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兵车战的再回顾（第1页）

关于步兵、车战的再回顾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正如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做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步兵的对抗开始的。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着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队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719年，宋、卫等国联军“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由“众人”“多臣”“庶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行”是原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兵无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成为军队的主力，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而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治的战场。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1]”。这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笑之，未陈[2]而薄之”的嘲讽，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规模的快速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505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并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然而，由于岁月的流逝和先前实物资料的渐渐湮没，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徊在故纸堆中，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以往的观点和理论依据。庞大的战车阵容同样告诉人们，秦代的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他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千戈撞击、人仰马翻的活剧。

二号坑出土的轻车驭手俑与车士俑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战况空前的惨烈，战车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致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的研究，这种因冲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707年，在周、郑濡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3]。其法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100多年后的公元前541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兵步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

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战争舞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在脱离步兵之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即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兵。它一改过去那种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方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了冲击敌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山、中为狭地，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溃败。

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到山地、谷地等狭隘地形的限制，而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战斗作用，只有在平原广阔的地带和选择最佳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争情形而言，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名步兵或者10个骑兵。但在险阻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

西周战车——根据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第二号车马坑出土的二号车复原

秦国车兵模拟图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田忌、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除了告诉人们田、孙两人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给军事家的启示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不备或出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以最快的速度把战车联结起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而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防御作用。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类，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而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从秦始皇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俑一号坑的军阵是以步兵为主、战车穿插排列的方式做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做法，就是古代兵法中“鱼丽之阵”变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步兵俑队列。这种编组，既有“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4]不断”的雄壮气势，正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渐渐在战场上消逝。而另一种新锐部队——骑兵，开始大规模地驰骋疆场，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注释：

[1]伍，古代步兵的编制单位名，五人构成一伍。五乘为三伍，是说一乘有车兵三人，五乘共十五人，改编为步兵三个伍。

[3]鱼丽一词始见于《诗·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鲿鲨。”丽在这里当训为离，离同罹；罶即筍，捕鱼的工具。鱼丽之阵是把步卒比喻为鱼，两车的间隙比喻为罶，说步卒在车缝之间紧紧掩护两车的侧翼，如同鱼儿被关在狭窄的罶中一样。

[4]本甲：古人常以剑比喻军阵。锋为剑末，本为剑之后部，故前锋部队称“末甲”，而紧跟其后的部队称“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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