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001250年的意大利 中世纪政治概要（第1页）

第二章400—1250年的意大利：中世纪政治概要

布莱恩·沃德-铂金斯

蛮族征服和统治：从罗马之劫（410年）到狄奥多里克之死（526年）

410年8月24日，一支由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军队进入罗马，在这座城市整整洗劫了三天。罗马世界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自从高卢人在公元前390年攻占这座城市以来，800年里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且即使是在公元前390年，首都也被大声鸣叫的鹅拯救了。基督教徒们不禁要问，上帝为什么要抛弃刚刚皈依的帝国？在阿非利加行省，希波的主教教区虽小，但主教奥古斯丁学识渊博，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写下了《上帝之城》一书，其英文版长达1000页，巧妙地阐述了神的旨意及人与神的力量之间的关系。

410年这一确切的年份，似乎可以用来作为意大利中世纪开端的标志——一个来自北方的外族入侵者摧毁了整个半岛，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还有一位牧师受此触动完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这绝对不是我们上一章所探讨的奥古斯都的世界，曾经的罗马军团在地中海所向无敌，罗马帝国的力量被维吉尔写进他杰出的异教史诗大肆颂扬。然而，这样突然的、完全的转变显然不是在某一个日期的一朝一夕中完成的。3世纪时，罗马的统治地位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的蛮族入侵者虽然没能攻下这座城市，但已经构成足够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其周围修建了长达19千米的防御墙。帝国的力量也没有一下子被410年8月所发生的事件轻易摧毁。哥特人最终于412年迁出意大利，并于418年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在高卢南部定居下来。事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这座城市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最后一位生活在这里的皇帝是马克森提乌斯，他于312年被君士坦丁击败并杀害，真正的权力中心向北转移到了位于现代德国境内的边境城市特里尔及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和拉韦纳。同样，作为基督徒，奥古斯丁“期盼”中世纪的到来，他之所以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5世纪早期，异教（或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多神论）在意大利仍然十分活跃——当奥古斯丁质疑罗马的永恒神圣地位时，异教徒鲁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写了一首更传统的诗歌，来赞美哥特人洗劫之后罗马这座城市的复兴。

然而，鲁提里乌斯错了，因为罗马并没有复兴。5世纪时，帝国逐渐失去了所有的行省：起初是像不列颠这样地处边远的不重要的行省，但后来是阿非利加行省（429年），后者对罗马的谷物供应和维系帝国军队所需的税收至关重要。到了5世纪末期，意大利已经不再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中心，相反，它成了外来入侵的“受害者”。例如，汪达尔人定期从自己位于北非的新家园出发袭击西西里，并在455年精心计划，对罗马实施了第二次洗劫。自那时起，这座半岛或多或少一直都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让人惊讶的是，有时甚至十分享受——例如，今天许多意大利人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们在近代曾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侵略，但他们往往乐于铭记德国在1943—1945年占领意大利期间所犯下的残暴罪行。

在意大利国内，帝国统治在5世纪时的终结意味着安全的终结，意味着必定可以取得财富和地位的时代的终结，但社会并没有在一夜之间便完成转变。富有而有文化的地主继续统治着他们的庄园，甚至继续举办极其昂贵的游戏聚会来供人们娱乐。帝国军队中具有蛮族血统的军官越来越多，不过这些人很乐意采用罗马的生活方式，并以此在罗马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仆从也好，作为侵略者也罢，蛮族人最终还是进入了帝国境内，其目的不是摧毁，而是享受他们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前线时垂涎不已的高度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在意大利社会内部，有些变化发生得更加无声无息，且同蛮族入侵并无关系，但它们与帝国的覆灭同样重要。特别是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时，基督教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罗马庙宇逐渐关闭，任其腐烂，人们甚至将有些庙宇拆毁，仅仅是为了将原建筑材料用去别的地方，与此同时，城市里建起了崭新的教堂，就建在那些烈士的坟墓上。到了5世纪末，在任意一座意大利城镇中，神圣且重要的区域不再是卡皮托利尼众神神庙广场的周边位置，相反，在这块区域的核心往往是一座天主教堂，被一圈墓地教堂围在中央。

尽管帝国军队的蛮族指挥官奥多亚克于476年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并攫取了足够多的土地，将他自己和麾下的日耳曼军队都变成了贵族，但至少从表面看来，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奥多亚克十分谨慎，他没有疏远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仅以东方帝王属下的一个国王的身份来统治意大利：他也同样十分谨慎地安抚意大利的贵族们，允许其保留了所有传统的政府官员的职衔，并且授予他们一些虽然微不足道但具有象征意义的职权（如铸币权）。在奥多亚克统治时期，意大利自3世纪以来第一次铸造铜币，其上骄傲地刻着传奇的“Satussult：经元老院批准）。也许没有人真的愚蠢到相信罗马和帝国的力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维持这样一种假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统治者采用的是一种恰当的罗马方式，意大利贵族觉得自己受到重视；蛮族以为自己被帝国的统治中心所接纳（很显然，他们实际并没有）；即使实际管理者是蛮族，东方的君主们仍然可以假装西部行省真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从几个世纪未受挑战的帝王集权，过渡到屈从于野蛮人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假装一切如昨，意大利将无法缓冲所受到的巨大冲击。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6世纪初期，尽管蛮族出现了一位新的军事霸主，即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他于493年击败并杀死了奥多亚克，在526年去世之前一直统治着意大利。在哥特人的政治宣传话语中，哥特人为了半岛上的罗马居民可以享受和平、舒适、高尚的生活，时刻准备着肩负起管理和保卫意大利的艰巨任务：“捍卫文明世界，哥特人的荣光。”狄奥多里克确实为意大利带来了和平，而且，通过一系列联姻、与其他蛮族国王签订条约以及吞并普罗旺斯，他甚至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国外。意大利的统治阶层不仅包括帝国传统中的省长、总督等人，甚至再次出现了一位高卢人省长，他曾经是阿尔勒的居民。

意大利人事后进行了深入反思，加上分析大量的东哥特宣传资料，我们从中很容易发现，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是意大利的黄金时期，是一个和平安宁的时期，“人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就像白天一样”，而且，在大约14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是半岛最后一次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然而，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那些苦难，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会为自己的生活欢欣鼓舞。尽管哥特人无疑十分希望在罗马的框架内进行统治，但他们不可能突然就抛弃自己蛮族的身份，事实上他们很可能自豪于自己的日耳曼血统和成就（包括在378年哥特人击败并杀死了一位罗马皇帝，甚至是公元410年的罗马之劫）。

狄奥多里克是在拉韦纳的一座大理石宫殿中统治国家的，虽然这座宫殿完全按照罗马风格建造，但这里住着的不仅是讲拉丁语的意大利朝臣，还有留着胡子、讲哥特语的蛮族人，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异端基督教信仰。在首都拉韦纳和其他拥有足够多的哥特居民的城市中，都存在互相对立的教堂和洗礼堂，一方用拉丁语举办天主教弥撒，而另一方用哥特语举办阿里乌教派弥撒。此外，拉丁人和哥特人究竟谁拥有军事大权，是毫无疑问的，谁真正拥有政治权力也是毫无疑问的。意大利当然受哥特人的保护，一些意大利贵族，如卡西奥多罗斯，甚至在哥特人政府中占据高位，十分富有；但无论宣传话语如何伪饰，这都与共和国和早期帝国的情况相去甚远。

因此，一些杰出的、充满历史情怀的意大利人似乎在憧憬着帝国的回归，也就不足为奇了。到6世纪，西罗马皇室已经没有尚在世的后人，这就意味着要让当时的东方（或拜占庭）皇帝来控制意大利。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可是一个既有充分动力又有充足野心来“重新征服”西部各省的人，他先是在舅父查士丁（518—527年）麾下，后来他本人即位（527—565年），意大利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烦。即使在狄奥多里克强有力的统治之下，也难免有阴谋权术的阴影，或者至少是有阴谋的嫌疑。罗马的一位主教死在监狱中，两位著名的元老院元老被残酷地处决——其中一位名叫波爱修斯，他在哥特人的监狱中受尽折磨，同时还写下了《哲学的慰藉》一书。

波爱修斯是最后一批有文化的罗马贵族，对他们来说，其身份地位的最佳佐证在于自己对经典的熟知，而非战马的数目或者右臂的力量。而且，他是被日耳曼国王下令处死的，因此人们往往将之视为古典文化被无知的野蛮人肆意践踏的象征。然而，这样的评价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由于东哥特人对罗马贵族的精心保护，才使得半岛在6世纪晚期能够出现大量如波爱修斯这样的文化人。

一个分裂的半岛：拜占庭和伦巴第的意大利，以及教皇国的出现（535—774年）

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查士丁尼成功地迅速重新征服了非洲，并于535年入侵意大利。当时，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就在查士丁尼重要将领贝利萨留的手下出任谋士，得益于此，我们对其后的战争了解得很清楚。不幸的是，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的入侵主要通过围攻的方式进行，就像1943年盟军登陆一样，开始时迅速占领了西西里岛和南部地区，同样在那不勒斯陷入困境，随后进而演变成一场令人沮丧的缓慢的消耗战。直到562年，在经过整整27年的战争后，北方最后的哥特要塞才终于投降。

这场战争中的主要输家当然是哥特人，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失去了大部分的财富，并在战斗中失去了许多士兵。然而，战争也给意大利本地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普罗柯比在总结战争的结果时讲了3组小猪的故事，每一组都有10头猪，哥特国王在一段时间内不给它们食物，以此来预测查士丁尼入侵的结果：“哥特”猪只活下来两头，其他的都死了，而“拜占庭”猪则大部分都存活下来。然而，“意大利”猪中只有一半活了下来，而且它们的鬃毛都掉光了。

从理论上讲，随着重新征服的完成，意大利回到了正常状态——由一位正统天主教罗马皇帝统治。尽管当时人们并不如此认为，但同拜占庭帝国的统治相比，狄奥多里克政权很快就成为人们眼中的黄金时代。新政权没有将帝国首都迁回罗马或拉韦纳的计划；之前即使意大利不再是帝国的中心，但至少还是一个独立王国，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相当小的边境行省。此时，在意大利征收的大量税收并没有花在拉韦纳和半岛的其他地方，也没有花在修建宏大的新建筑和奖励意大利臣民上，这些钱被运往君士坦丁堡，主要用于保卫帝国的东部边疆。同样，拜占庭皇帝也没兴趣向意大利贵族示好，在其眼中，意大利贵族不过就是他们的子民，向其征收赋税纯属天经地义。就连教会也喜忧参半，他们原本指望恢复正统教会的统治后自己能够获益颇丰。确实，天主教会因没收了阿里乌派教堂和阿里乌派教会土地而获益；然而，东哥特人小心翼翼地不去侵扰意大利天主教会，以避免引起任何麻烦，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统治者们却毫不犹豫地试图把他们对正统的独特解释强加给自己的意大利新臣民。

新的拜占庭政权也没能给意大利带来和平。568年，也就是最后一批哥特要塞投降仅仅6年之后，伦巴第人从东北部进入意大利，并进而征服了波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远至贝内文托。不过，拜占庭人保住了更南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富饶的西西里岛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一块狭长地带，位于首都拉韦纳和罗马之间。自此，半岛开始了漫长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续到1870年。

意大利分裂成两个主要的权力集团，这造成了战事频仍的局面，并进一步导致了政治分裂：北部的伦巴第国王，从首都帕维亚进行统治，很少能有足够的力量对位于中部和南部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公爵领地行使有效的政治权力；同样地，拉韦纳的拜占庭总督也很少能有足够的军力去守卫以往罗马帝国的偏远地区。所以，城市大体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因此，罗马不得不自给自足，这对于主教辖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称之为“教皇权”。在6—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不得不抵御伦巴第人频繁的侵略，罗马及其公国的人民越来越多地向他们的主教寻求保护和食物。教皇这么早就成了罗马及其领地的领袖，这着实令人惊讶，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的东哥特时代，这座城市里还确实存在着另一种权力来源，且历史更为悠久，那就是元老院，它由富有的意大利地主组成，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成立之初。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存在，元老院显然没有在历次哥特战争的破坏和纷扰中幸免于难，在拜占庭强加统治后，元老院的种种特权也被忽视，在劫难逃：625—638年，它的所在地，即罗马广场的元老院议事堂，被改造成一座教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对罗马的洗劫只是个开始，但是议事堂的这种转变无疑标志着意大利经典的古代时期彻底消亡。随着元老院的消失，且拜占庭无法实施有效的管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罗马主教显然是照顾其意大利中部教众精神和世俗需要的不二人选；早在格里高利一世教皇时期（590—604年），教皇们就开始以一种为后世所熟知的方式向城市提供食物，为达成和平条约而举行谈判，并为军队支付军饷。

在今人看来，即使在天主教内部，教皇也是不应该拥有世俗权力的，然而必须指出，这种世俗权力确实有其优势，而且在教皇权将影响力扩展至全欧洲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罗马主教手里总有一手好牌：这座伟大城市本身的名字和传统，以及一大批杰出的当地殉道者，包括《圣经》中提到的两位最著名的圣徒——彼得和保罗。此外，就彼得而言，传统上认为他是第一任罗马主教，教皇们在马太福音16章中也得到了基督的谕示：“你是彼得，我会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今天，这一馈赠的第一句以马赛克画的形式镌刻在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的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上，这样的安排必然有其用意。然而，为了取得其应有的崇高声望，教皇也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如果教皇只不过是拜占庭帝国政策的喉舌，就像君士坦丁堡牧首经常做的那样，或者如果他成为伦巴第王室控制下的主教，他就很难展现出像历史上那样影响广泛的精神权威。一方面，意大利中部教皇国的出现使未来的教皇卷入了十分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它确保了教皇的独立性和自治权，这对保持教会的地位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两种后果必然同时发生。

教皇国出现的同时，教皇们也将其影响尽可能广泛地散播到欧洲各个野蛮民族中去。在当时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教皇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在6世纪高卢教会所有的会议记录中，只有一则非常模糊地提到过教皇的首要地位。但在英国，教皇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教皇格里高利派遣的奥古斯丁布道团于597年抵达肯特，后来英国人便将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他们抛弃异教皈依天主教的源头；而且这种记忆在英国教会和罗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纽带，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

人们通常认为，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入侵昭示了半岛上黑暗时代的降临，的确，7世纪被看作一个低谷，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增长和文化成就的迹象。然而，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伦巴第人很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2世纪，意大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滑向愈加贫困的深渊，而除了伦巴第人的入侵，在这一衰落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其他标志性事件，如5世纪帝国的灭亡和6世纪拜占庭帝国重新征服意大利等。

毫无疑问，与东哥特前辈不同，伦巴第人并没有以罗马风格示人的困扰，他们只是偶尔才会用古典风格来粉饰自己的统治。这使得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东哥特人那样文明；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差或许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到了6世纪末，意大利人已经适应了外国统治者，甚至拜占庭人都不再试图将自己的所有政策都包装成罗马模式。确保自己的统治看起来同罗马人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相反，如果我们将使用书面文件和习惯居住在城镇看作文明的标志，那么伦巴第人肯定比他们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日耳曼表亲文明得多。例如，8世纪时，卢卡的伦巴第贵族居住在城镇中，并给教堂捐款，而且他们确保这些事情都被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以示后世子孙，许多记录中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

同样重要的是，7世纪不仅仅是意大利的“黑暗时代”：大多数北欧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拜占庭也未能幸免。拜占庭在古典时期建立起了高度文明的社会，由于遭受了波斯人，随后又是阿拉伯人的进攻，许多文明特色都永远消失了。事实上，与其他地区相比，伦巴第时期的意大利可能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而且难得的是一些生活传统得以延续。例如，无论是伦巴第人还是拜占庭人，在统治意大利时都从未打破半岛的城市管理传统，这无疑有助于维持城镇生活。尽管意大利的城镇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没有了任何古典城市主义的标志性装饰，但大多数城镇并未消亡。拜占庭统治下的意大利可能是当时整个欧洲和地中海最繁荣、最和平的地区之一。663年，君士坦斯二世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在访问罗马并与贝内文托的伦巴第人作战之后，他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定居下来。随着君士坦斯二世于668年被刺杀，这次迁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事后看来，这似乎不过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皇帝做出的古怪的反常举动。但结合7世纪的具体情况，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决策；整个爱琴海地区甚至包括君士坦丁堡都处于阿拉伯人的威胁之下，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则是一个繁荣而安宁的小港湾。

尽管伦巴第人在640年前后占领了利古里亚，并于约公元700年占领了科西嘉岛，领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拜占庭帝国和伦巴第王国及各公国之间基本保持了权力的平衡，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然而，751年，伦巴第国王艾斯杜尔夫占领了拜占庭意大利的首都拉韦纳，半岛的军事和政治形态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之后，拜占庭只能有效控制西西里岛和南部地区。

北方有一个强盛且在不断壮大的伦巴第王国，而拜占庭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充当有效的缓冲或者盟友，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皇发现自己已经直接暴露在威胁之下：这座城市和主教辖区最终很可能会被伦巴第王国吞并。面对这种情况，教皇们要求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霸主——法兰克的加洛林家族代表他们对意大利进行干预。加洛林家族为攻打伦巴第人提供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教皇们认可加洛林王朝，并以上帝的名义许可他们推翻法兰克前朝王室。754年，教皇斯德望二世前往法兰克王国，为加洛林王朝的丕平加冕。同年（之后又在756年），丕平在意大利开展军事行动，迫使伦巴第人放弃了他们之前占领的教皇国领土。

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征服：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774—962年）

然而，直到773—774年，丕平的继任者查理曼再次介入，“伦巴第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这一次，他占领了帕维亚，废黜了国王狄西德里乌斯，并加冕为“伦巴第国王”。

当然，在欧洲神话中，查理曼是个一统天下的英雄，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都受到人们的崇拜。近年来，他的帝国甚至被描绘成欧盟的早期版本（他的首都和墓地都位于亚琛，甚至离布鲁塞尔很近，人们很容易便可以产生这种联想）。但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干预不一定是件好事，当然，人们也没有一直认为它是件好事。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当教皇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强国结盟，再一次挫败了将罗马纳入一个意大利王国的尝试时，查理曼在一千年前与教皇的联盟，以及随后阻止了伦巴第人在意大利中部的扩张，都被描述成了教会的一个阴谋，是试图提前阻止意大利（在伦巴第国王狄西德里乌斯统治下）实现其必然的统一!波河平原和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一个强大的北欧国家征服并吞并，当然这是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平衡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恺撒的军团曾经强迫高卢人不情愿地接受罗马的统治，而此刻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下来，1943—1945年德国占领意大利北部可以说是这种变化的最后一次体现。

773—774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把半岛的北部稳固地纳入了北欧的政治轨道中。然而，在更偏南部的地区，法兰克人的入侵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拜占庭帝国仍然控制着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同北方的一些公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没有什么实际的管理权的话），这些地区的中心位于那不勒斯、加埃塔，以及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新兴的威尼斯城。贝内文托的伦巴第人也没有被法兰克人征服，并在8世纪末和9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公国，统治中心包括贝内文托、萨莱诺、卡普亚（直到11世纪诺曼人到来之后才灭亡）。

从长远来看，拜占庭帝国的势力在意大利北部的消亡，以及法兰克人从未成功地将其军事和政治控制力扩展到南部，这些事实都对意大利的形成至关重要。直到8世纪中叶，南北双方的政治和文化方面还都呈现出各方势力纵横交错的局面：说希腊语的拜占庭人居住在拉韦纳、撒丁岛、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日耳曼的伦巴第人则遍布半岛，从贝内文托到皮埃蒙特，从700年前后开始也占据了科西嘉岛。但到了8世纪末，面积广阔的新政治区域形成了，这些地方（碰巧）在当时已拥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有助于形成独特的区域特征：北部地区此时处于法兰克人的控制之下，此后也常受阿尔卑斯山以北势力介入的影响；中部地区是教皇领地和教皇的势力范围；南部地区则与东方和北非有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