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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农民起义（1524—1525）

一年多的时间刚刚过去，路德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一些激进的改革者在布道时言辞过于激烈和暴力，路德不得不离开瓦尔特堡。他突然出现在维滕贝格，给当时**不安的德意志带来暂时的克制。

但过了两三年，麻烦却再次出现，而且更加复杂和严重。德意志士瓦本（Suabia）和法兰哥尼亚（Frania）的农民被封建领主的疯狂压迫所激怒，再加上宗教狂热的刺激以及宣道者卡尔施塔特（Carlstadt）和闵采尔（Münzer）的鼓动，他们发动反抗贵族、教士等一切权威的起义。（18）城堡和修道院被抢掠和焚烧，并发生了可怕的骚乱。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是10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国南部大部分地方遭受重创。很多人指责改革者，认为他们的布道才是这次狂热的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19）

26。教会财产世俗化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曲折，改革还是取得了迅猛的进步。对于世俗的王侯来说，路德认为教会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的财产应该被罚没充公并应用到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的维护方面，这样的主张完全赢得了王公们的青睐和支持。（20）

王公们很快采取了行动，并走得更远。在路德发表对德意志贵族的演讲和对隐修誓言的抨击，并指出这样的誓词有违真正的基督教教义的数年之后，所有转变为新教的德意志邦国的教会财产都被没收。

在瑞典，路德的信条很早就获得了立足之地，几乎所有老教会的财产都通过国家议会法案收缴到国王古斯塔斯·瓦萨（GustavusVasa）手中（1524）。这笔财富极大地提高了瑞典君主制的权力和威望。

而在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VIII）镇压了修道院，并把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世俗的用途。

然而，在这一时期，教会财产世俗化的经典案例则是条顿骑士团提供的。在新教徒起义的初期，这些修道士骑士统治着二三百万人。当改革运动遍及整个德意志的时候，骑士团大团长（21）（GraheOrder）成为了新教徒，并把原来兄弟会的领地变成名为“普鲁士公国”（DuchyofPrussia）的世系君主国（1525）。骑士们可以结婚并变成贵族。从而在原来的天主教土地上诞生了重要的世俗国家。

27。改革者被称作新教徒

革命的迅猛发展惊醒了古老教会的支持者。1529年，教会再次集会（第二次斯拜尔帝国议会，SedDietofSpires）商讨对策。议会中天主教占据多数席位，他们通过了法案，剥夺新教王公和城市决定自己的领地信奉何种宗教的权力，并且在议会授权之前禁止宣讲新教教义。

德意志的6位王公和许多帝国城市联合发布对帝国议会法案的正式抗议，不承认在宗教和良知方面的多数约束少数的观点。因为这样的抗议，这些改革者从这时起就开始被称为新教徒（抗议者，Protestants）。

28。天主教反击及其原因和动力

在路德1546年去世前（22），宗教改革运动在除西班牙和意大利外的大部分西方基督教国家都获得了强有力的立足点；即使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新教的传播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几大因素的联合作用抑制了新教的发展，使得天主教会得以收复大片失地。这些主要因素包括新教徒之间缺乏共识、天主教采取反改革措施、宗教裁判所的兴盛、耶稣会的兴起、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支持。

29。新教徒的分裂

在反抗罗马教皇的开始阶段，新教徒就分为三个相互敌对的教派——路德派（Lutherans）、茨温利派（Zwinglians）和加尔文派（ists）。

路德派教义主要在德意志北部盛行，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也被广泛接受，也曾传播到尼德兰，但很快就被加尔文派取代。在所有新教教派中，路德派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变更得最少。

茨温利派主要是乌尔里希·茨温利（Huldreigli，1484—1531）的追随者，他们和路德派主要在有关圣餐礼和教会组织上的观点不同。他们的教义主要在德属瑞士流行，并由此传播到德意志南部。

加尔文派是约翰·加尔文（John，1509—1564）的追随者。加尔文出生于法国，由于受到迫害，离开法国来到日内瓦避难（23），并将这里作为该派运动的中心。我们应该了解加尔文派传播的地域之广以及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之大，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苏格兰的圣约派（ters，盟约派）、荷兰的尼德兰人（herlanders）（大部分）、英国的清教徒（Puritans）和清教徒前辈移民都属于加尔文派。（24）

这些新教教派最后分化成诸多的宗派，每个宗派都固守着不被其他宗派认可的教义的某些次要点或坚持某些礼拜仪式，然而所有宗派都信奉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JustifibyFaithAlone）。

现在，这些教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思想解放的改革者现在有机会去哀叹基督教早期困扰使徒保罗的同样的状况。一个说我是路德派，一个说我是加尔文派，另一个说我是茨温利派。甚至路德自己都称茨温利为异端，而加尔文派则不愿和路德派有任何瓜葛。

这些宗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给改革运动带了相当灾难性的影响。面对团结一致而又虎视眈眈的敌人，这些纷争大大削弱了新教的实力。他们的不和与纷争给了天主教强大有力的证据来反对整个改革运动。

30。天主教反改革；特伦托会议（1545—1563）；卡罗·巴罗梅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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