们对于西方医学和植物学的学习起初则是异常艰难。欧洲的战术自然是武士们最希望学习的内容，而这却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因为在幕府眼中，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为了挑战幕府统治的权威。读起关于这些学习西方科学的先行者们的历史，难免让人感动心碎。就在西方考古学家通过研究罗塞塔石碑，解开了古代文明之谜的同时，日本的这些学者却正孤影只灯地悄然埋头于对荷兰文字的解读之中。
对于17世纪耶稣会进入日本的那段往事——当时耶稣会的进入最终以岛原之乱结束，天主教教众遭到了可怕的屠杀——的记忆，曾导致日本发布禁令，禁止打造一定吨级以上的航海船只，并规定只有官方指定的人可以与荷兰人打交道，除此之外，任何人若擅自与外国人交流，则会被处以死刑。这些规定如铜墙铁壁一般，将西方世界挡在了外面，因而那些具备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若想在那些偶然迷航来到日本海岸的欧洲船只上找到出路，则需要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魄。
然而，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不会被压制。为防御敌对势力和南方大名，幕府需要为内战做好准备，这为法国军官进入日本提供了机会；而法国要遏制英国在亚洲扩张的这一野心也是促成此事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