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三事（第1页）
还乡三事
我自从在上海定居以后，即思往苏州一行，游子不忘故乡，也是自然之理。况且现在苏沪铁路，早已通车，自沪到苏，不过两三小时，便利极了。这回到苏州去，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扫墓：在前年冬天，办理了祖母及双亲葬事以来，便接连两年，到了青州，错过了清明祭扫的时期，此次必须要去看看了。第二，苏州有许多亲戚故旧，几年来变迁得很多，也要去探望一下。第三，当时我携眷到青州府去的时候，我的老家仍在苏州。本来我姊和我同居的，我姊丈也有职业在苏，临走时，我就托他们照管，所有家具器用，箱笼衣物，也都留在那里，此刻也想去检点一番，能否运一些儿到上海应用呢？
那一天，我们夫妇，带了一个三岁多的女儿可芬一同去的。我们的老家，住在阊门内承天寺前地名西海岛一条巷里，不是前文曾说过，门前有一口古井，乃是郑所南藏在铁函里的《心史》，就在这井中发现的吗？现在我们回去，当然仍住在老家，也已经写信通知了我姊的了，在我们住居楼上打扫了一下，以便安居。
这时候，正在春末夏初，天气又是佳晴，如果作春游，真是大好时光，不过我在上海也只告假几天，来去也殊匆匆呢。
到了先去雇船，那是我家一向雇用的熟船，停泊在崇真宫桥堍陆状元住宅前（陆凤石故居），一条小快船，有六扇玻璃窗的。船上没有男人，母女两人，依此为家，也靠了这条船生活。那个船婆是个孀妇，女儿名叫阿龙，年约十八九，生得白白净净，很讨人欢喜。我们原是老主客，不必讲价钱，她们的船，明天有空，便定下来了。本来苏州城里人家上坟扫墓，妇女、小孩都不大去的，妇女缠脚，行山路不便，妇女不去，小孩也不去了。可是现在也不拘了，反正是要坐山轿的，于是当夜即烧好了祭菜，备好了祭品，明天一清早，便出发了。
船出阊门，一路进发，过了铁岭关，全是郊区了。久不作郊游，天气又这样的好，桃花还未全谢，东一簇，西一簇，也没有人理它，随意开花。一路上的菜花，又黄得使人耀眼睛。船到环龙桥，已有许多抬山轿的男男女女挤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乡妇喊道：“那是包家里的少爷，我前抬过他的。”又有一个半老妇人道：“他旧年也不曾来上坟呀。”他们的记性都很好的，一与他们接触，总是牢牢地记着不忘的。
闹闹嚷嚷中，我们上了岸，从这里到墓地，路不算近，总是要坐山轿的。那就是要两肩山轿，我坐一肩，我妻和我女坐一肩。由他们支配下来，奇妙极了，两个女人抬我，两个男人抬我妻和我女。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安排？他们说：“你一人身轻，（我当时身体甚瘦，体重百磅多）你少奶奶还有个小姐咧。”我想想也有道理，何必一定要男抬男，女抬女呢。问了我妻，她也不反对。此外还加了一个十五六岁男孩子，挑了祭菜品等，一同上道了。
到了墓地，我们的坟客（苏人对于看坟者的称呼），早已得信，即来迎候，她是一个中年寡妇，我们叫她阿罩娘娘。便到墓地祭奠，见松楸无恙，扫除清洁，略可安慰。馂余向例即送给坟客们。又分派了“添土钱”（添土钱者，坟邻的儿童辈都来聚观，各给以数钱使之勿来坟地践踏）。于是坟客邀往其家小坐，烧了茶，请我们喝一杯，平时她家里不吃茶，只饮白开水而已。
那时她家中正养着蚕，也有小小的一片桑田，我和震苏，都是见过养蚕的，我女阿芬，从不曾见过，看了那碧绿的桑叶上，卧着许多雪白的蚕，正想讨几条蚕，带到上海去，其母呵之乃止。
在我们这墓地白马涧乡村一带，这些妇女，正是多才多艺。不但养蚕，而且还工于刺绣。苏州那时有一种工业，专做神袍戏衣，城内开设这种神袍戏衣店的，不下十余家。所谓神袍者，便是各种神像，穿上身的都是绣花的衣服。所以这种神袍戏衣店，生涯却是不恶，各处都有到苏州来定制的。这种神袍戏衣上绣品，都是粗线条，不要太工细的，所以都放到乡间妇女去做。这里乡村一带的妇女，却正是做这种活的（乡妇们对于刺绣，称为“做生活”），所以她们放下细针密缕的刺绣工夫，又可以粗脚大手地去抬山轿了。不但是多才多艺，实可称能文能武。
回到船上，时已近午后两点钟了，随即开船回去，我们也就吃饭。饭菜是船上母女两人烧的，什么红烧鲫鱼、荠菜炒肉丝、虾仁蛋花汤，这两菜一汤，不脱苏州风味，加着这时候，肚里也觉得饿了，愈加觉得适口有味。吃过了饭，看看沿河的一带农村风景，小桥流水，幽草闲花，这也正在农忙时期，农人却觉得自由自在。夕阳影里，已近市区，及至归家，便到黄昏时候，和姊丈及我姊谈谈家常，即行安眠。
关于访问亲戚故旧的事，真是思之惘然。最可悲者，我的两位最爱好、最友善的异姓兄弟，一位表兄尤子青，一位盟弟戴梦鹤都逝世了。梦鹤逝世后，我从此便没有到过他的家里，他夫人甚贤慧，而青年守志，我一向未见过面，未便访问。子青哥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年均幼稚，我们的这位表嫂，我也未见过，这是旧礼教和大家族的封建制度所限制了。再回忆到子青哥和梦鹤弟，生前有多少著作，我后死者没给他们收拾整理一下，至今思之，实在很多愧憾呢。
亲戚中，我的顾氏表姊也逝世了，她还死在我祖母之先，表姊丈朱静澜我师，续娶了一位夫人，曾到我家拜我祖母，认为外孙女，以慰老怀。但她的年纪比我还轻，我叫她表姊好呢？还是叫她师母好呢？朱师那时也很憔悴，他既不能再做教书先生，也不能再做职业慈善家，那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也取消了，家计也日趋困窘。其时我家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表弟吴霞赤，得了一个什么厘卡差使，请他相助为理，大约在浙江省某一处地方，不想朱师就在那里得病，急即送归家中，不数日便即逝世，此时我尚在山东青州府，还不能向我师抚棺一恸呢。
还有我师徐子丹先生，自从乡试中举以后，赴京会试时，我去送他，联捷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东。连任了山东三处地方的知县官（县名我已忘却）。有一时期，我还在山东，但不相闻问。但徐先生却殁于最后任所，自赴京会试送他后，从此便不曾见面。这一次回家，知道徐先生已由其公子扶柩回籍安葬，在家择日开吊。我知道了信息后，做了一副挽联，那天从上海回去，拜奠了一下，徐先生是我巽甫姑丈的好友，也是我的恩师呀。
诸亲戚中，只有桃坞吴家，却还兴盛。我舅祖清卿公早已故世了，现在砚农表叔当家。他们家的产业，本来只限制于苏州本地，近来也渐有发展到上海之势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是苏沪铁路通后，交通便利，一天可以来回；二则是上海日趋繁盛，商业发达，获利容易。清卿公在日，他是一向持保守主义的，也曾有人劝他在上海有所营运，他总是摇头，他说：“上海是鬼子世界，我们也不想发什么洋财。”
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于是几个大商家，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
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
此外，还有几位旧友，从前开东来书庄，出《励学译编》的同好，也都散处各方，谋求职业，只有我的谱弟李叔良还在故乡，在中小学校教书，约了他，在“吴苑深处”喝茶，以叙契阔。这个吴苑，是我在苏时常去的地方，现在许久不来，熟友甚少，觉得“旧雨不来今雨来”了。还有我的岳父母还住在苏州，一位姨妹已嫁，我妻带了女儿，亦必须去省视一下，以叙别情。这样也有四五天工夫，便须要回上海去了。
至于家具器用，箱笼衣物，想运一些到上海的话，那只是空想罢了。以家具而言，我父亲从前置备甚多，从厅堂以至卧室，都是上好木材，比上海那些木器店里的要好得多。以前没有什么外国家货、沙发椅之类，可是中国式的太师椅、杨妃榻等等，我们也是应有尽有。后来屋子住得越来越少了，家具便成了供过于求。因此有的寄给人家，有的借给人家，有的老老实实卖给人家了。但是还留下不少，即如我结婚时的一张新床，虽不大考究，却是照苏州迷信的俗例，不能卖去的，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搬运到上海去呢？还有箱笼等物，我母亲的嫁妆红漆箱四只，我妻的嫁妆红漆箱四只（还是簇新的），还有白皮箱、黑皮箱，单是这箱子就有十余只，不管里面都是些旧衣服、破衣服，但是如何把它安顿呢？
还有我的书橱、书箱，开出来一看，蠹鱼先生已经据为己有了。无论新的、旧的，有用的、无用的，好像都不忍舍弃。我妻也是一样，对于衣服器物，甚至厨房用具，都有恋情。我说：“除去木器以外，对于细软，我们现在只好拣最切要需用的带一点去，以后不是常常要到苏州来吗？来一次带点回去就行了。”有了这缓冲之法，便把此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