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151945年的意大利 政治和社会（第1页）

第十章1915—1945年的意大利：政治和社会

保罗·康纳

战争的创伤（1915—1918年）

意大利决定放弃中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所表现出的热情令世人难忘；1915年的“光辉五月”让意大利干涉派心满意足。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战胜国中，没有哪个国家经受过如此巨大的战争考验，也没有哪个国家因战争努力产生如此巨变，更没有哪个国家因战争结果而产生如此深刻的分歧。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像个巨大的冲击波，把这个政治动**、经济落后、缺乏团结的社会逼到极限，并留下一个无法想象的大烂摊子。的确，无论是战争所暴露的分裂，还是冲突所引起的创伤，都远远超出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的范畴。

可以说，意大利政府在1915年至1918年间打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与奥地利人（1916年后是针对德国人）的战争，另一场则是在国内战线上与部分本国民众的较量。毕竟，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尽管多数国人反战，但参战后没有放弃立场的好战国家（“不支持也不破坏”一直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口号）。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但几届战时内阁都不愿承认这一点。相反，战争为政府提供了机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行镇压性立法。干预主义者最初普遍认为，战争将是短暂的（当然会取得胜利），如果迅速取得胜利，主张和平的社会党人和主张中立的乔利蒂派都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并未尝试缔造联盟，消除干涉主义危机所造成的明显政治和社会分歧。随着卡尔索高原之战带来的第一次逆转，人们认识到战争不但不会是短暂的，而且很有可能会失败，镇压的姿态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强硬。当然，这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公众对冲突的敌意。

意大利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开战准备，对战争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都没有把握。然而，包括萨兰德拉这样的右翼威权主义者、比索拉蒂这样的民主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干涉派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代表着意大利的某种精神典范。军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起初引发隐隐不安，而后在1916年，奥地利扫射远征队几近破防，恐慌情绪不断蔓延。人们担心，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意大利复兴雄心的终结（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更直接的影响是，失败意味着整个统治精英阶层的灭亡。这种拿命当赌注的孤注一掷，经常把原本交战方共有的焦虑情绪演变成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歇斯底里。胜利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主战派开始寻找替罪羊，以为自己开脱。真正的罪犯——卡多纳将军和他的参谋长们——显然是不能被起诉的，那就等于否定整个战争的努力。因此，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内部敌人”——社会党，从1916年开始，社会党因所谓的失败主义和破坏军队及国内战线士气而遭受谴责。特别是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战役之后，奥地利人突破意大利防线，在溃败的军队中俘虏了近30万名士兵，紧张的气氛不断升级，出现严重的政治迫害，连祈祷和平也可能遭受宣言失败主义和叛国的指控。

对社会党歇斯底里的攻击清楚地表明，意大利精英阶层面对本国民众，极其缺乏安全感，无法实现民族团结。但至关重要的是，由于使用了“内部敌人”的手段，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成为所有政治问题后来转向的支点。战争中灾难性的军事进展只会加剧这种分裂，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不可避免地，中间派和左翼的干涉派政客发现自己被迫加入民族主义阵营，并开始接受右翼意识形态。前革命和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包括墨索里尼）、民主党人以及激进派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在1917年对社会党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成名。

议会是战争引发的新威权主义的首批受害者之一。虽没有彻底关闭，但议会的召集和协商也很少。政府很清楚，议会中的社会党和天主教多数派反对战争，一旦有机会，就会表达观点（确实，在极少数有机会的情况下，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法令来统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实际上越来越多地直接分配给各部委、新设立的官僚机构，甚至实业家和银行家。由实业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并确定自己的价格。这种建立几乎自主的权力中心是战争破坏自由国家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人力和财力的大规模动员，国家在意大利人生活中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样的国家却把自己大部分的权力交给了私人辖地。

分散体制权力，降低议会角色，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具有一定合理性。当然，重大的经济努力十分必要。这场战争见证了意大利工业基地的大规模扩张。一些公司，比如造船和武器军备制造商安萨尔多，在战争期间产量和劳动力都增加了十倍。工业动员——实际上是将大部分工业集团军事化——代表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概念，即国家官僚机构、地方当局、军队和实业家密切合作。巨额利润成为大家的共识；战时奸商的形象——“鲨鱼”——成了许多报纸上流行的讽刺漫画。

对未来更重要的是，实业家已经了解到，通过与国家密切合作，控制劳动力，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在受工业动员影响的工厂里，工人们——其中许多人是新工人——受到军事监督，并受到军事法庭的纪律处分；轻罪可能被派到前线。工作时间延长，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尽管如此，糟糕的工作环境还是引发了罢工。到1917年8月，都灵的抗议活动激烈演变，引发政府对暴动的担忧。罢工往往由妇女领导，她们较少受到军事制裁约束。他们要求和平和面包（到1917年总是供不应求），根据报道，他们呼吁“在国内进行革命”，以求得和平和面包。在农村地区，妇女也举行类似的抗议，通常是因为她们的男人没有获准批假来帮助收割。

这场战争是否增强了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以前从未离开过自己村庄的人现在对其他地区有了一些了解，这样看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但就爱国主义或对国家的热爱而言，似乎就不那么确定了。工人们对工厂的最初体验是工业动员的纪律，不大可能带来积极的情绪。普通士兵几乎或者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场侵略战争，自己在前线的经历也很难让他们向新兵推荐这个意大利政府。波浪式正面攻击的战争策略造成大规模无用的屠杀。违纪士兵经常被当场处决，以抽签方式惩罚整个部队的情况并不少见。严厉的纪律似乎已被勉强接受，但重复毫无意义和看似不公平的命令常常令官兵关系剑拔弩张。穷人去拼命，而富人却安然待在家里，甚至有人认为，奥地利的统治都有可能好于意大利政府。

多数战线上无疑都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敌意是针对军官、将军或政府，而不是直接针对国家。英国士兵可能想谋杀黑格，但他们（通常）没有质疑为英国而战的事实。反对国家的情绪一直是意大利所特有的，自统一以来，这种情绪一直在民众中普遍存在。对许多人来说，比如士兵和平民，与意大利政府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竟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矛盾且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政府和最高司令部的无能、低效和愚蠢，许多军官也与国家渐渐疏离。出于爱国主义，他们肩负重任，但现实令人失望，后续他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意大利当局对待本国士兵的态度体现在对待那些被奥地利和德国俘虏的意大利士兵的行为上。在战争期间被俘的60万士兵中，有超过10万人在囚禁期间死亡，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出现这样高的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大利政府拒绝向本国囚犯寄送食品包裹和衣物，也不允许寄送私人包裹，而这是意大利政府依据1907年《海牙公约》应承担的义务。结果，大量战俘死于饥饿、疾病和暴晒；这种惩罚行为取决于政府和高级军界的观念，即大多数囚犯实际上是逃兵，只有使难民营的条件无法忍受，并向前线的人宣传这一事实，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逃兵。可以想象，返回国土的士兵对意大利当局必定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

正如许多干涉派所希望的那样，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解决意大利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增加了各方对政府的敌意，并在意大利国内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极化。在战争后期，奥地利军队在维托里奥·维内托溃败，和平来临，但严重的社会分歧淹没了和平。在1910年到1920年，所谓的“红色二十年”，社会主义组织利用人们在冲突中产生的对新未来的愿景，不断发展壮大。在某些时刻，例如1919年初夏，因为生活成本过高引发的暴动，在多个北方城镇蔓延开来，甚至社会主义组织也无法控制局势，革命一触即发。北方的农村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当地社会主义联盟迫使地主让步，差一点就建立了民众控制。1920年9月和10月，在都灵，菲亚特等工厂被占领，革命浪潮的最后一击也随之而来。革命蔓延到其他城市，在实业家中引起极度恐慌。

虽然这些革命运动最终都无果而终，但在当时，由于政治当局无法重新确立其控制地位，运动显得更具威胁性。议会在战争中失去很多权力，战后很难重新获得指挥权。1919年11月选举后，社会党控制了近三分之一的席位，选举规则更改后，新天主教民众党进入议会，任何稳定的联盟都难以形成。像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尼蒂这样温和而开明的改革家，发现自己无法有效掌控局面，一面是战争引发的明显经济紧缩，一面是想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进行干政的游说团体。税收改革迫在眉睫，但会疏远城镇小资产阶级这一旧自由主义国家的唯一政治基础。

1919年紧张的政治局势加大了战后恢复和稳定的难度。战时前线军官和士兵间的紧张关系同样复制在平民生活中。社会党抓住一切机会重申他们的观点，即这场战争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意大利政府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当意大利代表团在凡尔赛走出和平会谈，抗议盟国的不公对待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谴责了他所谓的“残缺胜利”，并成功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情绪的旋风，最终促成了他在1919年9月占领战略要地阜姆。邓南遮的言论和行动极大地颠覆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成为所有右翼、反社会主义和反国家情绪的焦点。

1919年末至1920年，颠覆中央政府的权威成为普遍做法。左翼方面，在波河河谷的资本主义土地上，无地农民工组成社会主义组织，对既定权威不屑一顾。既然“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明天”即将到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对省长或警察局长太顺从。右翼方面，邓南遮鼓舞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认为战争是种背叛，而战后和平更是不可信。在阜姆，邓南遮宣扬中央政府不能行使其权力。那些感到自己受到革命社会主义极大威胁的人牢牢抓住这一信念。地主和实业家在对抗有组织的劳工的斗争中，对中央政府给予的帮助深感失望，开始考虑复制战前的做法，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1922年前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最具动员性的工具。该运动于1919年3月在米兰发起，最初吸引了一小部分城市颠沛流离人士的支持，包括退伍军人、艺术家、记者、未来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计划，吸引那些希望进行激进变革，但因社会主义在战争中的表现而拒绝与其为伍的人。该组织在1919年无所作为，清楚地传达一个信号，由于墨索里尼在1914年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失去了选民基础，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不再信任他。1920年，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拯救了他。早期法西斯组织在北方的大城市组织活动总是不太成功，但这场运动爆发于1920年秋天，在波河河谷的农村地区，资本主义地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包括来自省城中心的年轻人，出离愤怒、幻想破灭的退役战斗人员，还有学生，开始组织行动小组，并在夜间进入农村地区，殴打、谋杀或以其他方式恐吓社会主义农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些行动中，他们通常得到当地警察等部门的协助。

其影响立竿见影，但也是毁灭性的。由于承诺的革命还没有出现，农村社会主义在普通民众中已经困难重重，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农村社会主义在许多地区破灭和瓦解。社会党刚刚赢得了劳工交换的垄断权，却在地主的支持下落入了法西斯分子手中。农场工人再次成为农村人口过剩的受害者；为了工作，工人现在不得不加入法西斯联盟。加入联盟后，他们发现自己工作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薪水却比以前更少了，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挨饿。最初，墨索里尼对这场运动的反应是，它是一个反动的白人卫队。但是，看到对工厂的占领已经瓦解，城市工人阶级也在撤退，他决定利用在农村地区的成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到1921年5月，他在议会中担任36名法西斯主义代表的领袖，这些代表是乔利蒂的“民族集团党”的成员。

墨索里尼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是因为背后有农业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暴力阶级的支持。城市法西斯主义发展相对缓慢，阶级冲突没有那么尖锐，而且无论如何都难以将农村行动小组所采用的成体系的残酷方式推广到城市环境中去。企业家也有其他威慑工人的方法，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尽管如此，暴力仍然普遍存在，通常针对敢于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个人，发起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学生、退伍军人、失业工人和愿意投身法西斯事业的城市底层无产阶级。

法西斯主义取得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新奇的风格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诉诸系统化暴力（而这是疲惫而又不明方向的社会主义者从未挑战过的），巧妙利用了农村地区经济集团之间的分歧（例如在战后初期人数大幅增加的保守佃农和革命派无地劳工之间的分歧）。地主和企业家提供的财政和道义援助至关重要，警察和宪兵的同谋同样必不可少。但是，成功的根本因素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印象，即法西斯主义只是6个月的奇迹，可以被吸纳进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制度。当局之所以对暴力和非法组织一再容忍，是因为他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恢复秩序，法西斯主义将不会再有所作为。

到1922年，法西斯小队控制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地方长官哀叹自己权力尽失；地方一级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法西斯领导人手中。要找到一个能够强烈反对墨索里尼的政治联盟已不可能。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不但内部分裂，而且互不相容。从某种意义上说，1922年10月的罗马大游行不过是确认了已经取得的胜利，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精心设计。唯一能够阻挡“黑衫党”的是军队，但国王决定不发动围攻；相反，他邀请墨索里尼组建政府。这是对暴力和非法行为的彻底妥协，24年后，维克托·伊曼纽尔因此失去王位。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仅仅代表墨索里尼个人的胜利。“进军罗马”事件标志着1914年至1915年开始的干涉主义危机的终结。法西斯主义正式诞生于1919年，但孕育于干涉主义危机和战争带给意大利社会的深刻冲击，这种冲击造就了由希望、期望、恐惧、仇恨和分裂构成的不稳定状态，一个脆弱和人为的民主无法实现、消除或调和的不稳定状态。法西斯主义代表着某种稳定，但又很含糊，因为这场运动既包括农业、工业和金融业的保守势力，也包括在冲突过程中出现的新势力，他们的政治取向往往是激进和伪革命的，即使这些团体始终是反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等级制度的恢复（在农业方面最为明显）是在没有任何目标定义的情况下实现的；事实上，意识形态定义的缺乏构成法西斯主义的优势之一，它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法西斯主义政治风格新奇，事实上，除了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支持外，在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中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除了勉强可以充当方案的一般行动主义之外，它在早年仍然是反党，不愿或者也不能表达明确的身份。1922年底，在以国家和民族主义政党自居后，法西斯主义显然还未能实现的一件事，就是弥合那些通过干预而出现并随着战争而增长的深刻分歧。

法西斯主义掌权：初期（1922—1927年）

出于平等主义和谨慎的考虑，墨索里尼的第一届政府是联盟的性质，起初包括些许天主教徒和自由派人士，显然是为了在多年社会冲突和内战之后，尽快实现政治正常化。在国内政治方面，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在1923年初的融合，显示出强烈的保守倾向，表明墨索里尼想要吸引更多非法西斯主义人士，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政治基础。对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和意图重新树立信心是当时的主要任务。然而，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偷猎者成了猎场看守人——恢复合法性是一个重大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非法行为在该运动兴起期间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镇压暴力很可能引起习惯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法西斯黑衫军的敌意。解散黑衫军同样困难重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黑衫军士兵都没有工作过，而依靠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的职业。为解决这一问题，1923年初法西斯民兵组织成立，黑衫军前士兵被招募到军官麾下。这一措施旨在防止政治暴力的重演，同时仍赋予黑衫党在运动中明确的角色。随后的事件表明，解决方案有名无实。

在国际舆论方面，墨索里尼显然十分谨慎，试图消除欧洲大部分民主国家的疑虑。尽管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从来没有深入人心（法西斯主义毕竟试图扭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耻辱和“残缺的胜利”），意大利经济困难，从属地位越发明显，行事更需谨慎。除了1923年的科孚岛事件（意大利短暂占领该岛作为对涉及意大利外交使团事件的报复）和持续干涉某些中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内政之外，法西斯的目标似乎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主导，即英国和美国主导战后和解，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与这些大国的合作是提高意大利国际声誉的唯一现实途径。1925年，英国和意大利被指定为《洛迦诺公约》的联合担保人，意大利对外谨慎的合作态度取得一定的成功。1925年后流入意大利的美国贷款也证明了外国对法西斯政府的信心，意大利国际地位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