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001250年的意大利 中世纪政治概要（第2页）

在摧毁伦巴第王国的过程中，教皇消灭了他传统的敌人，解除了威胁；但是，当然，他得到了法兰克人这样一个强大到令人心悸的盟友。历任教皇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澄清自己与其法兰克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的一个例子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内容显示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将大片领土捐赠给其同时代的西尔维斯特教皇，这是教会的一项发明，后要求法兰克人认可这件中世纪著名的伪造法令为真，但现代人几乎可以确定它是在8世纪时被炮制出来的。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为查理曼加冕，宣布其为新的“罗马皇帝”，这一举措具有革命性意义，目的是试图将教皇拥有精神力量和法兰克皇帝拥有世俗力量这一关系确立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利奥的举动是一种务实和明智的权宜之计，认清了8世纪末的政治现实。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西罗马帝国的重生不仅使同时代人浮想联翩，也使后来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欧洲可以存在一个合法的“超级大国”，而这个大国的合法性和命运都与教皇的权力密切相关。后世的军队为了拥护各自的领袖称帝，从阿尔卑斯山以北南下，不辞辛苦挥汗赶到罗马，结果却死于疟疾，而一代又一代的意大利人看着他们的庄稼和牲畜被这些军队摧毁，肯定不会认为利奥的这一做法十分高明。

在意大利南部，比起遥远的北方某位国王建立帝国的雄心，阿拉伯人的到来显得更为重要。9世纪时，来自北非的船舰和军队逐渐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整个西西里。从现代世界的角度来看，西西里很容易被视为基督教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北非之间有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鸿沟。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是这样没错，而且欧盟成员国也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西里靠近北非大陆，而在地中海世界里，海上联系可以同陆地联系一样紧密（特别是离得最近的意大利本土是贫穷多山的卡拉布里亚地区），西西里本可以轻易变成伊斯兰世界的永久一员。事实上，两个半世纪后，诺曼征服将其纳入了一个新的、长久存在的意大利南部基督教国家；但此前这里的许多居民已经变成了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

特别是阿拉伯入侵者在加利格里阿诺河河口到那不勒斯北部修建起了坚固的军事基地，他们从那里出发，给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846年，他们甚至航行到了台伯河流域，洗劫了罗马的城外教堂，将使徒和殉道者的尸骨永远地散落丢弃了。这种情况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即使是410年、455年和1527年的罗马之劫中，洗劫罗马的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会掠走教堂的财宝，但不会侵扰圣徒们的安宁。在欧洲北部，我们习惯于认为穆斯林的扩张在8世纪早期达到了顶峰，直到732年普瓦提埃之战中被查理·马特击溃；又或者认为顶峰出现于17世纪末期，直到1683年扬·索别斯基解了土耳其人对维也纳之围；但在意大利，阿拉伯和穆斯林成功的**无疑出现在900年前后，西西里被成功吞并，甚至半岛上最大的一些城市也遭到了攻击。

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混乱状态，有赖于新兴的地中海贸易，8世纪和9世纪时意大利北部和南部逐渐出现了贸易重镇。其中，最著名的城市当数威尼斯，这主要归功于其之后创造了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在9世纪和10世纪时期，威尼斯只不过是众多富庶的新兴城市之一：威尼斯、巴里、阿马尔菲、萨莱诺、那不勒斯、加埃塔、比萨和热那亚。10世纪后期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在描述意大利的城市时特别称赞了阿马尔菲，赞美其为意大利境内“最繁荣、最杰出、最富裕、最奢华”的城市。

今天，如果任何人拜访阿马尔菲岛的岩石半岛，或者是威尼斯的潟湖（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远早于大陆出现排水系统、人们搭建起铁路和公路桥梁及建成梅斯特雷这样庞大的城市系统），可能都会惊叹于这些农业落后、地处偏僻的城市，究竟是如何崛起并获得巨大财富的；但从9世纪开始，海上贸易就可以使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偏远和独立甚至可能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如同古罗马和它的奥斯提亚港，或者中世纪欧洲的伦敦和巴黎，城市可以通过与强大国家的命运相关联而变得强大；但通过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它们可以同时满足不同政权对贸易的需求，因此也可以获得非凡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新兴的意大利海港就属于后者，它们可以在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意大利南部的伦巴第人，以及法兰克人世界之间开展贸易，利润丰厚。在政治上，意大利被多个权力集团瓜分，遭受了不小的苦难；但是，这些纷争对意大利商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且站在地中海地理和文化的十字路口。

在9世纪下半叶和1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南部的基本政治格局大体稳定；不过因为涉及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伦巴第意大利人，以及一大批基本独立的王室封邑和公国，而且所有人都在谋取各自的利益，所以从细节上看，这一格局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特征。然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随着加洛林王朝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的意大利王国的解体，根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加洛林王朝一样，9世纪初曾经强盛一时的王权逐渐陷入王位争夺者之间的内战，而外国侵略者的介入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阿拉伯人从位于普罗旺斯法拉克西内图姆的基地出发，沿着阿尔卑斯山西部和利古里亚的海岸线一路前进，入侵半岛的中部，而马扎尔骑兵从现匈牙利境内的根据地出发，突袭波河平原。在这种情况下，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意大利境内的各位国王不得不出钱收买贵族和主教，赏赐其大片土地，授予其如管理城墙、征收通行费和税款等权力，以此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正如一位敏锐的当代观察家所指出的，“意大利人更喜欢有两个国王，这样当他们试图控制其中一位国王的时候，就可以威胁他说自己要改为拥护另一位国王”。到950年时，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整个意大利都呈现出大大小小的权力集团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土面积较大，例如拜占庭在意大利本土南部建立的行省，或者北部边境的伊夫雷亚公国，而其他则仅仅占据很小的一块领土，例如加埃塔公国和威尼斯公国（后者的统治者被称为“达克斯”，或者公爵，后被称为“总督”）。

奥托王朝和诺曼王朝的干涉，以及帝国与教皇权力之争（961年至11世纪后期）

10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奥托王朝在北欧崛起为新的超级大国，同时期在意大利北部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由奥托王朝的国王们主导的。奥托一世发现半岛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国力疲弱，并受到查理大帝所开创的光辉历史的感召，他于951年首次侵略意大利，961年再次更加果断地出兵，第二次他得以加冕为“意大利国王”。962年，应罗马教皇的请求，他干涉了罗马的情势；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帝王的皇冠。

奥托的介入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对德国而言，意大利意味着巨大的帝国利益，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250年甚至更久。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现在的欧洲联邦的角度来看，这些好战的家伙并不值得特别的赞赏。意大利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被北欧人野蛮统治的遥远年代；而德国人则认为，那些皇帝本应该专注于建立和维系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德意志，这才是必须做的正经事，但他们却忙于危险重重而前途未卜的国外征伐，这无疑是很愚蠢的。当然，奥托和他的继任者们并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意大利是一个可以征税和盘剥的富饶之地。而且，既然意大利和皇冠都已经被纳入囊中，成为奥托王朝皇帝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放弃它们将被视为软弱的象征。大国往往很难体面地放弃其特权，即使它们显然已成为一种负担；正如英国目前所发现的，君主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都意味着庞大的开支，这都是帝国时代的遗产。

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德国的国王和皇帝对自己的权力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和所有9—10世纪的国王一样，他们对教会也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其统治的这两个特点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会对教皇事务进行直接干预。教皇在10世纪初陷入了罗马城家族政治的泥沼，有时甚至会明显损害其声望。例如，一位教皇甚至把自己的前任和仇敌的尸体挖出来，并对其进行严肃的审判。北方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皇帝，这重新鼓舞了一些想在罗马重建帝国的人采取行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一个困难而又微妙的问题，即如何区分教皇权威和帝王权力。

963—1046年，德国皇帝多次干预罗马事务，任命了几位教皇，在此过程中，偶尔有几次还罢免了前任教皇。罢黜的理由总是合乎道德的（在任者的腐败行为）；在10世纪，北欧人对罗马和教皇有了清晰的看法，而且这种观点持续了很多年——那里是拉丁人阴谋和腐败的温床，为正直的北欧人所不齿。但宗座上坐着的是一个顺从听话的教皇，从中德国皇帝显然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奥托三世统治期间（983—1002年），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选择居住在罗马，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的控制下，教皇近乎沦为区区一个主教。

实际上，帝国掌控的不过是教会所拥有的全部世俗权力，然而在11世纪下半叶，一场广泛的支持教会改革的运动影响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因此这种对教皇的控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创造一个纯粹的、孤立的教会制度，不受家庭、性别、金钱或世俗权力的影响和束缚。不可避免地，在改革者们看来，那种加洛林和奥托帝国教会觉得舒服（通常是完全满意的）的世界无疑太过颓废，并且与世俗生活的联系过于密切，因为各位主教（甚至教皇）通常是由国王或皇帝任命的，其任职徽章一直都是由后者颁发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皇必定是这场辩论的中心焦点。当时，各国教会都处于各自王室的控制之下，天主教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与此相对地，人们更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教会，这样的理想强调建立一个单独的、国际化的教会等级制度，教皇声称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教会领袖。11世纪下半叶，教皇颁布法令，一方面确立了自己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反对世俗权力介入教会事务，特别是反对当时统治者将戒指和权杖赐予主教以作为其职衔标志的普遍做法。由于高级神职人员往往也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力量贡献甚大，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和教皇之间的摩擦。当时在位的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和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这两位都是体魄强健且意志坚定之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分歧演变成了热烈的笔头论战，甚至演变成了公开的战争。

对教皇权力的发展而言，与皇帝展开公开斗争是一段英勇的历史，但其意义却并不一定十分重要，因为这场争论以妥协告终，即世俗权力放弃了任命主教时象征性的形式，但保留了至关重要的任命权。从长远来看，对教会历史更重要的是，一个缓慢但似乎不可阻挡的过程拉开了序幕，从此人们开始认同教会应该有自己的法律（教会法），教廷应该是这项法律的最终仲裁者。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上诉到罗马的案件都在稳步增加，并把罗马的教皇宫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法庭，或称为教会法院，拥有一大批官员。

11世纪时，帝国的权威不仅在罗马受到挑战，在意大利北部也是如此。事实上，早在10世纪就有迹象表明，帝国的政治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可能无法永远维系下去。10世纪和11世纪时期，北方的城镇居民变得越来越富有，起先是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样的沿海中心，但后来米兰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内陆城镇也是如此。渐渐地，这种经济力量转化为谋求自治的政治行动。

在德国开始介入意大利事务之前，意大利境内的皇权便已经开始衰弱，甚至追溯到10世纪上半叶旨在争夺意大利王权的各派势力之间旷日持久的内战。例如，916年，克雷莫纳国王授予主教在很多领域便宜行事的权力，主教因此积累起大量财富；奥托皇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一进程：因为大多数权力和财产在转让时都签署了严谨的法律文书，而且只要主教们保持忠诚，皇室正好都乐于通过他们实施统治。但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意大利从王室手中流失的权力，不仅落到了贵族主教和伯爵阶级的手中，甚至城市中那些富有的公民和商人也得以分享部分权力。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未被详细记载，只有一些引人入胜的痕迹流传下来，可以作为证据，例如，996年，皇帝曾经短暂地将特权赐给克雷莫纳的自由公民，而这同他们自己的主教的利益是相违背的。

在意大利南部，奥托王朝的出现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一些德国皇帝开始认真尝试将自己的权力范围拓展到半岛南部。然而，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未能成功，而且其中的一些尝试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后果。982年，奥托二世的远征被疾病和阿拉伯人联手挫败，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斯拉夫臣民在萨克森边境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并获得胜利。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为皇帝带来了财富和声望，他们可以凭借这些来扩充自己在德国的势力；不过，一旦失败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从长远来看，对南部地区最具意义的变化是诺曼人的出现，他们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与1066年以后出现在英国的同胞一样，祖先是维京人，但在语言和文化上是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西北部定居了1个世纪）。在11世纪初，诺曼人最早是作为雇佣兵来到意大利的，他们被雇用来参加南方独立的王侯与拜占庭人之间频繁的战争。然而，就像5世纪英国的亨吉斯特和霍萨一样，诺曼人很快发现，他们不仅可以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后台老板，还可以借此赢得他们的支持。诺曼人逐渐彻底占领了南部地区，不仅消灭了伦巴第公国和其他独立的公国，而且驱逐了两个“外国”势力，即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拜占庭人及西西里的阿拉伯人：1071年，在巴里，拜占庭人在阿普利亚地区的最后一个要塞沦陷；1072年，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岛上的最大城市巴勒莫也被攻破。

诺曼人把拜占庭和阿拉伯势力驱逐出意大利的举动，意图非常明显，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确保了意大利全境都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现代的西欧）坚定的一分子，他们所持的诺曼语起源于拉丁语（而非希腊语或者阿拉伯语），而且认同西方拉丁教会，而不是伊斯兰教或希腊正教。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不这样做，考虑到邻近的北非伊斯兰地区的影响，西西里的局势很可能会大不一样；但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从长期看来，终结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占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半岛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卡拉布里亚和南阿普利亚，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由君士坦丁堡成功统治的，并且由于拥有像奥特兰托这样的贸易港口和大量讲希腊语的修道院，这些地区都很好地融入了拜占庭帝国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诺曼人对南部的征服，终结了拜占庭对该地区在政治上的统治，并以此为开端，许多文化和经济联系最终均被打破。

皇帝、教皇、国王、贵族和公社（从12世纪初到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

本节的标题很好地说明了12—13世纪意大利政治的复杂性：在这个半岛上，可以发现中世纪欧洲所有的政治力量表现形式，以及如教会和帝国这样惯于在国际上装腔作势的政治实体，它们的诉求往往同小国重叠。然而，意大利大体的政治格局仍与前一时期相同：南部地区曾经被阿拉伯人、拜占庭人、伦巴第人占据，现在则是诺曼人的天下；中部地区仍为教皇国；北部地区（前意大利王国），先是由伦巴第人占领，后又是加洛林王朝，此时则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但各城邦得以在其中行使越来越多的自治权。

在南方，诺曼征服者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强大国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他们最初的征服虽然消灭了大部分的外部竞争者，但各城邦和大领主阶层手中都保留了大量的权力。然而，特别是在鲁杰罗二世的率领下，新的统治者们扩大了西西里和本土的和平区域的面积及其权力范围，鲁杰罗在1130年获得教皇的承认，得以将自己的伯爵头衔提升为国王，宣告了自己毋庸置疑的实力。1130年圣诞节，鲁杰罗在巴勒莫的大教堂中加冕为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国王。虽然同整整330年前查理大帝新建立的帝国相比，这一新王国似乎并不非同凡响，然而事实证明，它延续的时间更为长久。虽然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偶尔会处于分裂状态，且经常处于外国的缺席统治之下，但是西西里王国还是幸存了下来。直到1860年在面对加里波第的“千人军”时，西西里王国富有戏剧性地突然解体，但同1130年相比，王国基本保住了全部的疆域。因此，即使在今天，人们依然普遍觉得，西西里岛属于意大利南部，而且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分界线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在罗马时代，罗马城同那不勒斯周边的坎帕尼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成了意大利人的一个特色概念，也是意大利政坛的特色之一。

诺曼和霍亨斯陶芬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后来被称为“里格诺”），吸引了学者和浪漫主义者的注意：来自北方的强大国王，文雅渊博，在巴勒莫的柠檬树林和快乐花园中处理政务，这些都成为传说，令人向往。里格诺一直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天堂，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现代”国家。这两种形象都是真实的，但两者可能都被夸大了。毫无疑问，在12世纪，西西里王国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而诺曼国王也开设了一个档案馆，在那里所有的资料都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3种语言书写。然而，这种文化多样性在某些方面是出于投机取巧的目的（效仿希腊和阿拉伯的征税制度可以带来高额的税收），而且该局面仅延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在12世纪，法院和行政机构就被逐渐拉丁化了。腓特烈二世也因鼓励思想自由和欣赏伊斯兰文化而闻名于世；但他同样也残酷地镇压了西西里一场穆斯林叛乱，并将幸存者驱逐到阿普利亚，在那里他们被要求集中居住在卢切拉，遭到剥削压迫，需要承担高额赋税，并提供各种服务。腓特烈的穆斯林侍卫（他们曾陪同腓特烈到过意大利北部，甚至到耶路撒冷参加十字军东征）自然令其他基督教国家感到震惊不已，因为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世界对各种不同信仰的包容性越来越低；对于一个专制君主而言，他喜欢看到同时代的其他人流露出惶恐不安的表情，因此这些侍卫可能更多不过是玩物而已，而绝不能被看作当代多元文化国家的榜样。

诺曼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南方的统治无疑是异常高效的，即使在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一些君主看来也是如此。例如，“托马斯·布朗大师”，曾经是鲁杰罗二世的仆人，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曾经允许独立记录英国王室的财政办公室——财政部——的资金往来情况，这可谓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殊荣。在诺曼时代和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南方的统治者也善于用华丽的辞藻来展示他们的权力，为此，他们既效仿拜占庭，特别是在腓特烈统治时期，还借用了古罗马的语言风格。然而，究其本质，里格诺与其他中世纪国家并没有任何不同：它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地主贵族是否能够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这种稳定偶尔会受到叛乱的动摇，或面临外来干涉的严重威胁。同样可能的是，南方为各位伟大的国王和政治团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诺曼人和霍亨斯陶芬人都镇压了里格诺城市中所有的公社**，而且为了保护王室的利益，他们都对贸易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在北方，城市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深度参与贸易和制造业，还经常利用军事力量获取更多的贸易机会。例如，为了换取这种贸易机会，多个沿海城市承诺派兵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此时的南方，为了贡养王朝和满足王室攫取更多领土的野心，城市和商人不得不承受严苛的税收盘剥。

教皇的领地位于意大利中部，12世纪时，诺曼人在南方，德国皇帝在北方，从而达成了一种脆弱的政治平衡。然而，亨利六世于1194年成功夺取了里格诺，而且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后来决心在帝国已经占领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领土上实施有效的统治，因而在13世纪粗暴地打破了这种政治平衡。教皇和教皇领地再次面临被一个强大帝国吞并的危险。教皇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艰苦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代结束后，直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为止。

教皇国一直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其各种奇怪的特征大多在12—13世纪时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它的权力完全基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即认为自己是教会最重要的教区。这一主张在拜占庭世界无人理睬，但12世纪时，越来越多的西方神职人员受其感召而来到罗马，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教会首都，不断蓬勃发展。在其鼎盛时期，教皇和罗马成为教会真正的精神领袖。例如，1215年英诺森三世召开拉特兰大公会议，意在改革，400余名主教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成功使教皇和罗马陷入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需要处理来自整个西方世界各个教会数以百计的法律上诉案件。要想成为教皇，接受法律培训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而罗马也逐渐被那些请愿者（尤其是败诉方）视为不过是又一个唯利是图的法庭，在那里金钱比真理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你手里什么都不拿……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然而，尽管教皇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好坏），但他们也是意大利中部的“太子党”。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无法建立稳定的王朝继承，这使得他们对权力的掌控变得极为复杂。为争夺对教皇的控制权，罗马城中敌对的家族和派系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意味着巨大的获益或损失。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是一位伟大的教皇，攻读过教会法，批准成立方济各会，推动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但同时他出生于塞格尼伯爵家族，本名劳撒，而且在担任教皇期间，他毫不犹豫地提拔了他的兄弟。教皇这一位置总是包含悖论的（教皇既无比强大，又无比软弱），即“彼得的继任者”不过是一介凡人，无论他是一个中世纪的意大利贵族，还是一个持右翼观点的现代人，在履行教皇职责时，他都必将受到时代的政治限制，且自然也必定有其自身的考量。

对较大的城邦而言，其权力范围甚至超出了邻近的郊县。例如，1203—1204年，威尼斯成功地改变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方向，使其首先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敌对城市扎达尔（札拉），然后才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曾经不过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偏远公国，但此刻它作为11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稳步崛起的一个例证，已经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到12世纪中叶，内陆城市米兰的势力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一些邻近城镇从一开始就把它视为比巴巴罗萨本身更大的威胁；一位德国编年史作家不无惊讶地注意到，克雷莫内西和帕瓦斯对米兰人充满仇恨。在后来的意大利历史中，当地人强烈的感情和身份认同已经让外人对这种负面情绪感到恐惧和厌恶。

早在12世纪时，种种迹象就已经表明，意大利会陷入分裂，为了与敌人抗争，城邦之间会结盟，不仅如此，这种敌对和派系斗争也蔓延到各个城市内部。1160年，一位来自图德拉的犹太旅行者本杰明详细记录了热那亚城内周期性爆发的塔战。与巴巴罗萨和腓特烈一世时期的情况一样，唯有来自外部的持续威胁才能让北方各城邦进入短暂的统一时期。1167年，一些北方城邦联合创建了伦巴第联盟，其中甚至有从前的仇敌。1176年，联盟在莱尼亚诺大败巴巴罗萨。虽然20世纪时他们的敌人变成了罗马的征税官，但完全不出乎意料的是，今天伦巴第联盟（北方联盟）的象征还是一个12世纪的骑士，骄傲地举着剑来捍卫北方的荣誉和独立。

尽管德国和里格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但是巴巴罗萨之所以会被击溃，腓特烈二世也在此受挫，其原因在于北方各地达成了暂时团结（一旦帝国的威胁消失，这种团结会立刻宣告解体），以及拥有大量寻求独立的富裕城邦，它们能够将财力转化为新的防御工事和武装力量。意大利北部成了九头蛇海德拉一样的地方：每当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颅被砍掉时，在原来的位置会长出更多的头颅。然而在南方，尽管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历程十分艰辛，但并非不能实现，就像1194年（以及后来的1266年）发生的那样，北方当时处于极度分裂之中，南方一地的成功招致北方地区更猛烈的抵抗。

后记：“中世纪”

“中世纪”的概念是由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发明的，目的是跨越横亘在罗马的辉煌及其自身的“文艺复兴”之间大约10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有事情发生，大部分也都很糟糕。在本书中，除了对古罗马的简短描述外，我们更多地秉持了人文主义传统：用1章简单概述400—1250年这850年间的政治局势，然后用2章涵盖了更短时间内的文化和政治情况。随着佛罗伦萨的崛起，以及如乔托和但丁这样的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人物的出现，各种重大事件及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的序幕似乎才真正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