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第1页）

02

侮辱人的词似乎跟骂人的词一样，本身也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人们觉得一个词之所以被拿来侮辱人，就是因为它表达的是某种非常坏的东西。其实，这个词侮辱人的价值跟它的原意几乎没什么关系。比方说，在侮辱伦敦人时，bastard这个词是最恶毒的，可它的原意是“混血儿”，一点儿侮辱的意味都没有。再比如，cow这个词，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想找一个最狠毒的词来侮辱女人，用它准没错。可这个词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褒义词，因为它的原意是“奶牛”，而奶牛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很显然，一个词之所以具有了侮辱人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是一种侮辱，与这个词在词典中的释义无关。词语，尤其是骂人的词语，是公众为了表达他们的看法而采用的。从这点上说，在不同国家，同样是一个骂人的词，其性质也会发生很大改变，这个很有意思。比方说，在英国，印刷品上要是出现jem'enfous这句话，不会有任何人提出抗议。可到了法国，要想印这句话，出版物上就得这样写：jem'enf—。再比如barnshoot这个词，原形为印度斯坦语中的bahinchut（杂种）。在印度，要是有人用这个词，那就是一种无法原谅的侮辱，可到了英国，这个词就变成了一句普通的玩笑话。我在一所学校的课本上就见过这个词，我记得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一部喜剧中，注释者建议将其翻译成一个波斯大使的胡言乱语。我推测这个注释者是知道这个词的原意的，不过因为是个外国词，骂人的魔力就失掉了，便印了出来。

在伦敦骂街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男人从不当着女人的面骂。巴黎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巴黎工人可能会当着一个女士的面忍住骂街的欲望，可他真骂起来时是一点儿顾忌也没有的，女人骂街也放得很开。在这种事上，伦敦人要文明得多，或者说更放不开。

上面这些注释是我胡乱写的。可惜的是，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却没有把伦敦的俚语和骂人的词汇编成一部年鉴保存下来，并准确记录其词义的变化。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词语的形成、发展以及消亡的理解。

旅馆生活

靠B给我的那两英镑，我过了差不多十天。能维持这么久，都是培迪的功劳。流浪的日子让他学会了过分节俭，他甚至觉得一天吃一顿饱饭都是一种莫大的奢侈。对他来说，食物只意味着面包和人造奶油，还有不变的一杯茶。他教给我一天下来连吃带住再加上买烟只花半克朗的生存秘诀。还有，他在晚上帮贼们盯空车也有几先令的进项。这种活儿很危险，因为是违法的，不过却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儿收入，使我们得以维持更久的时间。

一天清晨，我们想去找一份送三明治的工作。五点，我们到了位于办公区后面的一条小巷，不过早就有三四十个人在那儿等活儿了。我们等了两个小时，然后人家告诉我们没活儿了。我们不觉得有多失落，三明治送餐员不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他们一天的收入是三先令，工作时间却长达十个小时。工作很辛苦，尤其是赶上刮风，没机会偷懒，因为巡视员常来回溜达，看看员工们是否在岗。更糟的是，人家只雇用他们一天，有时是三天，从不按周雇，所以每天一大早他们都得来这儿等活儿。没工作的人太多，又都争着抢着干这份工作，这就使他们无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所有送三明治的人都渴望的工作是发传单，待遇是一样的。看到有人发传单，你就拿一份，算是帮他一个忙，因为传单一发完，他就没事了。

在这期间，我们的旅馆生活仍在继续。这种生活肮脏，不起波澜，无聊得要死。一连几天都无事可做，只能坐在地下厨房里读昨天的报纸，要是能弄到，还能读过期的《英国国旗》。这是一个多雨的时节，进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淌着水，厨房里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唯一值得激动的事儿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喝那一杯茶，吃那两片面包。我不知道伦敦有多少人正过着这样的日子，至少有几千人吧。可对培迪来说，在过去的两年，这样的生活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有时候，不知他用什么方法弄来几先令，姑且算是流浪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可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听着他呜咽——不吃东西的时候，他总在呜咽——一个人不禁会想，失业对他而言是一种多么大的折磨。人们往往这样认为，一个失业者担心的是没有收入，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工作的习惯已经渗进骨子里了，他更担心的不是收入，而是工作。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强迫自己闲下来，不去想贫困这等折磨人的事，借以挨过无聊的时间。可对培迪这样没有办法填补空闲时间的人来说，无事可做时感到的那种痛苦就和一条被链子锁住的狗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中途落魄的人最应该得到人们的可怜”的说法纯粹是瞎扯淡。真正应该得到可怜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落魄的人，面对贫困，他们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怎么应付。

那是一段无聊的日子，除了跟波佐的谈话，别的我都忘了。有一回，几个访问贫民窟的人闯入了我们的旅馆。当时我正和培迪在外面，下午回来后，我们听到楼下有音乐声。我们走下去一看，三个打扮入时、举止优雅的人正在我们的厨房里做礼拜。其中一个身穿长礼服，看上去面容庄重，像是位牧师，一位女士坐在一架便携式手风琴旁，另外还有一个没下巴的小伙子，正在摆弄一个十字架。看样子他们是在没有受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硬闯进来做礼拜的。

租客们对待这几个闯入者的方式别有一番趣味。对这几个人，租客们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的粗鲁，只是不搭理他们。厨房里的人（差不多有100个男租客）似乎都事先商量好了，纷纷忙着自己的事儿，就好像这三个人并不存在。三个人耐心地在那儿站着，又是唱圣歌，又是劝诫，可大伙儿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就好像他们是几只地蜈蚣。穿长礼服的那位绅士讲了一会儿道，可大伙儿一个字都没听着。厨房里一片喧闹，有的租客在骂街，锅碗瓢盆叮当乱响，把那位绅士的声音给淹没了。有的租客坐在桌子旁吃饭。有的租客在打牌，他们就在离那架手风琴三英尺远的地方，完全没有顾及那位女士的存在。过了一会儿，三个人放弃了，走了，没受到任何侮辱，只是受到了漠视。怪不得他们这样安慰自己：“看咱们多勇敢，连最低级的地下室都敢随便出入……”

波佐说这帮人每个月都要来几回。他们跟警方有联系，没人赶他们。这帮人竟想当然地认为，等你的收入降到一定水平，他们就有了朝你布道、强迫你祈祷的权力，真是想不通。

九天后，B给我的那两英镑只剩下一先令九便士。我和培迪留出18便士的房费，用三便士买了那通常的“一杯茶和两片面包”，然后分着吃了。其实我们吃的不是一顿饭，而是一顿开胃的东西。到了下午，我们已经饿得够呛了。培迪想到了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教堂，那儿每周为流浪汉们免费发放一次茶水。日子过到这种地步，我们决定去那儿。天上下着雨，波佐已经快要身无分文了，可他不愿去，说那种地方不适合他。

教堂外面已经聚集了100多号人，都是些肮脏的家伙，听到有免费的茶发放，一个个就像见了死野牛的鸢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牧师和几个姑娘把我们引到教堂顶上的楼厢。这是一座凄凉而丑陋的福音堂，墙上饰有关于血和火的经文，还有一本囊括1251首赞美诗的诗集。我读了几首，发现里面选的那些圣诗都不怎么样。喝完茶有礼拜仪式，教友们在教堂底下的长椅上已经坐好了。因为是工作日，只来了几十个教友，大部分都是肌肉发达的女士，她们让我想起了沸水中的火鸡。我们按次序坐在楼厢的长椅上，每人分得了一磅用果酱罐子盛着的茶，外加六片面包和人造奶油。茶一喝完，十几个不想做礼拜、事先就占据了门口有利地形的流浪汉就窜出去了。别的人留下来了，更多的不是出于感恩，而是没那么厚的脸皮。

手风琴试奏了几个音，礼拜仪式开始。众流浪汉，就像得了信号，立刻开始用最无礼的方式捣乱。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想到，在教堂里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楼厢里，有的懒洋洋地靠在长椅背上，有的在大声说笑，有的在聊天，有的身子前倾，朝那几十个教友投掷面包屑。我旁边那个家伙老想吸烟，于是我劝他，或多或少使用了一些强制手段，让他别抽。众流浪汉觉得礼拜仪式就像是在玩杂耍。说真的，这种宗教仪式真是荒唐得可以——夹杂着突然而起的“哈利路亚”和没完没了的即兴发挥的祷告词——不过他们做得倒是无拘无束。教友中有一个老人，好像叫布特尔，牧师常让他带头领我们一起做祷告。每次他站起来，众流浪汉就会一起跺脚，仿佛身处的地方是一座剧院。他们说，上一次这人来了一段长达25分钟的即兴祷告，要不是牧师把他打断，他还会一直做下去。有一回，当这位布特尔先生站起来时，有一个流浪汉大喊了一声：“快点！可别超过七分钟！”这人的声音很大，教堂里的人都听到了。过了一会儿，牧师让布特尔先生停止，我们的喊声比他的还要大。有时，下面的人会气不过，“嘘”一声，可大伙儿根本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对礼拜仪式的嘲笑已经开始了，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停下来。

这一幕让人费解，更多的是厌恶。下面坐着几十个单纯、善良的人，竭力祈祷；楼上却有100多个吃了他们饭的人故意不让祈祷进行下去。楼厢里有一圈肮脏、毛茸茸的脸正嬉笑着看着下面，公然地发出嘲讽。几十个女士和上岁数的老人又能拿100个心怀敌意的流浪汉怎么样？他们怕我们，我们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他们给我们吃的，我们觉得这是在羞辱我们，所以我们要报复他们。

牧师是个勇敢的人。他正用很大的声音念一大段与约书亚有关的布道词，竭力不去理睬来自楼上的暗笑和唠叨。不过到了最后，也许是忍无可忍了，他大声喊道：

“我要把最后五分钟的布道词说给那些尚未得到拯救的罪人！”

说完，他转过身，面对楼厢，真得读了五分钟的布道词，这样一来，谁是已经被拯救的，谁又是尚未被拯救的，就没有疑问了。可我们才不管这一套呢！牧师发出地狱之火的威胁时，我们却在卷烟，最后，当他说“阿门”时，我们大叫一声，然后有说有笑地下了楼梯，有很多人还表示下个星期再有免费茶喝的时候还来。

这个场景让我产生了兴趣。这跟流浪汉平日里的态度完全不同——平时，他们在接受慈善机构的施舍时，总是摆出一副感激涕零的下贱样子。今天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教众多，所以不怕他们。实际上，一个接受了施舍的人总是恨施恩的人——这是人性的固有特点。当他身后有50个或者100个支持他的人时，他就会把这种恨表现出来。

喝完免费的茶，已是傍晚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培迪靠为小偷盯空车又挣了18便士。这点儿钱刚好够一个晚上的房费，我们把钱留好，一直饿到第二天傍晚。波佐本该给我们一点儿吃的，可他一整天都没在家。人行道上湿漉漉的，他去了象堡路，那儿有个地方可以避雨。幸好我还剩了一些烟丝，所以那天我们过得并不太惨。

晚上八点，培迪带我去了泰晤士河岸，据说那儿有位牧师，每周免费发放饭票。在查令十字桥下，已经有50个人在等了，他们的影子瑟缩着，映在一个个小的水坑里。其中有几个家伙的穿着打扮十分怪异，都是在河岸上睡的，与临时救济站中的流浪汉相比，在河岸上睡的这些家伙日子过得可就惨多了。我记得其中有个人穿着一件雨衣，连扣子都没了，胡乱用一根绳子在腰上一捆。他还穿着一条破裤子，靴头早破了，露着脚趾，除此之外，身上连个破布条都没有。这人留着胡子，宛如一个苦行僧，他用一种类似机油的又脏又黑的东西，在胸脯上和肩膀上抹得一条一条的。透过肮脏和凌乱的头发瞧一眼他的脸，就像患了某种恶性病一样惨白。我听他说过话，口音很重，好像以前是个办事员或者巡视员什么的。

没多久，牧师出现了，人们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排成一队。这个牧师长得很帅，胖乎乎的，很年轻，跟我那个巴黎的朋友查理长得很像，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人们纷纷献上溢美之词，说牧师是个好小伙儿。有人还大声喊（我觉得牧师肯定听到了）：“这么说吧，他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主教！”当然了，这种话也是一种诚心的赞美。

每张饭票的面值是六便士，只能在不远的小餐馆用。我们到了那儿，餐馆老板知道我们这帮流浪汉无处可去，便狠狠地宰了我们一把。我和培迪把饭票交出，人家给我们的那点儿东西在大多数餐馆只值七八便士。牧师发的这些饭票总面值超过一英镑，这家餐馆老板每周就能从我们这些流浪汉身上敲诈七先令，甚至更多。这种骗人的方式在流浪汉的生活中很常见，只要分给流浪汉的是饭票而不是现金，这种现象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和培迪返回旅店，仍觉得很饿，于是我们俩晃进厨房，依偎着火炉，用取暖来代替吃饭。十点半，波佐回来了，他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因为那条坏腿让走路变成了一种痛苦。今天，他靠画画儿一分钱也没挣着，那些可以避雨的地盘早就被人占了，他只能一连几个小时公开乞讨，还得时刻留意着警察。他攒了八便士——这点儿钱交房租还差一便士。交房租的时间早就过了，他趁代理人不备，偷偷溜了进来。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逮住，然后只能去泰晤士河岸上睡觉。波佐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看看有什么能卖的。他决定把剃刀卖了，他拿着那把剃刀围着厨房转了一圈，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剃刀卖了三便士——这样，除去付房租和买一杯茶的钱，他还剩下了半便士。

波佐把茶买回来了，然后坐在火炉旁烤衣服。我看他一边喝茶一边暗笑，看样子像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笑话。我感到有些吃惊，便问他在笑什么。

“真可笑！”他说，“真可笑！足可以登在《笨拙画报》上啦！你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

“我连胡子都没刮就把剃刀卖了。我真是个大傻蛋！”

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他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却拖着一条扭曲的腿跋涉了好几英里，他的衣服湿透了，兜里只剩下了半便士，下一步就是挨饿，可即便这样，他还在笑剃刀的事。我不得不佩服他。

流浪汉的迁徙生活

第二天上午，我们的钱花完了，我和培迪去投奔临时救济站。我们顺着老肯特路向南走，目的地是科姆利。伦敦的临时救济站我们是不能去了，培迪最近去过一个，不想再去冒险。我们需要在柏油路上跋涉16英里，脚后跟上起了水泡，我们已是饥饿难耐。培迪找到了干活儿的机会，他的眼睛始终不离地面，捡了不少烟头。他的坚忍终于得到了回报，一便士被他捡到了。我们买了一大块不新鲜的面包，边走边狼吞虎咽地吃。

到了科姆利，时间还早，临时救济站还没有开门，于是我们又跋涉了几英里，来到一座农场，农场旁边就是一块草地，可以坐下歇歇脚儿什么的。这里是成群结队的流浪汉的聚集地——从被压坏的草、湿漉漉的报纸和他们随手丢在身后的生锈的易拉罐中就可以看出来。其他流浪汉也三三两两地到了。现在已是秋季，天气真的很不错。附近，一丛艾菊正在生长。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还能闻出那与流浪汉身上散发出的恶臭相媲美的艾菊的气味。草地上，两匹拉车的小公马正在啃噬一道门，它们身上的毛大部分是黄褐色的，只是鬃毛和尾巴上的毛是白色的。我们已是臭汗直流、筋疲力尽了，索性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有人设法找来了些干树枝，生了一堆火，茶没有加牛奶，盛在一只铁罐里，我们轮流喝着。

有的流浪汉开始讲故事。其中有个叫比尔的人很有意思，这家伙天生一副好身板，壮得像希腊神话里的赫拉克勒斯，他极其讨厌工作。他吹牛说凭他的力气随时都能找到工作，可一领完第一周的薪水，他就喝了个烂醉，被开除了。工作没了，又不想干活儿，他只好靠乞讨度日，每天主要是向零售店店主要吃要喝。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经历的：

“肯特太远，我没去。肯特太吝啬，的确很吝啬。那儿的流浪汉太多。面包店店主是这么干的：宁可把他的面包扔掉，也不愿意给你吃。牛津不错，的确不错，是个乞讨的好地方。在牛津时，我讨要面包，讨要熏猪肉，讨要牛排，每天晚上还能从学生那里要上六便士的住宿费。在那儿待的最后一个晚上，住宿费还差两便士，于是我走到一个教区牧师跟前，问他要三便士。他把钱给了我，回头就报告给了警察，说我犯了乞讨罪。‘你一直在干这个吗？’警察问。‘没，’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跟这位绅士要钱。’然后，警察开始翻我的衣兜，掏出来一磅熟肉和两片面包。‘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那警察说，‘最好乖乖跟我回警局。’就这样，那警察关了我七天。以后，我再也不向教区牧师乞讨了。不过，上帝！我怎么会在乎关我七天这种小事呢？……”

似乎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乞讨、喝酒和蹲号子。谈论时，他不停地哈哈大笑，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看得出来，他干乞讨这行也没干出个什么样子，他只穿着一套灯芯绒衣服，围着一条围巾，戴着一顶帽子——没穿袜子和内衣。不过，他长得很胖，心情一直不错，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牛肉味儿，在今天的流浪汉当中，这种味道可极其不寻常。

其中有两个流浪汉最近来过科姆利临时救济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地方的鬼故事。他们说，几年前，这儿有个人自杀了。有个流浪汉将一把剃刀带进了小屋，然后在里头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第二天早晨，流浪汉头头儿过来叫人们起床，发现那人的尸体把门堵住了，他们把他的胳膊砍断才把门打开。为了报仇，那个死人的冤魂一直萦绕在这间小屋内，不管是谁，只要在里面睡过觉，一年之内必死无疑，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要是你推某扇门的时候，发现推不开，就不要再推了，要赶紧离开它，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因为它就是闹鬼的那间小屋。

还有两个流浪汉，以前是干海员的，讲述了另外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个人（他们发誓说认识这人）试图搭船偷渡到智利。船上装载了很多装有商品的大木箱子，在一个码头工人的帮助下，这个偷渡者潜进其中的一个箱子内藏了起来。不过这个码头工人把装货的顺序给弄错了。起重机把那个藏有偷渡客的箱子抬起，摆高，然后放下——却放在了几百个箱子下面。直到航程结束才有人发现这事，发现时，那个偷渡客早就被闷死了，尸体已经腐烂。

还有一个流浪汉讲述了苏格兰盗贼基尔德罗伊的故事，这个盗贼被判绞刑，没想到这人成功逃脱之后把审判他的那个法官抓了起来，并亲手绞死了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流浪汉们都喜欢这个故事，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这个故事弄错了。他们的版本是基尔德罗伊逃到了美国，可实际的情况是，他被抓了，并被处以死刑。这个故事被篡改过多回，毫无疑问是有人有意这么做的，就像孩子们篡改参孙和罗宾汉的故事一样，想方设法给故事添加一个异想天开的圆满结局。

说着说着，流浪汉们开始谈论历史，其中有位高龄老者公开宣称“咬一口的法律”是从贵族们把人而不是把鹿当作猎物的那个时候沿袭下来的。一些人笑他，可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还听说过谷物法和**权（他真的相信有这种事），英国内战他也知道，他觉得那是穷人反对富人的一场暴动——也许他把它跟瓦特·泰勒起义弄混了。我怀疑这位老者是否识字，报纸上的那些文章他从来没说过。他那点儿零星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流浪汉那儿听来的，有些还相隔了好几代。口口相传的传统仍然存在，就像从中世纪传过来的越来越弱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