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未完的法律（第1页）

第十八章未完的法律

当欧洲从文艺复兴发展到启蒙运动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需要某种程度的宗教宽容，主要是指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宽容，偶尔也包括犹太教徒。在这种语境中，人们根本没有提到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宗教宽容，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如果但丁的观点真的是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启发，那么对他的观众来说，这方面的联系也已经失去了，蒙古人似乎已经淡出了历史。

鼓吹宗教宽容的早期启蒙哲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普世教会、多元主义以及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著作，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令人信服，但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创建一个社会，或者如何制定法律来实现这一理想。1669年3月1日，约翰·洛克在《北卡罗来纳基本法》中的提议就证明这一点。尽管爱德华·吉本声称，洛克的思想是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启发，但是，事实上洛克所建议的法律更多的是约束，而不是鼓励宗教宽容。

在这个有着一百二十项条款、涵盖公民政府所有方面的文件中，洛克用了近一千字，列了十五项条款专门讨论宗教问题。[580]虽然他泛泛地肯定了所有宗派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异教徒”崇拜的权利，但他对这些自由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建议美国应由世袭贵族统治，并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加崇拜。他写道：“在卡罗来纳州，若不承认独一神，不虔诚崇拜上帝，任何人都不得成为自由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得迁居。”然后他宣布，应采用英国模式，设立英格兰教会为“唯一真正正统的国教机构”。他的结论是，所有信仰的纳税人必须支付维修其建筑的费用及其祭司和官员的薪金。洛克没有为他建议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提供道德上的论据，相反，他认为，给予其他宗教有限的宗教自由也是应该的，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有助于说服非基督徒接受基督教的优势地位并皈依基督教。“犹太人、异教徒以及其他不接受纯粹基督教信仰者，可能……被说服，由衷地接受真理”。

洛克认为，应禁止一种宗教的信徒批评或骚扰其他宗教的信徒，禁止任何宗教的信徒批评政府及其高级官员。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团体“都不应被视为教会，而应视为非法集会，并作为骚乱而受到惩罚”。最后，他坚决捍卫持有任何信仰的奴隶主蓄奴的权利。“卡罗来纳州的每个自由人，无论其信仰何种宗教，持有何种观点，均对其黑人奴隶拥有绝对的权力”。洛克的法律只对少数人提供了非常有限的宗教自由。

洛克无法把他关于自由的高雅的哲学著作变成简单的法律，这在17世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他政治哲学家做得也不怎么好。尽管洛克的社会模式存在局限性，但他仍然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高度赞扬，而这些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蓝图。伏尔泰在他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论文中，曾引用鞑靼（当时对蒙古地区的俗称）作为例子，说明其社会为人民提供了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他坚持认为，洛克的著作为西方的宗教自由指出了一条道路。在对鞑靼人所做评论之后的第三页，他大肆赞扬洛克宪法中关于宽容的思想：“请注意在地球另一端的卡罗来纳州!那里的法律是由博学睿智的洛克起草的。”[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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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近五百年后的17世纪，意外地出现了一个重新介绍他观点的声音。欧洲出版了几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书，该书作者和她所传达的消息一样异乎寻常。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是一位法国新教徒，她把成吉思汗描述为“喜爱德行之人”。成吉思汗的敌人总是把他描绘成野蛮人，而她却写道，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美德充满了尊重，因此他在亚洲非常有名”。[582]当时在西方很少有人了解成吉思汗生平的细节，因此她的书只能诉诸浪漫的想象，对成吉思汗生平的描写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然而，对当时只熟悉基督教传统以及罗马和希腊古典文明故事的读者来说，她的书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介绍了一个新的传奇人物。

这位作者不懂亚洲语言，她的生活主要是在法国、荷兰和英国度过的，但她知道宗教迫害，并从她自己的痛苦中获得灵感，因此她写作了《成吉思：一个鞑靼人的身世》。她是一位胡格诺派信徒，1685年，路易十四世废除了亨利四世制定的宗教宽容法律，她的信仰被取缔，因此她被迫逃离她的祖国法国。[12]她的家庭一直教导她的崇拜突然成了可以判死刑的罪。她发现成吉思汗是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她感到在欧洲实在缺乏这样的领袖。她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出生，和他拥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这位法国国王和成吉思汗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这样写道：“他们仍把我们看成斯基泰人，就是说，属于没有法律、没有神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因此，她可能一直在写关于她自己的国家和蒙古人的书。[583]

她用和乔叟相近的词语，把成吉思汗描述为“高雅、公正和稳健的人，一位优秀的丈夫、父亲、朋友和老师，一个伟大的将军”。他之所以“驰名亚洲”，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不公正，他“没有过犯，而有太多的优点”。《成吉思：一个鞑靼人的身世》再次把成吉思汗介绍给新的一代，不是作为一个肆意掳掠城市的莽夫，而是一位贤明、善良的立法者。

安娜·德·拉·罗氏·圭尔汗重塑了成吉思汗的形象，使他在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出名。当时欧亚之间的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亚洲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在增长，而她为这种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兴趣提供了一个聚焦点。她的影响力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在此期间，以神秘的蒙古大汗为主题的文学、音乐和历史作品接连出现。成吉思汗的主题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因此，圭尔汗的书也进入位于弗农山的乔治·华盛顿的图书馆。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对外部世界觉醒的阶段，因此圭尔汗的作品引起了欧洲大众的兴趣。1710年，法国翻译家和学者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以他的父亲所做的研究为基础，写出了第一部权威的成吉思汗传记——《成吉思汗大帝传：古代鞑靼人的开国皇帝》。佩蒂·德拉·克罗瓦以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希伯来语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采用了新兴的客观学术历史研究方法，仔细研究了这位蒙古大汗的生平和法律。在仔细考察成吉思汗的法律的细节之后，他告诉读者，正是成吉思汗的法律使其有别于其他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版本的蒙古法律开宗明义地写道：“依照原始法律，我们相信，天地间只有一位神，它创造天地，赐下生命和死亡、财富和贫穷，随己意赐予和拒绝，对一切生灵拥有绝对的权力。”[584]

在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写作和出版的主要语言是法语，但克罗瓦的书很有趣，因此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作家佩内洛普·奥宾把它译成英文，并于1722年出版，但英语学者对法国人痴迷于东方思想总是不屑一顾。有人嘲笑佩蒂·德拉·克罗瓦的成吉思汗传记，把它描述为“又一个白菜园，制造历史的人依赖它来填料”。[585]但美国人可没这么傲慢，他们相信蒙古人和北美土著部落有相似之处，甚至可能有遗传关系。而这些印第安人部落也接受了个人自由和精神开放，和欧洲基督教狭隘的传统形成了对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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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蒂·德拉·克罗瓦的书在巴黎出版的同时，“成吉思汗”再现了，或至少他的一个转世轮回发生了，他作为西藏的蒙古王出现了。西蒙古和硕特部落的首领拉藏汗自称是成吉思汗转世，试图作为一个征服者以及所有宗教的守护神继续他的工作。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的后裔中产生的三个可汗相继控制了中亚的大片地区，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边境，南至印度和不丹的边界，包括西蒙古、华西的畏兀儿人和穆斯林地区，以及西藏中部地区。为了强调他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联系，新汗重新使用帝国称号，如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和孙子曾用过的“达赖汗”，意即四海之内的统治者。当和硕特部落的新达赖汗于1701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拉藏用“成吉思汗”的称号即位。

为了恢复西藏的秩序，拉藏成吉思汗率领一支军队，而他强大的妻子杰林拉丝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军拉萨。[586]他们二人都是达赖喇嘛的黄帽派强有力的支持者。在那个时代，一些僧侣公开过着堕落的世俗生活，而黄帽派一直提倡回归藏传佛教最基本的价值，非常强调端正的品行，坚持僧人应独身、禁欲。然而，在他们入侵西藏几年前，黄帽派也世俗化了、堕落了。为了保持自己手中的权力，西藏摄政王不久前选立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本来以为他年龄小，会比较柔顺，易于控制，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这个感性、英俊、叛逆的少年，热爱体育、音乐和性，喜欢酗酒，对当和尚没有兴趣，也不愿放弃夜晚在拉萨畅饮的自由。他拒绝把他漂亮的长发剃光成为一个喇嘛。

蒙古人取得胜利后，杰林拉丝王后的军队抓住了一直掌握西藏实权的摄政王。她把他召来见她，尽管喇嘛求情，她仍于1705年9月6日将他处死。[587]汗和他的王后随即清除了其他上层喇嘛和官员，把一些人流放，处死了另一些人，同时厚赐他们的支持者，如班禅喇嘛。之后，杰林拉丝王后只活了几年时间便于1708年去世。拉藏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成为西藏唯一的统治者。

虽然拉藏并不想重复成吉思汗的征服，但他想重振成吉思汗世界大帝国的精神。他把他的新都建在拉萨，立即恢复了成吉思汗制定的自由贸易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成吉思汗拉藏的统治下，拉萨成为亚洲最开放的、世界性的国际中心之一。当时住在那里的一名基督教牧师写道：“拉萨市人口稠密，居住着本国人和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包括鞑靼人、汉人、莫斯科人、亚美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斯坦人和尼泊尔人。”[588]

拉藏效法成吉思汗，开放他的宫廷和西藏给各种信仰的信徒：基督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以及西藏的传统宗教苯教教徒。他鼓励外国人来拉萨的佛教学校学习教学，并邀请欧洲不同基督教派的教士来拉萨居住。蒙古人把所有这些宗教领袖都称作喇嘛。欧洲人从意大利、葡萄牙、德国和其他国家到这里工作和学习。他让他们住在色拉寺并举行每日的弥撒，基督徒在那里很快学会了藏语。

基督徒在西藏享受着蒙古统治者的保护与恩惠，对他交口称赞。其中一位写道：“他以自己的豪迈气概使所有人敬畏，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外国人。”“他的性格很幽默，和蔼可亲，对所有人都很友好，随时接见并给人以安慰，性情非常随和。他对外国人尤其热情，距离越遥远，他越关心他们，他对我的厚爱使我很感动，不得不钦佩他。他的才智很敏锐。”[589]

尽管外国人奉承拉藏，对他充满了感情，但是藏人却讨厌他，因为他的妻子杀死了他们的摄政王，而他则杀了达赖喇嘛。成吉思汗拉藏拘捕了二十三岁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把他带走，声称要把他交给清朝政府，或者把他重新安置在蒙古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年轻的达赖喇嘛在前往他未知目的地途中神秘地死了，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一名在拉萨的意大利耶稣会成员伊波利托·德斯德利写道：“直到约1707年，这位西藏大喇嘛都是一个性情古怪、生活**的年轻人。”“因为他是西藏最高的权贵，极受藏人尊敬，所以他的恶习对人特别有害。成吉思汗通过训诫和威吓都无法改正这位大喇嘛和教主对他王国造成伤害的**行为，他决定把喇嘛处死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通知了清朝皇帝，然后借口护送喇嘛前往清朝，派遣大批国王的鞑靼人随行，在途中把喇嘛斩首。”

因此，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这位生活、爱情和诗歌的狂热追求者，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基督教牧师关于这位喇嘛结局的说法。一些蒙古人认为，他已经逃到蒙古的安全之地，在那里活了很久，建立了一个新的寺院，从那以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世。西藏人声称他的灵魂逃回了西藏，他在那里偷偷地转世。拉藏选择了新的第七世达赖喇嘛，有一些人认为实际上那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在清朝皇帝的支持下，他下令，任何拒绝承认新达赖喇嘛的人将被处死。[590]随着西藏中部被制服，秩序得到维护，他率领他的蒙藏军队向周边地区推进，但1714年他在不丹军队的激烈抵抗下遭到失败。他深信他的领土范围已达到极限，于是便集中精力发展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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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藏统治下的西藏，基督徒非常活跃。弗朗西斯科·拉齐奥·奥利维耶里·黛拉·朋纳，一位来自意大利中部的方济会托钵僧传教士，编写了一部藏语词典，并把藏语作品翻译成拉丁文，而乔瓦其诺喇嘛则在其社区当西医。在18世纪西藏最多产的基督教学者是伊波利托·德斯德利，他献给这位蒙古统治者一部他所写的系列对话录，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一样，不过是用藏语写成的，书名是《黎明：驱散黑暗的曙光》（Daybreak:TheSighatDespelDarkness）。[591]他的目的是促进基督教的传播，驳斥拉藏成吉思汗的说法，即每一种宗教在其最纯粹的形式里，都能引导人们达到向善的目标。德斯德利毫不掩饰地指出，他的目的是要“证明目前在不信教者中间流传的说法，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遵守他自己的教法而得救，实在是虚假的，并确立这个更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一个律法能引导人们进入天堂，获得永远的拯救”。[592]

德斯德利写道：“1716年12月底，我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本书，由一位行家编排次序，并制作了一份副本，把它献给了国王。”他在1717年1月6日把书献给了国王。这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日子，即天主教的主显节，这个节日是纪念东方三博士从亚洲带着礼物来朝见在伯利恒的婴儿耶稣，天主教徒会举行盛宴进行庆祝。在西方人的信念中，蒙古人就是三博士中其中一位的后裔。因为三博士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德斯德利希望在这个场合成吉思汗拉藏也能皈依基督教。

拉藏汗当着一大群佛教喇嘛的面，从基督教喇嘛手中接过那本书，并开始用藏语朗读。他发现那位基督徒用藏语写的东西很拗口，难以理解，所以他把这本书交给助理继续朗读。[593]德斯德利解释说：“国王仔细听了一会儿，然后把书拿回来，对我说，其中有几个原则与他们教派的原则相左，然而他觉得是最公正的，并值得认真和深入地讨论……他思维敏锐，智力超群，因此针对书中的这些观点提出了各种难题和反驳。”“他继续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话题直到中午，他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于是转向所有的观众，极力表扬我。然后，他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我，说他很高兴收到那天我送给他的那本书，他很重视，也很尊重我的书。他补充说，他还没能看完这本书，但当他有更多闲工夫的时候，他会慎重考虑，他也想请一些更杰出、聪明的喇嘛来阅读和研究这本书，在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他会在方便的时候让我知道结果，即他认为哪个宗教更灵验。”换句话说，拉藏汗一点都不喜欢这本书。

在仔细审查这本书的内容后，拉藏汗“决定举行一次辩论，我自己为辩论的一方，而那个国家的喇嘛和大学的宗教学博士为另一方。他很明白此事的严重性，不想让我因为不知道对手可能攻击我的武器而措手不及。因此，他不想让我立即投入战斗，而是让我尽可能彻底地了解该教派的教义，阅读他们的经典著作，并熟悉他们的论证和辩论的方法……他想让我花一些时间待在某些大学，参加那里经常举行的讲座和辩论会。为此他下令，我可以自由出入该国任何寺院或大学”。[594]

他还没能完成他的学习，辩论还没有进行，西蒙古的一个敌对部落准噶尔部就入侵了西藏。大多数藏人站在侵略者一边，因为他们仇恨拉藏成吉思汗，特别憎恶他对达赖喇嘛的处置。德斯德利写道：“这些都是起初的火花，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密谋，火焰点燃了，吞噬了国王的性命和他的王国。”[595]“国王被残酷地杀害，他的家人和他大部分忠实的大臣被杀害，首府拉萨遭到洗劫，人们惊呆了，陷入哀悼。”[596]

为了恢复秩序，清朝官员开始封锁西藏。成吉思汗拉藏死后，外国人开始离开，但他们带去了迄今为止关于这片土地的鲜为人知的信息。他们的著作向外面的世界介绍了西藏文明的奇迹，包括香巴拉的概念，这是指遥远北方的神秘土地，即在西方广为人知的香格里拉。

弗朗索瓦·佩蒂·德拉·克罗瓦写道：“他们的母语是藏语，但也讲鞑靼语和汉语，他们的智力很高。”这位圣方济会托钵僧有时被称为“白发喇嘛”。[597]虽然基督教牧师说藏语，不说蒙古语，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该国时，他们使用更熟悉的蒙古语名字。“Thibet这个名称是外国名，在这个国家只有蒙古人和亚洲的穆罕默德部落才使用，这个词语似乎源自土耳其语”。[598]他们用蒙古语的称号“达赖喇嘛”，而不是藏语的嘉措，来称呼黄帽派的首领，因此，从那以后，这一教派的僧侣在国际上就被称为西藏的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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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文盲，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越来越迷恋于成吉思汗和其他东方君主。剧作家创作了好几部作品，把他的征服战争搬上舞台。1741年，意大利歌剧《成吉思汗：蒙古的鞑靼皇帝》举行首演。[599]三年后，一艘英国轮船被命名为“成吉思汗”。[600]

戏剧是描写成吉思汗生平最好的艺术形式。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戏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饱读诗书的中国学者贬斥这种常见的娱乐形式，但普通人则趋之若鹜，经常看戏，把它看作一种艺术。当时的一部重要作品是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1735年，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亨利·德普莱麦尔将该剧译成法文，这是用欧洲语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作品。伏尔泰很欣赏这部作品，于是进行了再创作，用爱的故事取代其复仇主题，并把主人公换成了成吉思汗，于1753年出版了《中国孤儿》。他的版本于1755年夏季搬上了巴黎法国剧院的舞台。[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