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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坑之谜
秦始皇兵马俑坑发掘工地，自确定建立博物馆之后，逐渐形成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建馆、发掘、钻探。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由于有了二号坑的意外发现，考古钻探人员越发变得小心谨慎，同时也更富经验。他们在一号、二号坑之间和四周展开了地毯式密探，每隔一米打一个探眼，终于在发现二号坑18天后——1976年5月11日，于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25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一发现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1977年3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做了小型的试掘，发现这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于是不得不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遗迹脉络进行发掘。当它的庐山真面目完全显现出来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奇异的俑坑，整个建筑面积仅为300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二十分之一。但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高深莫测，令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做出确切的结论。
三号坑形制与陶俑排列情形
三号坑平面示意图（王学理绘制）
从总体上看，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唯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遗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一号坑陶俑虽然有被破坏的迹象，并有许多陶俑被打碎、陶片被移位、兵器被盗等现象，但这些陶俑的头却大部分留在坑内，经过修复后，陶俑缺头者并不多。而三号俑坑的陶俑大部分没有俑头，陶马的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坑内也不见残破陶片的踪影。由此，考古人员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是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又成为一个待解之谜。
秦始皇兵马俑坑与古墓葬位置平面示意图，其中一、二、三号为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四号为甲字形大墓，五号为扰坑（引自《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秦俑考古队）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三号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车马房和北半部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一览无遗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及出战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就在三号俑坑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又在三号坑西侧150米处钻探出一座南北向甲字形大墓[1]。墓室面积约为300平方米，深达12米，四周有两层台，北边的斜坡墓道长约40米，墓室内曾钻探出木板朽灰。由于它的位置与三号俑坑相隔不远，因而，考古人员在《三号兵马俑坑发掘简报》中曾推断：“此墓是否和三个兵马俑坑同为一组？墓主人是否即三号坑内的指挥者？这些还有待于以后的发掘予以验证。”
墓主人是否是军阵的指挥者尚有争论，但三号兵马俑坑的出土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古代完整的军事布阵图。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在春秋五霸[2]以前的战场厮杀中，军队的指挥将领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在军阵之前或在军队的前半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增大和战争次数的增多，军事将领的位置也随之向后移动。至战国晚期，军事将领所处的位置已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组成了军阵的首脑机关。从三号坑可以看出，秦代军队在战争中指挥机关已独立出来，并置于整个战阵布局的西北方向。这个指挥机关的产生和位置的选择，既有利于将领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又便于观敌布阵、知己知彼。更为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基本避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使当今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做出古代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变得特殊。坑中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纹饰，同时在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42厘米的彩绘花盖。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往往会有3件陶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兵。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有4件陶俑，中间的驭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驭手，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4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当属于这一类型。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驷乘[3]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呢？俑坑的发掘者、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军时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真实，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可以否定这种“导行在先”，而看作指挥者的专车，或是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坑中的鼓车之府（车马房）
三号俑坑南北各有一个较大的空间，可能是厢房，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两个空间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4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中情意绵绵、**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可以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订作战方案和休息之处，并没有男女欢愉之事的情况出现，只有40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闺房痕迹，相同排列着22件武士俑也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
纵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做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髻高高绾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这种兵器的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兵器而面对面站立的。
除此之外，三号坑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发现了占卜用的实物，这些实物是为卜算战争的吉凶所必备的材料。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胛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可以说，古代人每次军事行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占卜。最显著的一次例子是周武王九年，武王与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旄，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800名之多。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营，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
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无道，不仅杀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首领太师箕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兆辞[4]却显示了“征伐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丰镐，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唯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持劝说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牙说动，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助战。4000乘兵车浩浩****地开往距朝歌30多公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促武装了70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军将士冲入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意，看到强大的周军将士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70万人一起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600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行了研究。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困惑中的学术界终于看到了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二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实物的发现，再度证实了秦代卜战仪式的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一时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或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这一巫文化之谜会得到破译。
注释：
[1]甲字形墓：贵族墓葬形式的一种，其墓室为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大多在南面有一个墓道。
[2]春秋五霸：亦作“春秋五伯”。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前说相当流行，但后说比较符合史实。春秋数百年间，称霸的君主不止五位，齐桓公等人不过是最著名的几个代表。由于论者取舍标准不同，所以出现了分歧。
[3]驷乘：一车同载四人。古代兵车一般只有乘员三人，四人共乘制不是通例，因为增加一人会影响战车的速度，同时车上空间拥挤，也不利于甲士挥戈与敌格斗。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都是在非常情况下，为了加强主车的护卫力量才四人共乘。秦始皇陵二、三号兵马俑坑各出土一辆驷乘车，似有特殊的作用，地位重要。
[4]兆辞：又称卜辞。商代铭刻于甲骨上的占卜之辞，是研究商史的重要资料。商代王室贵族遇祭祀、征伐、田猎、出入、风雨、疾病等活动或现象时，常以龟甲和兽骨占卜吉凶，并在其上刻记占卜时日、占卜者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和占卜结果等，完整的卜辞由前辞、问辞、占辞、验辞四部分组成。间或刻有少数记事文字，也多与占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