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禅相嬗（第1页）
第三章道禅相嬗
茶与禅的关系举世皆知。上文已经讲述，茶道源自禅宗仪式的发展演化，然而道教始祖老子之名亦与茶道沿革息息相关。记载风俗起源的中国启蒙书籍中，讲到给客人奉茶的礼仪由老子高足关尹创始，书中记述，他在函谷关为“老君”奉上了一碗金色仙药。这些故事的真伪固然可以慢慢探究，但这至少提示了道家早在很久以前便有了饮茶的传统，因而极具价值。不过，我们对于道与禅的关注，主要在于两者对人生与艺术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在茶道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有外文著作能对道教与禅宗的教义进行透彻解析，尽管已经有过许多尝试。
翻译注定是一种背叛，正如一位明朝作家所言，翻译充其量只是窥见锦绣背面，尽管针脚皆在，却无从探看其色彩与花纹之精妙。然而，轻言之下何存大道？古之圣贤从不将教诲总结为系统。他们的言语常自相矛盾，只恐过于明确的论断会掩盖真实。他们始于愚言，却让听者获得智慧。老子曾以他独特的幽默讲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道如其文，意为“路径”。道的译法多种多样，有人将其译为“theWay”（道路），有人将其译为“theAbsolute”（绝对），抑或“theLaw”（法则）、“Nature”（自然）、“SupremeReason”（至理）、“theMode”（方式）等。这些译法都不算错，因为道家在使用这个字眼时，根据主题不同，其意义也会随之变化。对此，老子是这样描述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与其说“道”是路径，倒不如将其理解为“通路”。它是宇宙变迁之精神，即永恒的新生，永恒的成长。道如道家钟爱之龙图腾般蜷身盘首，又如云卷云舒般自在。道，或许可称之为“大易”。从主观来说，道乃宇宙之气，相对便是其绝对。
首先我们应该记住，道与其正统继承者禅宗同样，展示了中国南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它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北方集体主义思想形成了某种对峙。中国疆域广阔，可与欧洲比肩，穿行其中的两大水系孕育了各自独有的气质。长江与黄河就如同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即使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统一，中国南方的思想与信仰依旧与他们的北方同胞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如同拉丁族裔与日耳曼族裔间的差异。在往来交通较今日更为困难的古代，尤其是封建时代，这一思想上的差异尤为显著。其中一方对艺术与诗歌的诠释与另一方截然不同。在老子及其弟子以及长江畔自然诗人先驱屈原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与同时代北方文人所追寻的无趣道德思想完全无法相容。老子，乃是生活在基督纪元前五百年的人物。
道家思想早在老聃（意为长耳）出现前便已萌芽。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易经》成了老子思想的先驱。但在公元前12世纪，伴随着周朝建立，古代中国文化到达顶点，对律法与风俗的尊崇为前人所未有，因此个人思想的发展也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抑制。一直到周朝分崩离析，中国进入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自由思想才开始结出瑰丽的果实。老子、庄子同为主张新派的南方人，而孔子则率领门下弟子力保古老传统。若要理解道家，须掌握一定的儒家知识，反之亦然。
道家所谓“绝对”之“相对”，已在上文有过阐述。而在伦理方面，道家极为排斥社会律法道德。因为在他们眼里，正邪善恶皆为相对之词。定义便是限制——“一定”与“不变”仅仅是表达停止成长罢了。屈原有云：“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我们的道德规范诞生于已然成为过去的社会必要性，难道社会应该始终保持旧态吗？为遵守社会风俗，难免使得个人不断为国家做出牺牲！而教育则为了维持那种强大而虚幻的道德体系，纵容了某种程度上的无知。人们受到的并非增长德行，而是规范行为的教育。我们正因为自我意识的膨胀而丧失了道德。正因为深知自身之恶，才绝不会原谅他人。我们害怕对他人道出真相，才会以良心作为伪装；我们害怕对自己道出真相，才会以虚名作为掩饰。世间如此荒唐，谁又能恪守严肃！以物易物的精神随处可见。忠义！贞洁！瞧那些四处兜售善良真诚，更以此扬扬自得的贩子。就连所谓的信仰也能以金钱交换。那不过是用鲜花和音乐装点出的平庸伦理之学。剥去教会堂皇的装饰，还能余下何物？信者以祈祷换取天堂之路，良民以守法谋得立身之所——如此廉价，才使这些“信仰”异常繁荣。快快收敛自己的锋芒吧，若让世间知晓你的真正才学，必然会被推上拍卖台落入价高者之手。为何芸芸众生如此热衷于推销自己？那何尝不是一种源于奴隶制时期的本能行为？
道家思想之雄浑壮阔，不仅体现在它引领了后世的思潮运动，更在于它突破了同时代的思想体系。在将分裂扭转为统一，甚至形成“中国”这一概念之源头的秦朝，道家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力量。如果有时间去细数道家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数学家、法家、兵家、玄学家、炼丹家以及后来长江流域自然派诗人的影响，想必又是一件趣事。我们甚至不能忽视那些质疑“白马非马”[7]、“坚石无白”[8]的思辨者，以及六朝那些如禅门圣哲那般沉迷于探讨纯粹与抽象的清谈家们。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向道家致以敬意，因为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做出了莫大贡献，使其拥有了“温润如玉”这一内敛而优雅的气质。纵观中国历史，无论王族抑或隐士，道家弟子都毫无差别地向他们传授着这些信念，并结出了各种妙趣横生的果实。这些故事里必然充满了不可或缺的趣味和教训，同时也不乏逸事、寓言和警句。在那些故事中，我们可以与那位从未生存因此永不逝去的快乐皇帝促膝而谈。可以随列子御风而去，体会寂静无为之感，皆因我们自身亦化作风，不从属于天地，与天地之间的河上公[9]一道止于虚空。就连如今中国那荒诞不经，徒存其名的道教，依旧能让我们陶醉于其他宗教所不能给予的奇思幻想中。
然而，道家给亚洲人生活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美学领域。中国历史学家常把道家看作“处世之道”，因为道家对应的是现世，亦即我们自身。神与自然融汇为人，人又分开了昨日与今日。“当下”是流转的“无穷”，是“相对”的所在。“相对”追寻“调和”，“调和”即是“艺术”。生命的艺术在于对我们所处环境地不断调和。道家认为人世从来如此，故采取了与儒家及佛教截然不同的态度，试图在这纷扰凡尘中寻觅美好。中国宋代曾有三圣品醋的寓言，很好地解释了儒、释、道三者的教义区别。过去，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站在象征人生的醋瓶之前，各自以指蘸醋放入口中品尝。孔子谓之酸，佛陀谓之苦，而老子则谓之甘。
道家主张，若人能够追求天人合一，则人生之喜乐会更上一层楼。维持万物调和，谦让他人的同时不失却自身立场，这便是人生舞台上的成功秘诀。我们为了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必须看清这场人生大戏的全貌。为了考虑自身，切不可忘记考虑整体。老子最擅长用“空”的隐喻来向人们阐述这个道理。他认为物的本质本为“空”。例如屋子，其实质为屋顶与墙壁所包围的“空”，而非屋顶与墙壁。水瓢的真正用处在于可容水注入的“空”，而非其形状质地。“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唯有存在于“空”，才让运动成为可能。若有人能虚怀若谷，万物不为他所阻碍，那么他便是一切的主宰。整体，是始终能够主宰局部的。这些道家思想对我们一切行为的指导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包括了剑术与相扑运动。一种名为柔术的日本自卫术，其名称就来自《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柔术以不抵抗（即“空”）来诱使敌人耗尽体力，与此同时保存自身力量，以便最后一击制胜。在艺术方面，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则表现在暗示和留白这些手法中，给观赏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这样一来，观赏者的视线就会被一幅伟大画作所吸引，甚至让他融入绘画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空”就存在于其中，等待你去填补，达成唯美感情的极致。
领悟生命艺术的人，便是道家所谓的“真人”。真人初生到人间，便进入了梦的国度，唯有在迎来死亡的那一刻，他才会梦醒，回到本初的现实中。真人韬光养晦，以融入俗世的蒙昧。他“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10]他的人生三宝，即为“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
此时我们再来关注禅宗，就会发现它强调了道家教诲。“禅”一字来自梵语“禅那”（Dhyana），意为“入定”。禅宗主张通过入定观想证得无上智慧。禅宗弟子认为，禅乃成佛道六波罗蜜之一，释迦牟尼在晚年教导门徒时格外强调这种修行方式，并将修禅方法传授给了大弟子迦叶[11]。根据传说，禅宗初祖迦叶将妙法传予阿难[12]，又自阿难顺次传承，由第二十八代弟子菩提达摩承袭。菩提达摩于6世纪前叶来到中国北方，成为中国禅宗初祖。关于这些祖师及其教诲，已经没有确凿的文献可以证明。以哲学目光来审视禅宗，会发现上古禅学一方面与龙树[13]的印度式否定论相类似；另一方面又与商羯罗建立的“梵我如一”论有一定渊源。今日我等熟知的禅宗教诲，其首倡者应是南禅（因其势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而得名）开山鼻祖——六祖慧能[14]。慧能之后，马祖道一[15]大师继承衣钵，他使禅的影响力渗透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中。马祖弟子百丈[16]建立起第一座禅寺，他同时也是禅林清规的制定者。纵览马祖禅师以后的禅辩记载，会发现长江流域的个人主义思想逐渐取代了先前的印度式理想主义，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思维定式。无论再怎么坚持禅道之间的宗派之别，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南禅教诲与老子及清谈家的思想存在相似之处。《道德经》中早已对专注精神的重要性，以及正确调息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而这正是进入禅定的必要条件。甚至《道德经》的一些最佳注疏，也出自禅门学者之手。
禅宗与道教同样，尊崇相对的世界观。曾有禅师如此定义：禅乃“面南观北斗”的艺术。唯有通晓了事物的相对面，才能获得真理。同时，禅宗还与道教同样，强调个人主义。凡与我等心意流变不相关的，皆为虚妄。六祖慧能曾见二僧争论塔上飘扬之经幡。“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然而慧能却对两僧说：“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百丈与一弟子行于林中，忽见一野兔闻声而逃。百丈问弟子：“为何兔子见你而逃？”弟子答：“恐是怕我吧。”祖师说：“并非怕你，乃是你有杀性。”[17]这番对话又让人联想起道家庄子的话。一日庄子与友在河岸游玩。庄子看见水中游鱼说：“鱼在水中畅游，其乐融融！”朋友问：“你不是鱼，如何知道游鱼之乐？”庄子反问：“你不是我，如何知我不知鱼之乐？”[18]禅宗时常反叛正统佛门清规，一如道家时常挑战儒家教义。禅宗思想具有深刻的洞察，因而言语反倒成了思想的阻碍。人们对佛教经典的种种解读，往往只反映了他们个人的观感，反倒模糊了教义的真正内涵。禅宗强调与事物的内在精神直接交流，将那些外部附属视为通往真理的阻碍。正是这种对抽象奥妙之爱，让禅宗如同一幅质朴的黑白水墨，而非传统佛教精巧瑰丽的彩色绘卷。一些禅师甚至努力打破对偶像与仪轨的依赖，从自性中挖掘佛性，从而成了偶像破坏主义者。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丹霞禅师[19]用庙里的木佛劈柴取暖，有人在一旁惊恐：“你怎可亵渎佛陀！”禅师闻言平静地回答：“我想从木佛中烧出舍利。”那人愤然反驳：“木佛怎能烧出舍利！”丹霞禅师便说：“既然烧不出舍利，它便不是佛，既然不是佛，又何来亵渎佛陀之说。”说完，他便兀自烤起火来。[20]
禅对东方思想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即认同俗世与精神同等重要。禅宗主张，从大的相对性来看待事物，便会发现万物无大小之别，一沙亦是一世界。追求极致者需从自身的生活中发现内在的灵光。从这一点来说，禅寺组织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住持外，每一名禅僧都被安排了照看寺院的特定工作。而奇怪的是，新入禅门者通常都被分配到较为清闲的工作，反倒是最受敬重，修行最深的和尚，要去干那些最卑微繁重的活计。这些工作构成了禅宗修行的一部分，无论多么琐碎的工作都必须完美无缺地践行。如此一来，许多深刻的禅辨，就在庭中除草、伙房切菜或案头奉茶的过程中完成了。茶道的所有理想，全部来自禅宗从琐碎处照见大观的精神。可以说，道家奠定了茶道美学理想的基石，而禅宗则将理想付诸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