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夜逃天津（第1页）
末代皇帝夜逃天津
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不知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乖乖地远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西山之支脉）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冯玉祥的引退，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位倒戈将军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倒是在纷纷猜测和议论下一个他要把刀子捅向谁。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也许是对的。此时的冯玉祥正在北京西山那座佛家寺院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杀人，目标则是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和溥仪。他显然是想再来一次更加震撼世人的北京政变。而出人意料的是，奉军将领李景林也参与了这一政变密谋。
1924年12月1日下午，奉军在京将领李景林，突然不辞而别，秘密乘车向天津驶去。他赴天津的使命就是一旦张作霖在当天晚上被处死，他便指挥在天津、河北一带的部队，截断奉军的退路，然后和冯玉祥部夹击歼灭奉军。李景林突然出走，引起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警觉，他们当夜便抛下段祺瑞和其他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同伙，逃向天津……后来有人披露这段秘闻时说：“由于张作霖逃走，自知无法与奉军匹敌的冯玉祥未敢轻举妄动，段祺瑞、曹锟、溥仪等人才得以从冯玉祥士兵的枪口下解救出来。”
其实，就此时溥仪的个人处境来看，也不尽然。早在11月29日，冯玉祥又重新在京城秘密布置军队，并准备大动干戈之时，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和他的臣僚已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和形势的紧迫。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这个时候，离冯玉祥要实施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尚隔两天多。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而无力自拔了。
日本方面既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会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5日，是溥仪的“二旬正寿”，即宫廷中的“万寿大典”[1]。借此机会，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特地邀请驻京的欧美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前来日本使馆为溥仪祝寿。为大摆寿宴，庄士敦竟变卖了自己在京的房产、家具、汽车和部分古玩。当寿宴结束后，庄士敦仍是迟迟不肯离去，脸上布满了抑郁的神色。溥仪似乎看出了这位老师的心思，便故意搭讪道：“庄先生，对你的深情厚谊，朕表示感谢。在与你数年的交往中，朕十分钦佩先生的心计和为人。”
庄士敦听罢，俯下身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说道：“谢谢陛下的称赞。我今天所举行的宴会有双重意思，一是为陛下祝寿，再是向陛下辞行。”
对这突如其来的请辞，溥仪感到十分惊讶。他不解地看了看满面愁容的庄士敦，用安抚的口吻劝慰道：“庄先生，朕与你相识已有数年，彼此相待不薄，以朕目前的处境，还需尔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谋取‘还政于清’之大业。如今先生却要匆匆辞别，不知为何缘故？”
庄士敦苦笑着摇了摇头，回答道：“陛下不知，敝人此次辞行，是奉敝国政府之命，重返威海卫供职。至于其他方面，请陛下不必多虑，我主要是为陛下的处境担心，不知陛下今后做何打算？”
“这……”溥仪没有再说下去，他仿佛领悟了庄士敦的真正用意，遂即改口道：“既然如此，朕也无法挽留你。不知先生临别有何见教？”
庄士敦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如今落于日本人之手，恐难以摆脱。臣以为陛下‘还政于清’之举并不应在中国和日本，而是应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目前，脱离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走向欧洲。臣此行去威海卫，估计不久即可回国，陛下如果愿意去欧洲，我一定在英国欢迎您！”
溥仪听了深受感动，当即答道：“庄先生所言极是，你坦诚的话语，朕终生难以忘怀。其实，朕早已有所准备，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朕也盼望有朝一日能在贵国的土地上与先生共商‘恢复祖业’之大计。”
“陛下有此雄心大略，实是令人钦佩。敝人作为大英帝国的公民，也同样真诚地希望，有那么一天，大清帝国的‘龙旗’重新在紫禁城上空飘扬！”庄士敦诗一般的语言，说得师徒二人都热血沸腾，神采飞扬，刚才的忧悒寡欢消失殆尽。
早在小朝廷在紫禁城苟延残喘之时，溥仪就有“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打算，并产生了去欧洲留学的梦想。于今在庄士敦的鼓动下，出洋留学的愿望更加炽烈。也许就在这一刻，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要“跳出自己家庭的圈子，远走高飞”，去寻求复辟大清王朝的新途径。
庄士敦走后，溥仪静下心细细想了自己的处境，越发感到有离开日本大使馆的必要。他立即召集罗振玉、朱汝珍等人，密商逃离日本使馆，到天津英租界筹备出国留洋一事，并吩咐他们在十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除此之外，溥仪还私自决定在赴天津前，要向北京、向紫禁城、向父亲和祖母一一告别。
2月21日，溥仪唤来了侍童祁继忠、李体育和李国雄，吩咐他们备好四辆脚踏车和所用的衣物，待晚间随他秘密出游。深夜零点过后，使馆一楼负责监护的日本警察都已睡熟。溥仪的房间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侍童李国雄为他换上运动装，戴好猎帽，悄悄走下楼梯，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共同溜出了使馆后门。早春的夜色中，李国雄骑着脚踏车在前开路，李体育、祁继忠两人殿后，将溥仪夹在中间，一行四人向紫禁城方向疾驶而去。转眼位于城北的神武门已在眼前，四个人先后下了车。溥仪望着连绵起伏的城堞，不禁感慨万千，紫禁城内十六年的帝王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雕龙的宝座，群臣的叩拜，明黄色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用蚊子般的声音自语道：“总有一天，我会像世祖章皇帝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了，我的紫禁城！”
正当溥仪沉浸在往昔的幻景中时，站在一旁的李国雄突然低声说道：“皇上，那边有汽车灯光！”溥仪即刻从幻景中回过神来，连忙吩咐道：“快走！”四个人贼样地跳上脚踏车，迅速离开了神武门，沿景山大街北行，穿过地安门，经鼓楼西侧，向什刹后海[2]的北府（即醇王府，因位于什刹后海北岸，故名）驶去。
来到北府的大门前，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府第四周万籁俱寂，没有车马喧哗，没有人声鼎沸，只有更夫的打梆声隐约传来。溥仪望着紧闭的两扇大门和高高的围墙，真想几步跨进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但他最终还是未上前。他怕遇上冯玉祥的部队，一旦被冯的部下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等我回来再会吧。”溥仪暗自长叹一声，心一横，掉转车把，带着三个随侍，又匆忙地离开了北府。
当他们一行返回日本使馆时，发现后门已被关死。李国雄上前叩门，无人作答。无奈之中，溥仪只好吩咐祁继忠去敲正门。一会儿工夫，大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说：“万岁爷，池田书记官早有安排，特命小人在此恭候，请进来吧！”溥仪刚刚迈进门槛，那个开门的中国人又贴在他的耳边低语道：“你们每次深夜出馆，日本人都派汽车尾随，以后千万别再出去了。”听了这番话，溥仪先是一惊，继之猛然醒悟：原来日本人竟这样暗中监视自己！
溥仪回到卧室躺在**，大脑仍处在极度兴奋、不安和沮丧中。北京城翻云覆雨的政治气氛和日本人的狡猾用心，使他感到不寒而栗，也坚定了他出逃的决心。但此时的溥仪已知陷入日本人的圈套而无力自拔，他不想掩耳盗铃式地偷偷溜走，他决定索性将自己的计划向日本人挑明，再做行动。
2月23日夜九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六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六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池田率先用手分开坐在车厢过道上的士兵，来到车厢中央，让溥仪坐在事先安排好的座位上。溥仪和随侍刚刚坐定，列车便开动起来。
当列车到达廊坊（今河北廊坊）车站时，有十几名穿着黑衣黑裤的男人一拥而上，分别站在溥仪的前后。随后每到一站，就有十几名同样打扮的人拥上车来，聚拢在溥仪的身前或身后，未等到达天津车站，这样打扮的人几乎站满了整个车厢。溥仪对这些来历不明、乔装打扮的黑衣人很感惊愕，但又不好上前询问，只有心怀悸意地坐在位子上，听候命运的安排。
凌晨三点多钟，列车到达了终点站天津。黑衣人簇拥在溥仪的身前身后，伴他走出了车站。此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等人，早就备车等候在那里。双方见面后，没经任何寒暄，溥仪就被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朝天津日本租界疾驶而去。拐过几道弯，轿车进入日本租界区的大和旅馆的大门。几名黑衣人又护送溥仪到了预先安排好的房间里，然后迅速离去。有生以来未曾离开过北京城的溥仪，经过一番旅途的折腾，早已疲惫不堪，他看到黑衣人走后，一头扎在**，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溥仪一觉醒来，已是这一天的下午了。他起身坐在**，想着昨夜发生的一切，不免仍心怀惊悸，特别是那些半路“杀”上车来的黑衣人，其不明的身份和神秘莫测的行动，更使他疑虑重重。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不弄个水落石出，谁知会滋生出什么事情。于是，他吩咐人传来罗振玉询问。因为罗振玉、罗福葆父子昨晚已先于溥仪进入二等车厢，暗中同他一路赶来天津。
“皇上，昨夜随车来的黑衣者，均属日本便衣警察。他们是为防范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保护皇上安全抵达天津而来。”
“那这儿究竟是哪儿？”溥仪仍不解地问。
“皇上，这里是日本租界的大和旅馆。圣驾行至于此，实乃日方有意安排。”罗振玉答。
“什么？！”溥仪听完差点从**蹦起来，声音尖厉地叫嚷道，“怎么不去英租界？当初不是商量好去英租界戈登路，怎么又进了日租界？”
罗振玉见溥仪大怒，忙跪倒在地，叩拜不止，嗫嚅着说道：“皇上息怒。日方的意思是，皇上出洋留学可行，但去英租界戈登路筹备欠妥，应在日租界内找地方筹备更好，也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