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8701915年的意大利 政治和社会（第1页）

第九章1870—1915年的意大利：政治和社会

阿德里安·莱特尔顿

教会、国家和社会

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夺取罗马，新意大利摇摇欲坠的威信得以巩固，议会政府的权力也在无形中得到加强。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曾想与法国结盟，与普鲁士作战，但平民内阁阻止了他。法国人撤离罗马，政府的政治路线得到维护，国王的阴谋企图得到遏制。另一方面，随着马志尼共和党追随者失去了他们最响亮的号召（“与罗马共存亡!”），君主制面临的威胁有所减弱。马志尼本人于1872年去世，他对自己苦心经营的新意大利深感失望。

然而从长远来看，夺取罗马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新意大利王国和教皇和解的希望彻底破灭。1871年的《保障法》赋予教皇许多主权权力。派往梵蒂冈的使节享有完全的外交地位。但《保障法》并不具有条约的效力；它是意大利国家内部法律，可以修改或废除。对教皇来说，任何缺乏完整领土主权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庇护九世宣称基督和魔鬼之间不可能妥协，教皇的辩护者谴责意大利统一是反常和虚假的伪装。面对如此敌意，政府很难坚持加富尔“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的理想。《保障法》是一项折中方案；它承认教会任命主教的自由，但允许政府批准他们的财产，在实践中保留了否决权。

1870年7月，梵蒂冈大公会宣布“教皇无谬”原则，教会内部的自由反对派被镇压。1871年，梵蒂冈禁止天主教徒在议会选举中投票。投票禁令实际上多被忽视，但影响之一是不可能在议会中组建天主教政党。教会把自己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致力于征服公民社会。这只能通过平信徒的积极参与来实现。议会救助会成立于1874年，旨在协调当地天主教在教育和社会工作方面的举措。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密集的教区委员会网络覆盖了伦巴第和威内托，那里始终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天主教的中心地带。施行强硬措施的目的是把天主教平信徒组织成独立的亚文化，以反对自由国家及其原则。但他们并没有代表所有活跃在政界的天主教徒。这种不参政的指示不适用于地方选举，包括罗马在内的许多重要城市开始由天主教和保守自由派组成的神职人员“温和派联盟”管理。天主教运动在南方的成功更为有限。主教们不赞成让平信徒独立，教区神职人员与当地地主精英关系紧密，不愿意代表农民采取社会行动，平信徒继续以更传统的形式表达虔诚——朝圣、游行，以及纪念守护神的节日。

与教会的冲突是自由统治阶级孤立感的根源。它助长了防御围攻心态的发展。没有神职人员的帮助，如何赢得群众的忠诚？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意大利60%的人口依赖农业，对于农民和农场工人来说，新意大利国家带来的好处有限，却增加了不少困难，包括征兵、高税收和地方政府对土地所有者的自由支配等方面，甚至基础教育支出也广受指责，因为大多数农民指望孩子在田间劳动。1871年，意大利只有31%的人口识字，在南部部分农村，这一比例低至5%。10年后，6岁至12岁的儿童中仍有43%没有上过学。在这种情况下，神职人员往往是了解更广阔世界的唯一信息来源。一位开明的右翼青年自由主义者西德尼·索尼诺写道，教会是农民的悲惨生活中唯一的理想之光。国家侵占教会土地和财产，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在一些土壤肥沃的地区，水果或葡萄酒利润丰厚，少数富农从出售教会土地中获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权的改变意味着更苛刻的租赁条件和更难以获得的信贷。在意大利南部，市政府掠夺蒙蒂皮埃塔的资源（建立粮食银行是为了以低利率向农民发放贷款）。

农业和工业（1870—1896年）

诸多证据表明，1870—1900年，意大利农村的生活水平普遍恶化。平均而言，农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花在了食物上，还常常食不果腹。在意大利北部，主食是玉米粥（由玉米制成的玉米粉），维生素缺乏导致人们患有严重的糙皮病，甚至精神错乱和死亡。意大利南部没有这样的疾病，但在南部的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平原，疟疾盛行。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以及随之带来的洪水使得疟疾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据估计，每年有200万人感染疟疾，而在南方，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对南方和西西里岛社会状况的第一次认真调查揭示了普遍存在的苦难和剥削。19世纪70至80年代是发现“真正意大利”的年代，而现实往往令人深感沮丧。阿齐尼委员会在议会对农业进行的重大调查中表明，意大利大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落后，改善速度缓慢。然而，随着铁路建设和自由贸易促进了出口生产和专业化，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繁荣。西西里的阿普利亚葡萄酒生产商和橘子、柠檬种植户都从中获利。

即使是统一后最初几十年的小幅发展也受到了来自19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的威胁，小麦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从中受益，但随着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利润消失，失业率不断攀升。危机根源在于运费的降低，北美和阿根廷的农产品涌入欧洲市场，但这也促进了大规模移民。19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航海的利古里亚人大量移居美洲。在农业萧条的最初十年，北方，特别是威内托，许多人选择移民。大多数人只到法国、瑞士或德国这种距离近的地方。但是在1885年到1896年间，大量移民从北部地区来到美洲大陆，其中阿根廷和巴西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除了农民，大批意大利中产阶级同样在寻求财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世界上意大利移民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意大利南部移民到美洲的人数增长更快：到19世纪90年代，所有越洋移民中有60%是南部人，而到了20世纪，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大多数南部移民去了美国。在移民中，男性人数大大超过女性，许多男性移民回国结婚或与他们留在意大利的家人团聚。移民给家庭的现金汇款是意大利经济的重要来源。加上旅游业收入，意大利得以弥补贸易逆差，购买工业化所需的原材料和机械。

19世纪80年代的危机摧毁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农业发展可能是未来繁荣关键的幻想。意大利第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建设全国铁路网：1861年至1870年间，铁路长度几乎增加了两倍。但意大利工业基础薄弱，无法从铁路和铁路车辆的需求中获利。1876年以后，左派政府更加支持工业发展的需求。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纺织业发达，但该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工业公司是由羊毛制造商亚历山德罗·罗西在威内托斯基奥创建的。罗西像管理一个小王国一样管理着斯基奥，负责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和剧院的一切事物。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批评自由主义对社会问题的漠不关心，同时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关税保护说客。大萧条给罗西提供了与农业利益团体结盟的机会。精明的是，他支持意大利北部小麦和水稻种植者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联盟的第三个成员是钢铁和重型工程行业的实业家，他们与棉、毛生产商和粮食生产商一道组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联盟。

在钢铁时代，意大利庞大的商船队面临着淘汰。主要集中在热那亚及其周边地区的船东和造船商成功向政府申请补贴，与政府签订协议，助其实现现代化。造船商最有力的论据是，造船业事关国防建设。他们找到了雄心勃勃的海军部长贝尼代托·布林，与其结盟。布林是一位杰出的海军工程师，他曾亲自负责1876年下水的铁甲战舰“杜利奥”号的创新性设计，就连英国人也对其大炮尺寸和船体厚度印象深刻。1884年布林第二次出任海军部长时，他着手一项建设计划，几乎将意大利舰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到1890年，意大利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海军强国。据布林说，国家安全部门要求：船只和钢材都必须由意大利产生。布林在翁布里亚南部的特尼赞助了一家大型钢铁厂的建设。特尼公司远离海岸并缺乏足够的铁矿石供应，被选中是出于军事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而该公司的生存仍然严重依赖于海军合同。海军工业只占有意大利全部工业生产的一小部分，但其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1881年至1888年间，工业生产以每年4。6%的速度增长，但这种增长建立在不稳固的财政和政治基础之上。1887年实施保护主义关税，与法国的新商业条约谈判破裂。1880—1890年灾难性的关税战导致意大利对法国的出口减少了一半，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南部的葡萄酒、橄榄油和水果生产商。南方农业最具活力的部门出现倒退，而低效低产的粮食生产受到关税的保护。即使是西西里以外的大地主也不热衷于这种保护，但他们比农民更容易适应新形势。短期内，关税也没有给工业带来预期收益。关税战争间接在1889年引发了重大的金融危机。外资撤离，房地产市场衰退，导致银行体系全面崩溃，1893年底，意大利两家主要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兴业银行倒闭，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工业受到信贷短缺和国家开支被迫削减的沉重打击，直到1896年生产一直停滞不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银行业危机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同样严重。

左翼掌权：从德普雷蒂斯到克里斯皮

1861年到1882年是意大利议会历史上唯一一段两党制盛行的时期。选举被视为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较量，但实际上两党内部都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地区分歧。右翼的主要弱点在南方，由北方人占多数的政府制定的中央集权和财政紧缩政策在南方始终不被接受。南方中产阶级抱怨在税收分配和公共开支分配方面受到歧视。在1874年的选举中，南方的惨败使右派的多数优势缩减到42席。1876年右翼倒台，当时一大批托斯卡纳州议员反水，他们财政实力雄厚，投票反对政府将整个铁路系统国有化的计划。此前，罗马拒绝就迁都问题赔偿佛罗伦萨，已然令他们震怒。因此，区域和金融利益集团的反对导致了右翼的倒台。左翼的胜利也是专业中产阶级对地主贵族的胜利。地主贵族往往鄙视积极的竞选活动，相信自己继承的影响力和社会声望，而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律师阶层将从政变成了第二职业。

1882年的选举改革将选票权赋予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选民人数增加了两倍。但是议会左翼领导人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担心改革会给激进的共和党反对派带来太大影响。他没有利用改革巩固左翼的优势地位，而是选择与马尔科·明格蒂及温和的右翼结盟。这就是著名的转型的起源。当时普遍认为，各方之间过去的差别已经过时。然而，转型很快成为腐败妥协的同义词。之前，左翼和右翼都倾向于加强地方政治团体，并设法在国家一级协调。转型扭转了这一趋势。从此，多数派更多的是指政府层面，而不是政党层面。这一变化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带来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心。多数派联盟是松散的地方团体和个人团体的集合体，由赞助人和德普雷蒂斯的调解技巧维系在一起。19世纪80年代见证了反议会论战的兴盛。大多数批评家来自旧右翼，他们的观点无疑受对自己失败的怨恨所影响。但他们的批评具有实质性内容，明格蒂和西尔维奥·斯帕文塔抨击党派对司法和行政进行干涉，年轻的西西里知识分子、精英理论的创始人乔瓦尼·莫斯卡，揭露了“大选民”小派系决定候选人的选择机制。然而，从日益增长的幻灭情绪中受益的并非右翼。对转型的反感使得顽固的左派领袖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在1887年接替了德普雷蒂斯。

西西里人克里斯皮与谨慎的德普雷蒂斯形成鲜明对比，他是雄辩、**和加里波第爱国传统的化身。他给政府带来了新活力，他的第一届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令人印象深刻。国家获得了管理公共卫生和慈善机构的新权力，对天主教慈善组织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既令社会改革者满意，也满足了反宗教人士的要求。国务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以制止行政滥用行为。为了配合1882年的全国普选改革，地方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市长首次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政府提名。然而，与此同时，省长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得到加强，而地方行政对内政部长的依赖也得到加强。基层民主得到加强的同时，中央集权也在逐步加强。进步的司法部长扎纳德利推出新刑法法案，废除死刑，减轻诸多刑罚，并确认了罢工权，但对协会的控制增强，警察拘留制度得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自由主义的创新。

尽管克里斯皮过去曾反对转型，但他的胜利并没能恢复两党制，而是强化了政府集团。1881年至1887年间，南方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的左翼反对派克里斯皮和乔瓦尼·尼考特拉；1887年以后，南方成为所有政府官员的金库，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南方代表们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他们充当中央政府和选民之间的调解人。对他们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助。此外，内政部长（通常也是总理）还有其他说服手段。他可以通过警察和省长直接干预地方政治，调动政府官员和地方法官，制裁选举舞弊，甚至直接恐吓。不是选举产生政府，而是政府操纵选举。

在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岛，政府候选人成功当选，往往得益于与卡莫拉或黑手党等犯罪团伙结盟。在那不勒斯，由于一场由社会党人主导的揭丑运动，卡莫拉对城市管理的影响在1900年后有所下降，黑手党的邪恶权力却完好无损。各国政府试图用正统的警察方法镇压西西里岛的土匪，但由于缺乏依赖黑手党保护的当地地主和知名人士的合作而没有成功。相反，左派政府开始接受黑手党，借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同时获得选举支持。黑手党自己的非正式司法体系当然比国家的更有效，但代价也很高。战争前夕，西西里阿格里根托省的谋杀率是北方一些省份的30倍。作为保护地主的回报，黑手党作为承租人和中间人，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他们继续大规模组织盗牛。黑手党对犯罪和社会秩序的态度本质上是矛盾的；他们是罪犯与警察、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仲裁员，也是西西里人反对政府干涉的保护伞。

三国同盟和意大利殖民主义的开端

右翼政府出于平衡预算和巩固意大利国际合法性的需要，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政策，不做有约束力的承诺，不结盟。第一届左翼政府沿袭了右翼的做法，但在1875年至1878年东部危机爆发后的动**时期，奉行中立政策变得更加困难。公众舆论要求意大利分享其他强国获得的利益，与法国争夺在突尼斯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促使法国政府在1881年建立了保护国。法国占领突尼斯所引起的震动把意大利推入俾斯麦的怀抱。当左翼势力觊觎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未被承认的领土，并仍然视奥匈帝国为主要敌人时，翁贝托国王却极力促成了与两位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和威廉一世缔结保守联盟。1882年5月签署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协议，是转型政治策略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它把温和的左翼从共和党人和视奥匈帝国为敌人的领土收复主义者中分离出来，孤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巩固了君主制的威望，并为军队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军事开支增加了40%。尽管议会可以控制国内政策，但三国同盟允许君主得以重申宪法赋予的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拥有的最终决定权。条约不必提交议会，三国同盟的条款仍然保密。

直到1881年，意大利政府一直认为殖民地是奢侈浪费，但在争夺非洲的时代，不可能将公众舆论与帝国主义狂热隔离开来。在突尼斯之后，获取殖民地似乎是平息民族主义情绪、确认意大利新强国地位的廉价方式。英国政府赞成意大利在东非建立殖民地作为对法国的制衡。1885年意大利占领了马萨瓦港。当地军事指挥部与埃塞俄比亚人发生了冲突，1887年1月，一支由500名意大利士兵组成的纵队在多加利被歼灭。这场灾难的影响可以与两年前戈登在喀土穆之死对英国的影响相提并论。大屠杀激起意大利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克里斯皮上台起到决定性作用。多加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让意大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内腐败的议会政府在国外的怯懦无能。

克里斯皮放弃了共和主义，因为他开始相信君主制对意大利统一的不可或缺性。但他也知道，现有的君主制必须改革才能继续维持。他不得不放弃其独有的皮埃蒙特和贵族传统，成为真正的意大利平民。克里斯皮热心倡导培养大众对君主制的崇拜。正是他提议在万神殿埋葬维克托·伊曼纽尔·伊勒。1884年，他攻击德普雷蒂斯，因为后者在前往国王陵墓的大规模朝圣过程中设置了障碍。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君主威信，还需要做得更多：海外扩张和展示军事实力。

克里斯皮下定决心，意大利不应再当三国联盟中被动的次要伙伴。他加强了与德国的联系，并于1888年签署了一项军事公约，根据该公约，意大利承诺向莱茵河派遣五个军团，以防与法国和俄罗斯发生战争。克里斯皮与俾斯麦的友好关系、咄咄逼人的言辞，以及布林的海军建设计划，共同将意大利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提升到了危险高度，后果非常严重。除了关税战和法国金融市场对意大利贷款的关闭之外，利奥十三世与第三共和国之间的和解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法国干涉罗马问题的担忧。同年，对意大利移民工人的排外情绪频频爆发，这激起了民众的反法情绪，在1893年的艾格斯-莫特斯暴乱中达到**，八名意大利人在暴乱中丧生。

金融危机、银行丑闻和克里斯皮倒台

意大利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政府遭受来自议会中左右两翼越来越多的批评。保守派斯特凡诺·贾西尼抨击克里斯皮“狂妄自大”，而激进派抨击税收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尽管左翼信守承诺，废除了臭名昭著的面粉加工税，但消费税却大幅上涨。“无忧财政”导致了严重的预算赤字。金融问题最终导致克里斯皮在1891年下台。而后，标榜节俭的异见右翼领袖、西西里贵族迪·鲁迪尼成立了新政府。但鲁迪尼的经济计划因国王、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拒绝同意削减军费而失败。曾以金融专家著称的乔瓦尼·乔利蒂取代鲁迪尼，成为新总理，引起一片哗然。他的晋升得益于王室大臣、翁贝托国王的心腹谋士乌尔班·拉塔齐；乔利蒂，前官僚，是第一位没参加过复兴运动的总理，他也因此受到攻击，也有人指责他是宫廷阴谋的产物。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拒绝发表夸夸其谈的爱国言论，常被指责缺乏理想。还有人批评他在1892年选举中使用了特别强硬的手段来获得多数席位。但乔利蒂远非对手所描绘的是灰色官僚和腐败的操纵者。他深信必须减轻群众的痛苦和不满：抑制非生产性支出，减轻税收负担，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然而，最后一项政策在当时看来太超前了。

1893年，在社会党领导下，西西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到了秋天，出现焚毁税务机关等暴力行为，已经演变为彻底的革命。乔利蒂拒绝批准大规模镇压措施，使他在议会和宫廷失去支持。而后，他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下台。银行体系的危机引发了意大利政治史上的大丑闻，仅次于一百年后的“贿赂之城”丑闻案。地区利益阻碍了央行统一发行货币，印刷钞票的权力由六家不同的银行共同享有。议会的一项调查揭示，其中罗马银行的货币发行量超过了法律允许的发行量近100%，而且其中一大笔钱被用来贿赂政客和记者。作为在任总理，乔利蒂首当其冲受到丑闻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他曾经利用该银行来获得支持，还把银行行长塔隆戈提拔到了参议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93年12月重新掌权的克里斯皮，牵连更深，更不光彩。与个人诚信无可置疑的乔利蒂不同，克里斯皮直接接受罗马银行的钱来还债。

克里斯皮新政府在国内迅速采取行动，对外大胆冒进。他立即宣布西西里岛戒严，并派遣4万名士兵恢复秩序。他暗示，或许也相信，在这场剧变的背后有法国的阴谋，想要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分割出去。公平地讲，克里斯皮不相信他能单靠镇压解决西西里的问题。

他试图推行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以迫使大庄园的所有者授予农民长期租约。不出所料，改革遭到了地主的反对。1894年10月，克里斯皮解散社会党并逮捕了其代表。为了获得更易于管理的选民，他剥夺了80多万选民的选举权，几乎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894年底，当关于他与罗马银行有牵连的真相浮出水面时，他下令众议院休会，并将其关闭了5个月，之后才进行新的选举。克里斯皮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即意大利的议会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几乎成功地将其简化为行政绝对统治的表象。然而，议会的反对无法压制，甚至内阁内部的异议也无法消除。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对外政策的成功。

克里斯皮上台时承诺要为多加利的耻辱复仇。1889年，与埃塞俄比亚新皇帝梅内利克签署了《乌切利条约》，意大利外交似乎取得了成功。意大利在1890年占领了更多领土，宣布厄立特里亚殖民地正式建立。意大利声称该条约在整个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个保护国，这一点在阿姆哈拉语版本中故意没有明确说明。梅内利克被欺骗激怒，于1893年拒绝签署该条约。面对外交上的失败，克里斯皮准备让军方放手。与此同时，保守党财政部长索尼诺坚持要求限制开支。其结果是，军队缺乏必要的兵力和资源来克服被严重低估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反击。1896年3月1日，因进攻计划不周，埃塞俄比亚庞大军队在阿杜瓦附近摧毁了17000人的意大利军队。这是迄今为止殖民者在非洲遭受的最严重损失。克里斯皮原以为国王会支持他，但面对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和保守党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翁贝托决定让他充当替罪羊。显然，君主制已经严重削弱，其作用和前景成为未来四年意大利政治的中心主题。

意大利第一次在非洲建立帝国的努力遭到挫败，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危机严重，国家普遍贫困，无法大规模调动资源。同其他国家一样，殖民主义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话。殖民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殖民地可以吸收大量移民，这在南方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克里斯皮宣称，埃塞俄比亚将为“意大利众多人口提供出处，而意大利人口现在流向了其他文明国家……却没有留在祖国”。开明的保守派利奥波多·弗朗切蒂试图在厄立特里亚推进农民殖民，以帮助减轻土地危机的压力。但他的努力没有得到殖民当局的支持，彻底失败。在1890—1905年，有350万意大利人移居国外，截至1905年，厄立特里亚的意大利人口约为4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士兵及其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