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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逼宫
北京政变（亦称壬戌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
早在冯玉祥从承德回师北京的前三日，住在紫禁城永和宫的端康太妃（他他拉氏，死后谥号为温靖皇贵妃），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瑾妃死去。按照清宫规矩，灵柩很快被移到慈宁宫治丧。寂寞的深宫，由于瑾妃的死，竟显得异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经，太监、宫女来回穿梭，使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又添了一分生气。到了10月23日，摄政王载沣召集内务府诸大臣会议，当众提出：“诸位久居深宫，难免烦闷，此次治丧，咱们就热闹热闹吧！”这个提议得到众臣僚的赞成，并表示：“丧事要隆重办理。”但尚未热闹起来，第二天北京就发生了政变，全市戒严，人心惶惶。清宫的臣僚们只好决定暂时封灵，等局势平静再来“热闹”。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闲极无聊，在宫中爬房摸一阵家雀儿后照相
清宫小朝廷的臣僚们渴望的局势平静，不但未能到来，相反，局势越来越令人感到惶恐不安了。11月2日，进入紫禁城的每一道门，都被冯玉祥的军队严密把守。平时守卫神武门的皇室卫兵已被迫撤至神武门内，而孙岳的部队已逼至门外。这一变化，又使臣僚们惊恐不已。冯玉祥早就想驱逐溥仪出宫，已是宫内尽人皆知的事情。这次冯军突然逼来，意味着什么？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1]，内务府大臣郑孝胥以及溥仪的岳父荣源等臣僚，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来到溥仪的住所召开会议。臣僚们一致认为冯玉祥打算发动另一次针对皇帝的“政变”已成定局，而且可能还要没收王公亲贵的财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与会人员开始探讨用怎样的方法，将溥仪尽快安全地撤到使馆区避难。但反复讨论，总是不得要领，会议只好不欢而散。这时，清宫中许多办事人员已看出了局势不妙，纷纷躲藏或逃之夭夭。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更是星夜避往天津。以后几天，摄政王载沣天天进宫，召集王公、帝师、旧臣们开会，而与会者不是夸夸其谈，异想天开，就是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整个紫禁城呈现出孤独凄凉、鬼气阴森的景象。那些为瑾妃的丧仪办理物品的男女，身着孝服恍惚不安地游来**去，越发增添了几分紧张和不祥的鬼气。11月4日，内务府大臣绍英突然跑到溥仪的住所报告，说原驻守故宫和景山[2]的一千二百多名士兵，全部被冯玉祥的军队缴械，即将调到北苑[3]，听候改编。这一消息，使溥仪和王公大臣如雷轰顶，更加恐慌不安，再次商讨出逃的方案，但直到夜幕降临，仍是争吵不休，苦无良策。
几乎与此同时，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借着寒冷的夜幕，飞快地驶抵南苑国民军司令部门前，新任京师警察总监张壁从车中走出，飞快地跨入大门。
居住在此处的冯玉祥正在客厅等他。此时的冯玉祥尽管没在内阁中任职，但谁都知道他是内阁实际的主宰者。在段祺瑞尚未从天津赶到北京就任的这个短暂的空隙，民国政府就是冯玉祥，冯玉祥就是民国政府。
“打电话叫你来，就一件事，过去跟你谈过，明天你就去办吧！”冯玉祥踱着步子，晃动着胖大的身子，极其轻松地说。
喘息未定的张壁愣了一下，半天也未想起这位民国政府的实际操纵者让他办的是什么事情。
冯玉祥看着张壁不解的神色，突然哈哈大笑道：“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事嘛！”
张壁这才想起，原来是让他驱逐溥仪出紫禁城一事。此事冯玉祥曾经向他说过，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这事一定要速战速决，一旦段祺瑞来京就难办了。你今晚就去找鹿钟麟、李煜瀛二人商量，明天一早就行动吧！”冯玉祥止住笑，一脸严肃地说着，张壁点头答应。
1924年11月5日晨，溥仪和臣僚们日夜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率领四十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清室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正在吃苹果的溥仪听到太监跑来报告，手猛地一抖，半个苹果掉在了地上。站在一旁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见溥仪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便急忙说道：“皇上且安歇，我去应付。”遂转身向外奔去。
见绍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鹿钟麟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绍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二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4]。
第三条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原大战时，鹿钟麟任冯系第二、三、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率西北军二十六万人进入河南反蒋
绍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幸亏随侍李国雄、严桐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绍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鹿钟麟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煜瀛说：“你不是老臣李鸿藻之子吗？李家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是理所当然的，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常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1910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田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做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理？”
“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5]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鹿钟麟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气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绍英望着鹿钟麟的严肃脸，知道再说下去也是徒劳，只好摆摆手道：“你们等等。”转身回宫向溥仪报告去了。
溥仪听说鹿钟麟马上就要逼着出宫，不由得慌了手脚，对身边的臣僚们说：“这，这可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