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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乔治·霍尔姆斯

但丁与乔托时代

1300年前后，意大利部分地区文化成果激增，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大城市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商业成功又催生出更加城市化的文明，与之前的意大利社会或者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都不一样。然而，也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佛罗伦萨、锡耶纳和比萨都位于托斯卡纳地区，这些城市的思想演变均受到古罗马记忆的影响，虽然古罗马已不复存在，但古罗马的精神仍然鲜活于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著作之中，附身于城市各处宏伟的纪念碑上。现代罗马也产生了同样强烈的影响。罗马既是天主教皇的罗马，也是西方教会的首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明不得不与基督教会或易或难地同生共存。

新一代创作者中最伟大、最具独创性的是《神曲》的作者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年）。与中世纪时期的北欧语言不同，1250年之前几乎追溯不到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严肃诗歌。但丁早年师从托斯卡纳不同城镇中的多位绅士诗人，后来写出一首结构复杂的长诗，这首诗就像荷马史诗之于希腊一样，一直主导着意大利人的精神世界。1302年，但丁被逐出佛罗伦萨，1321年去世，《神曲》就是在这段流亡岁月中创作的。《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部分在形式上完全对称，由虚构出来的但丁联系在一起，他造访了宇宙的三个层次。古老诗歌传统中的爱情偶像比阿特丽斯则化身为一位得到救赎并且全知的天堂住民。这首诗的主题非常广泛，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中可以窥见但丁本人的生活，以及当时意大利所面临的很多迫切的问题。政治问题是书中的重头戏，比如大家族和派系主导的城市冲突，以及教皇想要成为意大利神权皇帝的政治主张。但丁可能也深受方济各会精神派的影响，他从中得到了（至少一度得到了）关于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未来命运的启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天堂》，表明他接受了中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卒于1274年）的哲理神学。阿奎那曾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圣经》的启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大部分哲学研究都是在巴黎完成的。当时意大利已经拥有了几所重要的大学，包括博洛尼亚著名的法学院和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学，后者因致力于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医学著作而闻名。然而，但丁在很大程度上是佛罗伦萨孕育出来的，他将这座城市的新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佛罗伦萨在思想上部分地摆脱了教会和学术的支配，而且当时还没有大学，因此是一个适合培育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孵化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新人文主义精神将在意大利文化中发挥主导作用。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特别重视视觉艺术。人文主义的表达手段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绘画和雕塑。视觉艺术的复兴始于佛罗伦萨，也有人认为，复兴同样始于罗马，以及受罗马影响的阿西西。锡耶纳和比萨也很重要，因为在那里尼可罗和乔瓦尼·皮萨诺父子开创了对罗马雕塑遗迹的模仿，很快便发展成一种新的塑像自然主义。乔瓦尼·皮萨诺在皮斯托亚的圣安德烈教堂、比萨教堂和锡耶纳教堂的人物造型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文艺复兴艺术史上有几个阶段都是雕塑先于绘画出现，人们往往认为这个观点适用于13世纪晚期的乔瓦尼·皮萨诺，也适用于15世纪的多纳泰罗和吉尔贝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16世纪的米开朗基罗。不管怎样，文艺复兴的很多特征似乎已经在乔瓦尼温和却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中有所体现，下一代的画家在某种程度上模仿的是乔瓦尼·皮萨诺和阿诺尔福·迪·坎比奥创作的石像，而不是道法自然。

13世纪的绘画与方济各会密不可分。方济各会是成立最早也是最成功的新托钵僧会，修道士们涌入意大利，兴建庞大的修道院，改造了城市的面貌。方济各会促进了对圣方济各（卒于1226年）生平故事的视觉呈现，在方济各会发祥地阿西西建造的宏大双层教堂，包含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绘制的系列壁画，为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层大教堂中介绍圣方济各生平的一系列壁画最为引人注目，为圣博纳旺蒂尔的文字记载提供了视觉解读，后者记载的一些故事，比如圣方济各向鸟类布道，都在壁画中得到了呈现。

阿西西的大部分画家都名不见经传，创作圣方济各生平系列作品的画家们同样也是无名之辈。人们普遍认为，教皇的赞助和影响促使罗马画家完成了大量的壁画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大多在16世纪和17世纪建筑翻新的过程中遭到破坏，但重新审视古罗马传统的思潮似乎一直都很活跃。这种思潮在阿西西尤其明显，给来自北方的艺术家们带来了启示。在阿西西受到最大启发的画家莫过于乔托（卒于1337年）。乔托生于佛罗伦萨，当时可能在阿西西工作。乔托可能在帕多瓦遇到过流亡中的但丁，如果是这样的话，文艺复兴美学传统的两位主要奠基人便形成了联结。乔托到帕多瓦是为了给阿雷纳礼拜堂内部装饰壁画，这是他现存的最重要的作品。这座礼拜堂是由一位富人出资建造的，他一时冲动的决定想必是受到了阿西西的鼓舞。乔托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描绘圣母玛利亚、玛利亚之母安妮和基督生活的场景。这些场景因富有戏剧性而引人注目，每个场景都相互衔接，呈现出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悲剧**锋。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乔托试图给每个场景都赋予空间真实性。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布鲁内莱斯基发明了数学透视法，莱昂纳多展开了更多的科学探究。按照他们的标准，乔托的画面空间显得原始，透视也很粗糙直白，主要基于几个人物与一个简单建筑空间（通常是室内）之间的关系。然而，艺术的飞跃来得猝不及防，画家们开始将人物置于空间的显著位置，而不是简单地在概念上将其与空间及其他人物相联系。另外，也更加强调人物的刻画，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收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的祭坛画《宝座上的圣母子》，相比于意大利13世纪创作的大量板面画，这幅作品在自然主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按照传统，祭坛画一般放在祭坛后面，也有狂热的民间宗教，特别是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其他修道会，要求在游行队伍中携带。这类画具有象征意义，但缺乏现实性。但这种心理正在发生转变。

锡耶纳绘画和彼特拉克

与乔托同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是锡耶纳的画家杜乔（卒于1318年）。锡耶纳虽然没有佛罗伦萨面积大，但也是著名的商业中心。1348年黑死病暴发之前，锡耶纳拥有与佛罗伦萨同样辉煌的视觉文化。锡耶纳人在13世纪建造了自己的大教堂，14世纪初希望把它扩建成世界上结构最宏伟的教堂。但由于地质不稳定，1348年又出现了人口灾难，这个愿望并没能实现。杜乔被指定创作放在大教堂祭坛后面的《宝座圣母像》，以赞美锡耶纳传统的保护神——圣母和她的儿子。这幅画完成于1311年，是一系列木板画中的一幅。这些画详细地描绘了基督的生活，特别是在基督受难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杜乔的关注点与乔托不同，他对空间和人物没有太大兴趣，但他非常擅长呈现生动的故事，他的人物比乔托更优美，构图也更典雅。《宝座圣母像》（创作于1309—1311年）与阿雷纳礼拜堂中的壁画（创作于约1305—1310年）几乎是同期创作的，二者都是雄心勃勃的作品，描绘了基督的生活。有意思的是，两位画家的出生地相距只有50英里左右，这充分展现了意大利的创造性——相隔不远的地方竟然可以发展出两种如此强大却又截然不同的传统。

14世纪上半叶，锡耶纳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画家。杜乔之后，空间表现的发展比佛罗伦萨更进一步，特别是安布罗乔·洛伦泽蒂（卒于1348年）的作品。他的画作《献于圣殿》（创作于1342元）现藏于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展现了发生在一座精致的教堂里的《圣经》场景。教堂的侧廊和圣坛逐渐消失融入画面的背景之中，这让乔托的空间自然主义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此之后，直到下个世纪之前，空间自然主义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洛伦泽蒂之前在锡耶纳市政厅创作了以好政府与坏政府为主题的一系列壁画，生动诠释了这座共和城市的政治理想。有些场景是讽喻性的，其中有两个保存完好的场景，一个是《治理良好的城镇》，另一个是《治理良好的乡村》。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锡耶纳周围乡村的全貌，描绘了从城市到海港绵延40多英里的景色，这当然不符合现实，却是乡村画的一种大胆尝试。它展示了没有围墙封闭，由田野和山丘组成的现实空间。同样地，14世纪也没有出现过能够超越或者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

另一位重要的锡耶纳画家西蒙·马丁尼（卒于1344年）生前为法国的教皇宫廷作画。罗马教皇从1305年到1377年一直居住在法国。有人认为，这种“巴比伦之囚”的状况使意大利和罗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教皇的宫廷，也失去了教皇对艺术和学术的赞助。西蒙·马丁尼在法国遇到了另一位被流放的意大利人——作家彼特拉克（1304—1374年）。他显然为彼特拉克的心爱之人劳拉作过画，并且得到了作家的赞赏。这是继但丁和乔托会面（也可能只是传说）之后，艺术家与作家的又一次会面，预示着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之间即将展开充分又重要的交流。彼特拉克经常被视为人文主义的奠基人，尽管他大部分时间并不住在意大利。他接受的是世俗教育和知识传统，这一传统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公证人这个职业，在意大利相当于现代律师，需要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书写正式文件，由于拉丁语很重要，公证人经常会饶有兴趣地阅读西塞罗的古典著作。彼特拉克的父亲就是一名公证人，子承父业，彼特拉克本人曾在博洛尼亚接受过一些律师培训，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彼特拉克跳出了早期传统，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很难想象还有哪位文学艺术家在创造文学体裁方面如此多产：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他的意大利语诗歌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深远；他开启了对拉丁语文本和对话的科学研究；他描绘了古罗马英雄们的生活；他模仿维吉尔创作了一首拉丁文诗歌；他对大学里盛行的经院哲学传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彼特拉克以写作为生，1341年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下令，在罗马为他加冕桂冠。他是第一位现代文学家。

要了解彼特拉克的思想本质，最好看看他的《秘密》，这本著作的主体完成于1347年前后，是一部对话体作品，文艺复兴后期创作的数百个对话体作品都以此为原型。书中有两个角色——以圣奥古斯丁为原型的奥古斯丁和以彼特拉克的名字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为原型的弗朗西斯，他们的讨论代表了彼特拉克思想中两种矛盾的倾向。奥古斯丁代表严厉的基督教教义，认为今生不过是为死亡作准备，而弗朗西斯则展现出彼特拉克对诗人身份赋予他的爱与荣耀充满依恋。这场辩论悬而未决。彼特拉克充满矛盾。他身为一名诗人，有自己的情人，却又纠结是否修道生活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在《秘密》中，他描绘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文化都无法解决的潜在困境：应该如何调解罗马异教中的文学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因为植根于罗马异教的文学人文主义崇尚世俗目的，基督教与各宗教派别则宣扬自我否定和虔诚，这两种想法在意大利世界都有着深厚的根基，许多人都试图进行调和，比如下文中将要提到的马西利奥·菲奇诺和米开朗基罗，但他们都没有解决问题。

与彼特拉克同时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乔凡尼·薄伽丘（1313—1375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启发了更多的现代作家，但他扎根于佛罗伦萨，并偶尔出任城市的公使。薄伽丘最著名的作品是《十日谈》。作品由一连串虚构的故事组成，讲述的是佛罗伦萨绅士在逃离1348年瘟疫时发生的故事。《十日谈》用意大利语创作，是城市故事的文学改编，诙谐、荒诞，常常反对教会权威或者包含**的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展现了意大利人想象力另外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式。薄伽丘的小说、彼特拉克的诗歌，还有《神曲》文学，使意大利语文学在一百年内迅速崛起，达到的高度至少可以与中世纪的法国和德国相媲美，甚至可能更胜一筹。为什么不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薄伽丘本人也醉心于古典文学，在面对观念的冲突时，他选择将意大利人的思想转入了另一个方向。他最后的作品之一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异教神的谱系》，以一种基督徒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述古典故事。作为古典传说的宝库，这本书经久不衰。结果到了下个世纪，也就是15世纪，意大利语古典人文主义作品层出不穷，但一流佳作却变得凤毛麟角。从一种意义上说，意大利天才们的才华枯竭了，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意大利天才们变得更加多才多艺。

人文主义革命

人文主义学术与著作数量激增，标志着15世纪初对城市生活和基督教的双重背离。人文主义成功的条件之一是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期间（1378—1415年）教皇权威的崩塌。大分裂发生在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从阿维尼翁返回罗马之后，枢机主教团分裂，导致整整一代人分别支持两个对立的教皇。在教皇权力衰微的情况下，由首相、文书长科卢乔·萨留塔蒂等人推动，佛罗伦萨对古典文学的热情日渐高涨。1415年后，教会在罗马复归统一，教皇的威望和财富得到恢复，教廷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重要赞助人之一（此前教皇的赞助于1305年戛然而止）。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人文主义者也建立起更加紧密而重要的联系。“人文主义”是一个不准确的词，只能理解为追求古典文学与思想的最高文化价值。虽然这个定义很模糊，但它表达出来的直觉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对意大利人至关重要。

佛罗伦萨-罗马人文主义学派推动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和影响力的文学创作，将古典模式改编为现代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书写一种新的历史，也就是模仿罗马历史学家，对世俗事件进行连续的叙述。之前的写作规范是编年史，将事件置于基督教天意的框架中，从上帝创世到基督转世，再到教会的演变。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莱昂纳多·布鲁尼（1370—1444年）和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首相一样，在诸多人文主义领域都著述颇丰。他创作了一部很长的《佛罗伦萨人的历史》，采用了外部框架，以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繁荣、罗马帝国的衰落及佛罗伦萨的现代复兴为背景，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这本书只是一个萌芽，表明编写世界史也可以从撰写古典文明到中世纪，此后文化在现代世俗城市中再度走向繁荣这一系列的历史。可以说，布鲁尼开创了一个认识过去的新思路——与天意历史相对的文明历史。这个思路很快就变得非常普遍。

布鲁尼书写的历史，其核心是共和城市。佛罗伦萨是自觉的共和城市，与具有攻击性的专制城市米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城市的宣传需要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著作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共和城邦政治思想，而布鲁尼也是这一思想的主要缔造者和推动者。中世纪时关注的焦点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中世纪经常将政治视为半神学。与新历史观一样，新的政治思想打破了这种传统。布鲁尼等人将建立独立的共和城市作为主题，根据世俗社会公民的需要决定政治目标，促成了原始功利主义的诞生。新的政治思想在15世纪得到了广泛的实践，甚至在很多地区被改造为支持专制政府的思想。事实上，专制政府在意大利至少和共和政府一样常见。

尽管人文主义起源于对异教经典的喜爱，但它并没有与教会权威发生严重冲突，教皇们非常乐意赞助将修昔底德和其他希腊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特别是尼古拉斯五世（1447—1455年在位），因为教皇们想要重建罗马，恢复古代的荣耀。即使是罗马人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运用高超的语言技巧批评《圣经》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和几位经院哲学家翻译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也没有破坏古典主义和基督教的友好联盟。

罗马人文主义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年），他用意大利语撰写了这一时期唯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品《论家庭》。这是一部关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著作，对传统的政教关系仍然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主题是世俗城市背景下的家庭。然而，阿尔贝蒂的独创性不止于此。他开启了人文主义和视觉艺术的结合，让意大利艺术从15世纪初开始进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辉煌。阿尔贝蒂的《论绘画》（创作于1436年）是一部富有且博学的人文主义者受到艺术工匠（普遍认为是当代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启发而完成的作品。这本书有两个成就：首先，它确立了一套新的绘画目标——用透视法自然地再现场景，让人物外貌展现真实的情感，并使用自然的色彩讲述故事，避免装饰性的金银色；其次，它宣告了艺术家是和文学人文主义者一样的文化人，不同于掌握具体技巧的工匠。佛罗伦萨的大人物们曾经盛赞乔托，如今阿尔贝蒂将成为有教养的绅士们的座上宾。阿尔贝蒂还写过一本建筑方面的书，他在书中主张对城市进行规划并采用古典风格。这本书也契合了当时的知识风气，富有创新精神，书中的观念影响极其深远。在布鲁尼转变意大利人思想的同时，阿尔贝蒂在改变意大利面貌方面作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

人文主义和艺术

阿尔贝蒂的灵感来自佛罗伦萨发生的视觉艺术革命，代表人物是建筑家兼雕塑家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年）和雕塑家多纳泰罗。和1300年一样，此时雕塑的发展比绘画快了一步。假如没有文学人文主义者助力，这场新视觉艺术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学人文主义者提倡古典模式，并促成对新作品的赞助。新运动也离不开能工巧匠的技能。布鲁内莱斯基运用高超的技术模仿罗马的万神殿圆顶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式圆顶，在佛罗伦萨哥特式大教堂的十字结构上方成功地设计出了穹顶。还有多纳泰罗的作品《朱迪思和霍洛芬斯》，其复杂的青铜铸造也需要精湛的技术。佛罗伦萨是一个富裕的社会，有许多杰出的能工巧匠，人们对宫殿装饰也饶有兴趣。然而，艺术变革的基础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一个始料不及的决定，便将其转向了古典模式。

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英诺森孤儿院凉亭在建筑风格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从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的哥特式尖顶拱门，变成了罗马建筑的圆形拱门。这样一来，开创一种以圆形和方形为基础的建筑风格成为可能，与过去哥特式的设计构想非常不同。中世纪的教堂里基本上都有一条去往圣坛的长长通道，而现在的趋势是建造圆顶和圆拱门围成的同心教堂。布鲁内莱斯基在设计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和圣灵大教堂时就采取了这种做法。接下来是阿尔贝蒂，他的建筑更加理性，建立在对罗马现存遗迹的研究之上，其代表作品之一就是曼图亚的圣安德烈教堂，其巨大而沉重的拱门预示着后世教堂建筑的发展。多纳托·布拉曼特（卒于1514年）是下一代建筑师。他是伦巴第人，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在罗马完成的。在坐落于梵蒂冈山上蒙托里奥的圣彼得修道院中他终于设计出了完全同心的教堂。布拉曼特后来为尤利乌斯二世设计的新圣彼得大教堂，也是一座希腊十字形制的同心教堂，最初并没有其他大师们添加的巨大中殿。至此，罗马-地中海精神在建筑上取得了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