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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啊小街
一
其实，此文题并非初衷。我原本要起的，是“小街无语”或“小街断想”之类。然而，落笔现字，却觉意犹未尽。沉思默想，几经斟酌，仍难确定。于是，只有“啊”。
中国许多城市中的许多小街，早已先后在“城改”中名存实亡。城市旧貌换新颜，乃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成就，造福祉于百姓，其好甚大。对那些简直就是贫民窟的小街的消失，若竟生什么凭吊似的感慨，除了说明文人的矫情，再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
但我还是很有些感慨。若别人认为便是凭吊，我也无言可辩。
有时想来，每个人的一生，可以由多个方面来划分阶段。比如年龄阶段；比如婚前婚后；比如从事这种工作以前，从事那种工作以后，等等。
然而我的人生，确切地说，我的城市人生，也可以由三条小街来划分的。其一曰安平街；其二曰光仁街；其三曰健安西路。
我的五十七年的生命，除了下乡六年，大学三年，在原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的一幢老旧的筒子楼里住过的十一年——总共二十年，另外三十七年，只不过被三条小街全部占有了去。或换一种说法，被三条小街牢牢地拴住了。或再换一种说法，与三条小街发生着命里注定似的人生关系。
人生竟也是如此简单的一种加法。
我心难免因而愀然。
“啊”，主要是由此而发的。
先说安平街——它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哈尔滨市边角地带的一条小街。岁月催人老。我竟讲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且是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不由得不感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哈尔滨市的那一处边角地带，数条小街曾以“非”字形存在。一条纵的有缓坡的较宽的土路，将分别叫安平街、安心街、安宝街、安国街、安顺街、安达街的六条小街排列两旁。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条土路叫什么路了，更无法确切地说出安平街是它的六小“横”中的哪一“横”。
安平街长约五六百步，街路自然也是土路。在当年的哈尔滨市的边角地带，几乎一切的街路全都是土路。安平街宽三十余步。无论与南方某些城市里的小街相比，还是与哈尔滨中心区的某些小街相比，它实在算得上是一条够宽的小街了。这乃因为，居住在那一带的哈尔滨市的先民，其实没几户是中国人家，十之八九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国的老俄国的侨民，被红色政权所不容的那样一些老俄国人。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一段列宁和他的贴身卫士瓦西里的对话是这样的——
瓦西里：我们起初想把那些地主富农全都杀掉……
列宁：唔？
瓦西里继续读他的农村老乡写给他的信：但我们又一想，那样做太不人道了。我们革命者是应该讲人道的，所以我们将他们赶跑了……
列宁：唔？赶到哪里去了？
瓦西里：我们将他们一直押到边境，赶到别的国家去了……
列宁：对！这样做很对。这一封信写得很好啊，很有水平啊！……
列宁所称赞的，并不是将自己国家的地主富农赶到别的国家去了有多么对多么好，而是竟没有采取一了百了彻底消灭的方式“把那些地主富农全都杀掉”。
而那赶到了“别的国家”，就有中国。
老俄国的某些贵族们，在“十月革命”之风声鹤唳之前，便有不少逃亡到了哈尔滨。他们从国内所带出的金银财宝，足以使他们在当年的哈尔滨继续过着富有的准贵族的生活。在哈尔滨市的道里、道外、南岗三大中心市区，他们兴建楼宅，投资商场，依旧活得来劲儿。道里区的所谓“外国头道街”至“十二道街”，亦即现在成为步行街的“中央大街”及两旁的街道上一幢挨一幢的美观的俄式建筑风格的楼房里，所居住的便是他们。至于从老俄国逃亡出来的一些小地主和富农，他们挤不进本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们在哈尔滨市占领了的地盘，便只有在城市边角地带重建家园。我想，有些事，他们肯定是共同出资，比较齐心协力地来做的。否则，当年遗留下来的那些街路，断不会那么的宽，那么的直，那么的平坦。那起初显然是经过压道机反复碾压过的一些沙土混合而成的街路，路面两旁有排水沟。沟宽约一米，其上铺木板。下雨天，人若怕弄脏了鞋，是可以走在排水沟的木板上的，就像走在人行道上。如果谁穿的是后跟钉了铁钉的皮鞋或靴子，走在其上，木板也会发出空洞造成的声音，挺好听。在两道排水沟的内侧，无一例外地是围在各式各样的窗前的大小花园。俄国人，现在又应该这么称呼他们了——他们对于家宅的窗，是很讲究的。每一扇都具有审美的特征。尤其早晨，当一扇扇美观的护窗板对开以后，仿佛一册册装帧美观的书翻开了。俄国人也是喜欢花的，有些花，比如被哈尔滨人叫作“扫帚梅”的一种其茎能长到一人多高的好看的花，据说就是由他们将花籽带到哈尔滨的。“扫帚梅”开有红、白、粉三色，是一种根本无须侍弄的花。只要哪一年在哪一处地方曾生长出几株，那么来年那地方准会开出一片来。它是一种哈尔滨人特别熟悉也特别喜欢的花。
当年那些俄国人的家都是独门独院的，有的院子大到如同小学校的操场。依我想来，那些俄国人家大约是逃亡出来的地主吧？他们的院子里甚至有马棚，有漂亮的带顶罩的俄式马车和高大的洋马匹。而那些院子较小住宅也较小的人家，则大约是从老俄国逃亡出来的富农。富农之所以是农也富，几乎全靠了比贫农多一些土地。大抵，他们仅富在农业产品的秋后拥有方面。一旦离开了曾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往往也就不再富了。富农这一概念和富人的概念是很不同的，估计他们当年没有多少钱财能从老俄国带出来。老卢布作废了，他们当年确有些钱也都成了废纸，所以他们当年不能在哈尔滨过上食积服蓄而又高枕无忧的日子。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生活做些事情，然而他们是农民出身的人，不会什么可以依赖着挣钱的手艺和技能。于是他们在不甚大的院子里养奶牛、奶羊，或养兔和鹅。在老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前后，当年中国哈尔滨市的那一地带，基本上是他们那样一些逃亡到中国的俄国人的居住地，或曰避难所。哈尔滨市的那一地带的人居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俄罗斯的乡村情形。
借助于苏联的出兵，黑龙江省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经“光复”了，比全中国的解放提前两年。黑龙江省“光复”之前，一批俄国人又仓皇地继续逃亡到蒙古国去了。“光复”后，在苏联的要求之下，也有一批被遣送回他们本国去了。那时，才有些中国人家开始定居在那一地带。许许多多带大小院子的俄式房屋由他们的主人贱卖，或由哈尔滨市的有关官员监督着进行公开的拍卖。当年买一处独门独院的不十分大却也绝不算小的俄式住房，那价格真是便宜到了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当年，闯关东的人家，借钱也要买下一处家园了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一户人家买不起一处宅院，便几户人家合着将这买下来。原先认识不认识，已经变得不重要，便宜到什么程度才是下决心的前提。更有那富人家，趁机广置房产，租给终究还是买不起住房的穷人家。
及至我两三岁时，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前后，哈尔滨市的那一地带，人家已经变得相当稠密了。从前一户俄国人住的院子，至少已经住着两三户中国人家了。有的房屋多的大院子，甚至住着十一二户人家。街名，也是在那一时期取定的。
两三岁的我开始记事了。我的家住在安平街十三号，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包括我家在内住着八九户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的人家，皆为山东各县的。整个院子是由一户人家买下的，邻居们都是租住户。我家住着院子最里边的一处小房屋，两间。大间十五六平方米，小间十一二平方米。还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护门小屋，哈尔滨人叫“门斗”。虽是俄式房屋，但毕竟相当老旧了。当年我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我，和刚出生的三弟。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家的一段相对幸福的日子。父亲才三十几岁，身体强壮；哥哥学习很好，特别懂事又特别有礼貌。母亲呢，她是那么的勤劳。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居然在自家屋后养了两口猪。
安平街上，依然有几户俄国人家住着。安平街上的俄国教堂，每天早晨依然会有大钟敲响。教堂的院子与我家所住的那个院子，仅仅由一道木板障子隔着。两个院子都是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
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晨大钟敲响以前，先是远近雄鸡的啼鸣；大钟敲响以后，该听到一串串的俄语。或男人的声音，或女人的声音。那几户俄国人家，要趁早遛遛他们养的奶牛或奶羊，就像如今养宠物狗的人家遛狗那样。他们的牛羊如果不每天走走，大约是会被圈出病来的。他们倒也比较懂得公德，带着撮子和铲子，会将牛羊粪干干净净地铲起来。如果他们不那样，街道组长便会找上门去，严肃地批评他们。街道组长的批评对于中国人家并不是一件值得不安的事，有时不服，与之顶撞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对于那几户俄国人，街道组长的批评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事，他们往往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总之，样子肯定是那么一种样子。内心里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在中国住久了，听和说中国话，都已基本上不成问题。套用今天我们中国学生英语考级来比喻，说他们都差不多具备四级汉语的听说水平，大概不算是夸张。
六点到六点半时，如果是夏天，如果那时我醒了，可以听到院子里的男女大人在互相打招呼。互相打招呼的男人，大抵又同时是在家门前漱口、洗脸。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或者有一块被砖石垫高的长木板。它的功用就是放脸盆，全家人在外边洗脸的。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往往也会坐着它把脚都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