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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卷八

阳货第十七

原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

今译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便赠送了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想要孔子去拜见他）。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便往阳货家拜谢，两人却在半路遇见了。

张居正讲评阳货，名虎，是季氏家臣，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者。因孔子是鲁国人望，欲其来见己。孔子以货是乱臣，义不往见。阳货乃馈送孔子以蒸豚。孔子以货既加礼于己，不得不往拜以谢之，而其本心实不欲相见。于是趁他不在家的时节，乃一往拜之。盖虽不废乎报施之礼，而亦终不亏其不见恶人之义也。乃不期与之相遇于途中。

原文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我将仕矣。”

今译阳货对孔子说：“来，我有话跟你说。”（孔子走过去。）阳货说：“把自己的治国本领隐藏起来而听任自己国家的衰败和混乱，这可以叫做仁吗?”（孔子）说“不可以。”“喜欢做官却屡屡错过当官的机会，这可以说是智吗?”（孔子）说：“不可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它是等人的!”孔子说：“好吧，我打算去做官了。”

张居正讲评怀宝是比人有道德，如怀藏着重宝一般。亟字解做数字。阳货遇见孔子，迎而谓之说：“来，我与你说话。凡人有道德则当摅其所蕴，以济时艰。如有重宝，当售之与人，不可私也。苟徒藏怀其宝而坐视国之迷乱，不为拯救，可以谓之仁乎?”孔子说：“仁者心存于救世，怀宝迷邦，不可谓之仁也。”阳货又问：“人之好有为者，则当乘时而出，以设施于当世。苟徒好从事，而每每坐失事机之会，可以谓之智乎?”孔子说：“智者熟察乎事机，好从事而亟失时，不可谓之智也。”阳货又说：“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岁日增，而不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时?”孔子应之说：“及时行道，实士君子之本心，吾将出而仕矣。”阳货所言，皆讥讽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志，本未尝怀宝失时，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货耳。故直据理答之，不复与辩。盖圣人之待恶人，不激不随如此。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今译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别。”

张居正讲评孔子说：“天之生人，本同一性。虽气有清浊，质有纯驳，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纯者，固可以为善；其浊而驳者，未必生成便是恶人。彼此相去，未为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发之后，德性以情欲而迁，气质以渐染而变。习于善的，便为圣为贤；习于恶的，便为愚为不肖。于是善恶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万，而人品始大相远矣。”夫以人之善恶，系于习而不系于性如此。则变化气质之功，乃人之所当自勉者也。岂可徒诿诸性而已哉?

原文子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

今译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

张居正讲评这是承上章说。“人之初生，其性固为相近，然有一等气极其清，质极粹而为上知者；有一等气极其浊，质极其驳而为下愚者。世间惟这两样人，美恶一定，非习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天生成的善人，虽与不善人居，不能诱之使为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虽与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为善也。善恶系于性而不系于习者，惟这两样人为然。”世间极智之人，固不常有；极愚之人亦不多见。惟半清半浊，可善可恶者最多。此变化气质之功，在中人所不容已也。然尧舜犹谨微危之几，汤武不废反身之学，虽圣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纣恃其才智，荒**暴虐，拒谏饰非，卒与下愚同辙，岂不悖哉?故曰：“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

原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予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今译孔子到武城县，听见弹奏弦乐、诵唱歌诗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对百姓有仁爱之心；而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使唤。”孔子说：“学生们，言偃说的对。我刚才说的话（那“句割鸡焉用牛刀”），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张居正讲评武城是邑名，在今山东兖州府地方。莞尔是小笑的模样。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细民。昔孔子行到武城县中，听得处处琴瑟歌咏之声。盖是时子游为武城宰，方以礼乐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见当时皆不能用礼乐为治，而子游独能行之，故骤闻而深喜之。遂莞尔而笑说：“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礼乐之大道?譬如杀鸡者，何必用屠牛之大刀子?”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对说：“昔者尝闻夫子说道，道本切于身心，人能学之，则各有所益。如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学道而有得，则能养其民胞物与之心，而推以爱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学道也。在下的小人，治于人者也，若使学道而有得，则能明乎贵贱尊卑之分，而易于驱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学道也。夫子此言，偃尝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虽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礼乐乎?”夫子因子游末喻其意，遂呼门人而告之说：“二三子听之，言偃之言诚为当理，我前割鸡不用牛刀之言，特戏之耳。岂真谓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盖深嘉子游之笃信，又以解门人之惑也。

原文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今译公山弗扰占据费城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应招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山弗扰那里呢?”孔于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立一个东方的西周。”

张居正讲评公山弗扰是鲁大夫季氏之家臣，为费邑宰。末之之字，解做往字。昔鲁自文公以来，季氏世执国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于臣，如此者，四世矣。至季桓子之时，有公山弗扰者与阳虎共执桓子，遂据费邑以畔。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尝愤宗国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矣。今幸其家臣内叛，衅起私门，傥因其可乘之隙，而运吾转移之术，则亦振鲁兴周之一机也，故因其来召而遂欲往应之。乃子路不达孑乙子之意，艴然不悦，说：“夫子之齐之鲁，道既不行，身无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应公山之召，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扰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之欲往，非为公山弗扰，乃为鲁也。故不得已而晓之说：“今世莫我知，无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氏特来召我，斯其意岂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当此之时，如有委我以国，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将修纪纲之废坠，正名分之陵夷，举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顿于今日，使秉礼之宗国，复西京之旧俗，而鲁其为东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志，以晓子路如此。而其拨乱反正之微权，转移化导之妙用，则有未易窥者。然考之春秋传，公山弗扰与季氏战，兵败奔齐，而孔子亦竞末应其召。道之将废，而鲁之终于不振也。可慨也夫!

原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予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今译子张问孔子如何成为一个仁人。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人了。”子张问：“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实就能够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提到工作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人。”

张居正讲评侮是侮慢。任是倚仗的意思。子张问为仁的道理于孔子。孔子教之说：“仁道虽大，不外于心。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于此五者，体验扩充于身心之间，推行运用于天下之大，则其心公平，其理周遍，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张因请问其目，孔子说：“所谓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宽容，三是信实，四是勤敏，五是惠爱。其名虽异，都是心德之所散见，缺一不可言仁者。然五者亦人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诚能恭以持己，则在下的人自然畏惮、尊仰而无敢侮慢矣。宽以容众，则在下的人自然心悦诚服而归服于我矣。言行一于诚信，则人都依靠着我而无所疑贰矣。行事勤敏快当，则所为无不成就而动必有功矣。恤人饥寒，悯人劳苦，而恩惠及人则感吾之恩者莫不尽心竭力，乐为我用矣，又岂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体而力行之，则天德流通，物我无间，而仁之体用皆备矣，可不勉哉?

原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平，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今译佛肸召孔子去，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盘踞中牟反叛，你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是说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也磨不薄，最洁白的东西然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不让人食用呢?”

张居正讲评佛肸是晋大夫赵筒子的家臣，时为中卓宰。磷是薄，涅是染皂之物。缁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时晋室微弱，政在六卿。赵简子与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据中牟以叛。一日，佛肸使人来召孔子，孔子即欲应其召而往见之。盖亦欲应公山弗扰之意也。子路不达而阻之说：“昔者我闻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乱常，亲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党，惟恐其浼已故也。’今佛肸据中牟以畔，正是亲为不善的人，君子当远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应其召，是辱身而党恶也。何自背于昔日之言乎?”孔子晓之说：“汝谓身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诚然，我诚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冼者。譬之于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坚之未至者也。独不曰，天下有至坚厚者，虽磨之，安能使之损而为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独不曰天下有至洁白者，虽染之，安能使之变而为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质，尚不可变，我之志操坚白自处固已审矣，彼虽不善，焉能洗我乎哉?且君子之学，贵适于用，我岂若彼匏瓜者哉?呺然徒而悬系，而不见食于人，则亦弃物而已!何益于世哉?然则，佛肸之召，我固当有变通之微权，而君子不入之说，有不可以概论者矣。”按孔子前于公山之召，则以东周自期，此于佛肸之召，则以坚白自信，盖圣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为物所化。若使坚白不足而自试于磨涅，则己且不免于辱，何以能转移一世乎?君子处世，审己而动可也。

原文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今译孔子说：“仲由!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了吗?”子路回答：“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却不爱好学问，它的弊病是容易受人坑害和愚弄；爱好聪明智慧却不爱好学问，它的弊病是行为**；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问，它的弊病是危害亲人；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问，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问，它的弊病是捣乱闯祸；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问，它的弊病就是狂妄自大。”

张居正讲评有所遮掩叫做蔽。**是**，贼是伤害于物，绞是急迫的意思。昔子路负谅直刚勇之资，而少学问陶榕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问之，说：“人之偏于所向者，有一件好处，便有一样遮蔽。总之有六言，而六蔽随之。汝曾闻之否平?”子路时方侍坐，遂起而对说：“由未之闻也。”孔子说：“汝复坐，我当一一告汝。盖天下之享，莫不有理，人必好学穷理，而后所行为无蔽。不然，则虽才质之美，制行之高亦将有所遮蔽，而无以成其德矣。如仁主于爱，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爱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爱人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爱所蔽，将至于可陷可罔，而人亦俱丧矣，岂不流而为愚乎?智主子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智所蔽，将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归着矣，岂不流而为**平?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实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信所蔽，将至于期必固执，而伤害于物矣，岂不流而为贼乎?直而无隐，亦美德也，而所以行其直者，有理存焉。若但知直道之为美，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直所蔽，将至于径情急迫，而无复合弘之度矣，岂不流而为绞乎?遇事勇敢，亦美德也，而所以奋其勇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勇敢为尚，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勇所蔽，必将恃其血气之强，肆行而无忌矣，岂不流于乱乎?刚强不屈，亦美德也，而所以全其刚者，有理存焉，若但以刚强为尚，而不好学以明其理，则心为刚所蔽，必将逞其轻世之志，放旷而不羁矣，岂不流于狂乎?”夫仁、智、信、直、勇、刚，六者，美行也；愚、**、贼、绞、乱、狂，六者恶名也。人惟足已而不学，见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为恶，而况其生质之不美者乎?于此见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是以古之帝王不恃其聪明绝异之资，而必以讲学穷理为急，诚恐其流于过中失正而不自知也。

原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今译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学《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天地万物及人间兴衰得失，可以使人同众人和睦相处，可以使人懂得怎样去讽刺上级。近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可以用来服事君王；还可以多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张居正讲评兴是兴起，观是观感。群是群聚，怨是怨恨。孔子呼门弟子而教之，说：“《诗》之为教，有益于人甚大。尔小子何不于《诗而学之乎?盖《诗》之所言，有善有恶。学之，则善者可以为劝，恶者可以为惩。而吾心好恶之机将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兴。《诗》之所载，有美有刺。学之，则美者可以考见其得；刺者可以考见其失，而吾身行事之实，将有惕然因之感动者，故可以观。其叙述情好于和乐之中，不失夫庄敬之节。学之，则可以处群，虽和而不至于流矣。其发抒悲怨于责望之下，犹存乎忠厚之情，学之，则可以处怨，虽怨而不至于怒矣。近而家庭之间，所以事父的道理；远而朝廷之上，所以事君的道理，莫不备载于中，学之，则可以为忠臣孝子，而大伦克尽矣。且其情景所发，或因鸟兽以起兴，或托草木以寓言，其中称名不一，取类至繁。学之，则可以多识乌兽草木之名，而小物亦察矣。夫《诗》之有益于人如此，尔小子岂可以不学乎哉?”然诗之为教，不但学者所当诵习也，《关雎》、《麟趾》为风化之原，《凫鹭》、《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内；《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备于斯矣，为人主者，亦不可以不究心焉。

原文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今译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过《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面对墙壁站立吧？”

张居正讲评为，是习学。《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之首篇。昔周文王与其后妃俱有圣德修身、齐家以令于国中，又使周公治陕以西，召公治陕以东。由是风化自北而南，远被子江汉之域，故诗人咏歌其事。《周南》之诗，自《关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闺门之化行子南国也。《召南》之诗，自《鹊巢》以下，言南国诸侯夫人与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也。孔子教其子伯鱼说：“汝尝学夫《周南》、《召南》之诗矣乎?盖《周南》、《召南》两篇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于人伦日用，最为切要。学者须把这两篇诗，讲诵玩味，身体力行，乃为有益。人若不学《周南》、《召南》则无以正性情，笃伦理。身且不知修，家且不知齐矣，安望其能经邦而济世，化民而易俗哉?譬如正对着墙面站立的一般，咫尺之地，隔碍障蔽，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矣，况其远者乎?”甚哉，二南之切于人，不可以不学也。然《大学》说：“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人君一身，乃万国之仪刑，未有不修身齐家，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者。则二南之诗，岂独为学者之所当习哉?

原文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今译孔子说：“礼呀礼呀，只是说的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只是说的钟鼓之类的乐器吗?”

张居正讲评孔子见世之用礼乐者，专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发此论说道：“先王制礼以交神、人，恰上下，固未有不用夫玉帛者，然必先有个恭敬、诚悫的意思存之于中，然后用玉帛以将之。若无是敬，则虽玉帛交错，不过虚文而已。然则，所谓礼云礼云者，岂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乐以养民德，导民和，固未有不用夫钟鼓者，然必先有个欣喜欢爱的意思蕴之于心，而后用钟鼓以宣之。若无是和，则虽钟鼓铿锵，不过虚器而已。然则所谓乐云乐云者，岂徒钟鼓云乎哉?”盖先王以礼乐教天下，皆本之和敬之实德，而发之于仪文节奏之间，后世徒事于文，而不求其本，故孔子叹之如此!

原文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