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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又黑又挤，摆了15张床。尿臊味儿臭不可闻，刚开始的时候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地往肺里吸，不敢吸到底。我刚躺在**，黑暗中就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俯向我，开始醉醺醺地胡言乱语，听上去还挺有教养：

“老校友吧（他听到我跟培迪说话了）？这儿碰不上什么老校友。我是老伊顿人。一晃都已经20年过去了。”说完，他开始用颤音唱伊顿校歌，唱得并不在调：

天气宜人，正是划船的好时候，

收获节的微风裹着干草的味道——

“快他妈别唱了！”几个房客同时喊。

“都是些粗俗的人，”老伊顿人说，“非常粗俗的家伙。对你我来说，这地方有点儿可笑，是不是？知道朋友们都对我说什么吗？他们说，‘先生，你没救了。’说得非常对，我的确没救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堕落着，可不像这帮家伙，要是努努力就不会堕落。咱们这些没落的小伙子应该相互扶持。知道吗？青春仍会浮现在我们脸上。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他拿出一瓶樱桃白兰地，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我的大腿上。正在脱衣服的培迪把他拽了起来。

“回**去，你这个老蠢蛋！”

老伊顿人摇晃着身子走到床边，衣服也没脱，甚至连鞋也没脱，就钻到被子底下。夜里，我听他嘟囔了好几回：“先生，你没救了。”似乎这句话对他有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第二天早晨，他仍穿衣服睡着，怀里紧抱着那瓶酒。他50岁左右，一张文雅的脸上透露出憔悴，穿得颇为时髦，这一点很奇怪。看着他那双从脏脏的被子底下露出的高档漆皮鞋，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那瓶樱桃白兰地的价格肯定能抵得上两个礼拜的房租，这样看来，他不可能一贫如洗，他之所以经常光顾这些普通公寓，或许就是为了找那些“漂亮哥儿”。

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不到两英尺。将近半夜，我醒过来后，发现隔壁**的那家伙正要偷我压在枕头下的钱。做这事的时候，他假装在睡觉，他的手从我枕头下滑出去，动作就像一只耗子那样轻柔。我把这事跟培迪说了，听完之后，他大笑着说：

“上帝！你得习惯这一点。旅店里到处都是贼。在有些地方，你得穿着衣服睡。以前我曾见这帮家伙从一个瘸子身上偷走了一条木腿。还有一回，我看见一个14岁的小伙子——这人是个石匠，兜里装着四英镑十先令——走进了一家公寓。他把钱放到床垫下面，说：‘要是那帮人想偷我的钱，就得隔着我的身体干。’可那帮人还是把这事做成了。第二天早上，等那小伙儿醒过来一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地板上。四个贼就像拎一片羽毛那样把他拎起来，然后一人拎一角，把床垫抬到一个角落，把他的钱弄走了。自那儿以后，这个小伙儿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四英镑十先令。”

马路画家波佐

第二天上午，我和培迪继续出去找他的朋友，这人叫波佐，是个马路画家，也就是说是位街头艺术家。培迪没有这人的地址，可总是模糊觉得，在朗伯斯区就能找到他，果不其然，最后我们在泰晤士河岸上撞见了他。波佐已经在那块儿安定了下来，那儿离滑铁卢大桥并不远。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跪在人行道上，在一个价值一便士的笔记本上临摹一张丘吉尔的素描画，身旁放着一盒粉笔。他画得不错。波佐是个小个子，皮肤黑黑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留着一头短短的鬈发。他的右腿处于极度变形状态，脚朝脚跟处弯着，恐怖得让人不敢看。从他的长相上判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犹太人，可他总是竭力否认。他说他的鹰钩鼻子跟罗马人的一样，还颇以自己酷似一位罗马皇帝为傲——我觉得他说的那位罗马皇帝就是韦斯巴芗。

波佐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极具伦敦佬的特征，他可以表述得非常清晰，并且让人回味无穷。他似乎读过很多好书，觉得语法上的问题从来不是问题。我和培迪在泰晤士河岸上待了一会儿，趁此机会，波佐为我们详细地讲述了马路画家这一行。我把他说的写了下来，尽量用的是他的原话：

“人们称我是一位严肃的马路画家。我不像别人那样，用那种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画画儿。我用的是画家们用的专业颜料，这种东西贵得要死，特别是红色的那种。一般来讲，一整天下来，我的颜料费就高达五先令，最少也不会少于两先令。我擅长画漫画——知道吗？就是关于政治那类东西。瞧瞧这儿”——他把他的笔记本给我看——“全都是那些政客的素描画，都是我从报纸上临摹下来的。每天我都要画一幅漫画。打个比方，当国家预算上调的时候，我就会画一幅丘吉尔试着推一头大象的漫画，标题是‘债’，下面我还要写上一行字——‘他推得动吗？’明白了吗？各个党派的漫画都能画，可千万不能画支持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警方不允许。有一回，我画了一幅大蟒蛇吞掉小白兔的漫画，大蟒蛇象征的是资本家，小白兔象征的是工人。一个警察走过来看见了，他说：‘把那东西擦掉，下回注意点儿。’我只好擦了。警察会因为你逗留把你赶走，人家有这个权力，跟他们对着干没好处。”

我问波佐马路画家这一行的收入怎么样。他是这么说的：

“每年的这段时间，要是不下雨的话，从星期五到星期天，我能赚三英镑——人们一般星期五领薪水，知道吗？赶上下雨，我就不出来，否则颜料会直接被雨水冲刷掉。一年算下来，我平均每周能收入一英镑，因为冬天的时候活儿不多。要是赶上划船比赛和足球决赛，我就能赚四英镑。不过，这个钱你能从人们身上挣，知道吗？要是你只是坐在那儿，盯着人家看，你连一英镑都赚不了。半便士是常有的事，就这点儿钱也是老天爷的恩赐，你得跟人家主动交谈，说话还得风趣幽默。有时候人们答应你了，要是不给你点儿，就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最好的办法是常有新画作推出，因为人家看到你画新东西，就会停下来盯着你看。问题是，你拿着帽子转着圈朝人们要钱时总有乞丐过来跟着添乱。碰到这种情况，你真的需要一个助手。你在全神贯注工作，一大群人在看着你，你的助手就会像一个没事的人那样溜到人群后面。人们不知道他是你雇来的人。突然，他把帽子摘下，开始要钱，而你呢，也朝他们冲过去，这样人们就处于一种腹背受敌的状态，想跑都跑不掉了。不过，从上层人士那里，你要不到一分钱。给钱的多是一些穿着不怎样的笨家伙和外国人。我从几个日本人和黑人身上就要过六便士。他们可不像英国人那样一毛不拔。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你得把钱盖起来，只在帽子里留一便士。人们要是看到你已经挣了一英镑或两英镑，就不会再给你钱了。”

对泰晤士河岸上的其他马路画家，波佐总是抱以最深的鄙视，还把他们称作“鲑鱼镀金匠”。那时候，在泰晤士河岸上，几乎每隔25码就有一个马路画家——25码是被街头艺术家们认可的彼此之间的最小距离。波佐一脸鄙夷地指着50码外的一个白胡子老画家说：

“瞧见那个老傻蛋了吗？这家伙十年来每天都在画同一幅画儿。他把那画儿叫作‘最忠诚的朋友’。画的无非是一条狗把一个孩子从水里拉了出来。那个老傻蛋画得还赶不上一个十岁的孩子。那家伙画那幅画儿用的是估量法，就跟你猜字谜时用的办法一样。这儿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时，这帮家伙还挖苦我的想法。不过我不在乎，这帮傻蛋脑子里想不出别的，我总是超他们一大截。画漫画最重要的是与时俱进。有一回，一个孩子把脑袋卡在切尔西大桥的护栏里了，这事我听说了。这么跟你说吧，那孩子的脑袋还没从护栏里出来，我的画儿就已经出现在人行道上了——我就这么与时俱进。”

波佐似乎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我迫切地想对他有多一些了解。当天傍晚，我又去泰晤士河岸找他。他之前说要带我和培迪去南岸的一家旅社。我到那儿的时候，看到波佐正在人行道上给他的画儿上色，清点这一天的收入——差不多16先令。他说除去成本能赚12或者13先令。我们步行去朗伯斯区。波佐的脚跛得厉害，走得很慢。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跟螃蟹差不多，他的身体朝一边歪着，拖着那只烂脚朝前走。他一手拿一根棍子，装颜料的箱子在膀子上背着。过桥时，我们在路旁的一个小亭子内休息。他沉默了一两分钟，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碰碰我的胳膊，用棍子指着天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