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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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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瑟尔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萨拉早已带着萨姆上楼了,他独自等着钟敲响整点,就这样等着……他的思绪飘到了另一场合,那是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办公室,他等了至少四十五分钟。他们给了他一份《兰特每日邮报》——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该报所抨击的,大多是穆勒的主子BOSS所支持的。他在早餐时已把当天的这份看过了,可他还是逐页重读了一遍,只为打发时间。每当他抬头看钟时都会遇见那两个下级军官其中一个的目光,他们僵硬地坐在桌旁,估计是轮流监视他。他们认为他会拿出个刀片划开血管吗?不过拷问,他告诉自己,一直是秘密警察专享的——抑或他相信是如此。而且对于他的案子,毕竟还绝不用担心任何人会对他严刑逼供——他受外交豁免权保护,他是排除在刑具之外的一个。然而任何外交豁免权都不能够延伸至萨拉,过去在南非的一年已使他学到了古老的一课:恐惧与爱是无法分割的。
卡瑟尔喝完了威士忌,又给自己倒了一小杯。他得小心。
萨拉在楼上叫他:“你在干什么,亲爱的?”
“就是等穆勒先生了,”他答道,“还有在喝另一杯威士忌。”
“别喝太多,亲爱的。”他们已打算好,由他先单独接待穆勒。穆勒无疑将乘使馆的车从伦敦过来。是黑色奔驰吗,就像所有南非高官用的那种?“克服掉最初的尴尬场面,”专员交代过,“正事肯定还是留到办公室里谈。在家里比较恰当的是提一两句有用的暗示……我的意思是我们掌握的和他们没有的。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瑟尔,可要保持冷静。”于是现在,在第三杯威士忌的帮助下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同时侧耳倾听汽车的声音,任何一辆车,然而在这个时候,国王路上的车辆寥寥无几——下班的人都早已平安返家了。
如果恐惧和爱是无法分割的,那么恐惧与恨也如此。仇恨是对恐惧的一种自动反应,因为恐惧带来的是屈辱。当他们最终允许他放下那份《兰特每日邮报》,并打断他第四遍阅读相同的头条新闻时,当他对卑鄙的种族隔离的邪恶进行例行而无用的抗议时,他深深意识到了自己的胆怯。他很清楚,三年在南非的生活和六个月对萨拉的爱将他变成了懦夫。
两个人在里间办公室等着他:穆勒先生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后,桌子用的是南非最好的木料,桌上除一本空白的吸墨水便笺簿、一个磨光锃亮的笔架以及一卷别有意味地打开的文档别无他物。他比卡瑟尔略微年轻些,也许快五十了,有一张卡瑟尔在平时很容易就会忘记的面孔:一张常年躲在室内的脸,如银行职员或初级公务员那般平滑苍白,一张丝毫没有受过人性或宗教信仰折磨的脸,一张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并立刻毫无异议地去执行的脸,一张英国国教徒式的脸。肯定不是那种惯于以强凌弱者的脸——不过那倒可以形容穿制服的第二个人,他坐着,将腿搭在椅子扶手上,傲慢地晃**着,似乎要昭示他可以跟任何人干一场;他的脸没有躲避日照:有一种恶魔似的殷红,仿佛在一种非常人能承受的灼热下曝晒了太久。穆勒的眼镜镶了金边——这是个镶金的国度。
“请坐。”穆勒对卡瑟尔说,客气的程度仅够作为礼节的表达,可他唯一能坐的只是把又硬又窄的椅子,就像教堂里的那种,基本上不以舒适为目的——倘若他真被要求下跪,坚硬的地板上也没有跪垫支撑他的膝部。他默默地坐着,那两人,苍白面色的和烧红面色的,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言语。卡瑟尔不知这沉默还将持续多长时间。科尼利厄斯·穆勒前面有一张单独从文档里抽出的纸,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用纯金圆珠笔的笔尖敲那张纸,总敲在同一处,似乎在锤打一枚大头针。轻轻的敲击声像手表的嘀嗒声一般记录着沉默的长度。另一个人挠着袜子以上的皮肤,于是就这样延续着,敲啊敲啊,挠呀挠呀。
穆勒终于愿意说话了。“我很高兴你能抽空在这里,卡瑟尔先生。”
“是的,不算很方便,但,嗯,我来了。”
“我们是想避免通过给贵方大使写信而造成不必要的丑闻。”
现在轮到卡瑟尔保持沉默了,他很想弄明白他们说“丑闻”这个词的意图。
“范·丹克上尉——这就是范·丹克上尉——把材料带给了我们。他觉得此事由我们接手比秘密警察处理更合适些——正因为你在英国使馆的特殊职位。我们已注意你很长时间了,卡瑟尔先生,不过我觉得对于你这个案子,下逮捕令并不现实——你们的使馆会要求外交豁免权。当然我们随时可以到地方官员那里去争议,这样一来他们肯定要送你回家。那差不多就等于断送了你的职业生涯,是不是?”
卡瑟尔什么也没说。
“你行事一直很鲁莽,甚至愚蠢,”科尼利厄斯·穆勒说,“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不认为这种愚蠢必须要当作犯罪来加以惩罚。不过范·丹克上尉和秘密警察不这样看,他们是尊重法律的——而他们也许是对的。他更愿意执行逮捕程序,然后和你对簿公堂。他觉得外交豁免权经常不适当地延伸给了使馆下级工作人员。他很想依照原则拿下这个案子。”
硬质的椅子坐着开始感到疼了,卡瑟尔很想挪一下大腿,但他想这个动作会被认为他示弱了。他努力想弄清楚他们究竟掌握了些什么。他想知道他手下有多少特工受到了指控。他自身相对的安全使他感到羞愧。在真正的战争中,指挥官总要与手下将士同生共死以捍卫个人尊严。
“说话,卡瑟尔。”范·丹克上尉责令道。他把双腿从椅子扶手上**下来准备起身——或者说摆出了这个架势——大概是要恐吓他。他打开又合拢一只拳头,盯着自己的图章戒指。接着他用手指擦拭着这纯金戒指,仿佛那是一把需上油保养的枪。在这个国家你是躲不开黄金的。它飞扬在城市的沙尘里,画家用它当颜料,而警察用它来击打人的面部也相当自然。
“说什么?”卡瑟尔问。
“你和大多数到我们共和国来的英国人一样,”穆勒说,“你们对黑种非洲人怀着一种无意识的同情。我们能理解你的感受。这也更是由于我们自己是非洲人。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三百年。班图人跟你们一样是新来的。不过我没必要给你上历史课。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理解你的观点,即使是很无知的观点。但如果它致使一个人情绪激动,就会很危险,而当你快要触犯法律时……”
“什么法律?”
“我认为你很清楚是什么法律。”
“的确我在计划一个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使馆没有表示异议,可那是一项严肃的社会学课题——相当客观——而且仍在我的头脑里。你们很难说有什么权利审查这个。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见,在这个国家里,我的研究也不可能出版。”
“要是你想嫖一个黑人婊子,”范·丹克不耐烦地打断说,“你干吗不去莱索托或斯威士兰逛窑子?它们还算在你们那所谓的英联邦里哪。”
这时卡瑟尔第一次意识到处于凶险之中的是萨拉而不是他。
“我太老了,对婊子没兴趣了。”他说。
“你二月四号和七号晚上在哪儿?还有二月二十一号的下午?”
“显然你们是知道的——或认为自己知道,”卡瑟尔说,“我办公室里有活动安排记录本。”
他有四十八小时未见萨拉了。她是否已落入范·丹克上尉之流手中?他的恐惧和仇恨在同步增长。他忘记了不论级别如何低,从理论上说他也是外交官。“真见鬼,你到底在说什么?还有你呢?”他又转向科尼利厄斯·穆勒,“你想让我怎样?”
范·丹克上尉是个残暴而简单的人,但不管怎么令人厌恶,却还有自己笃信的东西——他是那种可以原谅的人。卡瑟尔永远不能说服自己原谅的是这个皮肤光洁、受过教育的BOSS官员。正是这种人——受过教育、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人——正在建一座地狱来对抗天[6]。他想起他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卡森常对他说的——“在这里,我们最险恶的敌人不是那些无知和头脑简单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残忍,我们最险恶的敌人是那些富有智慧而又邪恶的人。”
穆勒说:“你应该很清楚你跟你那位班图族女友交往已触犯了《种族关系法》。”他用的是一种理性的责备口气,就像银行职员向一个小客户指出一个无法接受的透支款项,“你应该认识到,如果不是外交豁免权,你现在就得蹲监狱了。”
“你把她藏在哪儿了?”范·丹克上尉责问道,听到这个问题,卡瑟尔如释重负。
“你是说我把她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