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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直到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如果追溯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当然以公元前3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1]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只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1000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100多个春秋。
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合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被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较长过程。从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出土的咸阳杨家湾汉墓[2]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当时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像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正与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年打到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出现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曾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的释读，书中的“畴骑”二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年发生的事，其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从这点来看，秦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在僻处西北的秦地，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纪》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愈演愈烈，以致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犬丘的秦大骆之族[3]，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秦人复仇的火焰越发旺盛。为了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驯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正式组建一支畴骑队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武士在隆隆战车上称雄时，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辟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淹没在车、步兵混合兵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使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体系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功劳让给了赵武灵王，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青铜兵马俑
武威雷台汉墓兵马俑近视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已被公认地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镫，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歼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剧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仍然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扬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盛况。特别是秦50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的配合。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于茫茫烟尘之中，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之窗，两千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个过洞，并呈现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列，横向9列，共计108骑。另外，在车兵、步兵混宿小营的3个过洞里，尚有8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蹬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紧身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从另一角度观察，秦俑坑的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米以上。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陶俑，其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功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精神风貌。
兵马俑发现之前，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此前尚无先例。秦俑坑陶马的出土，对这种理论做了彻底的否定。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鞦，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镫。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一个简单的马鞍的使用，当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更加有效地发挥和增强了战斗能力。
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他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彩，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在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姜子牙）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待战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僻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尽管如此，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若远距离作战，可以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不仅可以达到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的战争奇效，还可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具有悠久的养马史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其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兵种所无法匹敌的。
当然，历史的长河流淌到秦代之时，骑兵虽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便是在骑兵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镫的产生和利用。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镫，连踏镫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镫，在奔驰时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坐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攻击力与灵活性都大受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
考古发现的不同形状和材质的马镫对比图。这组马镫分别为皮质、木质外部镶金铜片、铁片等。其中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为桑木芯外包鎏金铜片，制法是用断面做截顶三角形的木条，顶尖向外揉成圆三角形镫身，两端上合为镫柄，分叉处又填三角形木楔，使踏足承重而不致变形。柄上端有横穿，镫环内面钉薄铁片，上涂黑漆，工艺精细，总长23厘米，镫环宽16。8厘米。出土时镫体与金属包片均有残失。1。孝民屯154号墓马镫2。万宝汀78号墓马镫3。七星山96号墓马镫4。固原北魏墓马镫5。表台子墓马镫6。禹山下41号墓马镫7。冯索弗墓马镫（引自齐东方《中国早期马镫的有关问题》，下图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