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燃烧的书籍（第2页）
遗憾的是，虽然术外尼当时正在哈喇和林，但他对汉人之间的神学争端没有多少兴趣。他正忙着协助他父亲为中亚战役作准备，这场战役试图将蒙古人的统治扩展到尼扎里派的土地，直至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术外尼似乎更关心蒙古朝廷的财政与哈喇和林商人们的交易，而不是来来往往的僧侣。事实上，金融问题才是他最急于关注的重中之重，僧侣们引起他的关注，只是因为别人都要纳税，而他们不用纳税。
术外尼写道，一旦蒙哥汗“稳居汗位，他的注意力不再顾及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嫉妒者的案子后，他把他的思想转向征服世界上最遥远的东部和西方”。1252年，他把忽必烈派往包括契丹在内的东部地区去继续征服中国，然后他着手安排和组织他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事情，委托其征服西部地方，即中亚地区。[541]
术外尼是在1253年秋天离开的，但就在几个月前，另一个外国人已经来到，而他对宗教问题有着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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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鲁布鲁克于1253年春天到达哈喇和林，虽然这两个伟大的蒙古历史学家在长达六个月时间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见过面，或互相认识。和术外尼相反，威廉不仅见证了这场宗教冲突，而且还参与到了其中。他写道，蒙哥汗派人送信给基督徒、穆斯林、道教徒和佛教徒说：“你们各自说自己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真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汇聚一处，举行一个辩论会，写下各自的教条，让我本人能够知道真理。”[542]他召集他们举行大辩论，遵守明确的规则。一位蒙古官员告诉参赛者：“这是蒙哥汗的旨意，谁都不得说神的命令与它不符。”“禁止辱骂别人，或者喧闹而妨害这次辩论，违者斩首。”僧侣们洗耳恭听，噤若寒蝉。
蒙哥汗没有传召萨满参加辩论，因为他们的宗教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想法。正如蒙古圣歌所唱的那样，他们的宗教是“无书之宗教，无纸之宗教，无字之宗教”。他们的宗教依赖“鼓和鼓槌，以及口舌相传的经文”。[543]萨满声称直通上天，无须争论或辩论。辩论都是外国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宗教是书本上的宗教。萨满只是这场经文大战的旁观者。
在正式辩论之前，蒙哥汗给了相互对立的学者一定的时间研究、冥想、准备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辩论前的演练。组织辩论的蒙古人把鲁布鲁克分配到基督徒一方，但在模拟辩论中，他却扮演佛教僧侣，反对基督教。“让我们假设我是属于那个教派，因为他们说上帝不存在，现在我们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告诉他的队友，他知道摩尼教的思想已渗透到佛教神学里。他说“他们都信奉下面的摩尼教邪说，事物一半是恶，一半是善”，并相信转世的灵魂“从一个肉体转移到另一个”。
蒙古人似乎把所有相互竞争的其他教派都看成了同一个宗教。一位蒙古官员曾恳求路易九世国王遵照成吉思汗的教义，平等地对待基督徒兄弟。这位官员在给国王发出的命令中，认真地解释道：“世界之王已经颁布命令，在神的律法中，拉丁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聂斯托里教徒和雅各教徒，以及所有那些崇拜十字架者一视同仁。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要求我们伟大的国王不区分他们，他将用虔诚和仁慈统治所有的基督徒。”[544]
更令这位法国特使厌恶的是，到了准备辩论的时候，相互对立的基督教教派不仅被分在同一个辩论团队里，而且他们还与穆斯林混为一体，于是辩论会上只有三派：道士、佛教徒和基督徒-穆斯林。儒士没有被列入其中。对手们很难实际上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或比较不同的信念，因为每个小组都只想引述自己的经文，他们都觉得自己引用的经文足够充分，可以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们都以自己的根据为基础进行推理，三方一个接一个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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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开始于1254年夏天，当时正是蒙古每年的那达慕运动会季节。这一年除了蒙古人最爱的三个体育项目——射箭、赛马和摔跤外，还有神学辩论，而这场辩论可能会吸引生活在该市的外国外交官和使节。然而，真正的观众则远远超出蒙古首都居民之外。蒙哥汗希望，有关这场辩论的信息能够传遍他的帝国内外，见证蒙古人的公正和宗教宽容，从而有助于赢得整个蒙古帝国佛教徒的更多支持。
和其他在户外举行的活动不同的是，辩论会定在大汗新搭建成的宫殿举行。鲁布鲁克写道：“这座宫殿就像一座教堂，中间是中殿，两边排列着两排柱子，有三个门向南打开。大汗坐在很高的地方，坐南朝北，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他，通向他的宝座是两行台阶：一个人端着他的杯子从一边台阶上去，从另一边的台阶下来。”附近“站立着端杯子的人，还有献礼物的使节，而他自己像神一样坐着”。男人坐在西侧，女人坐在东侧。“在南边，柱子的右侧是一排升高的凳子，像一个平台一样，他的儿子和兄弟坐在那里。在左边，安排得像时尚表演，他的妻子和女儿坐在那里。只有一个女人坐在他旁边，不过她的位子没有他的那么高”。[545]
辩论很大程度上遵照蒙古摔跤规则。在每一轮辩论结束时，会宣布获胜者，随后大家大喝一通马奶酒。没过多久，基督徒-穆斯林队被淘汰。他们并不是认真的竞争者，但他们最初的亮相使这场辩论看上去更公平，不会被认为仅仅是道教徒对抗佛教徒的辩论。
佛教徒赢得了第一轮辩论的胜利。为了锁定胜局，他们对道士发出了刑事指控。这些指控理由充分，促使蒙哥汗下令进行司法调查。辩论刚结束，司法调查便开始了。道士已成为被告，而佛教徒则是控方。
道士最主要的罪名是传播虚假经文，其他指控还包括毁坏佛像和圣物，抢夺佛教财产，对佛教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546]李志常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佛教徒一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但过去的两位大汗及其官员一直站在他一边保护他。他未能及时明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没有做出积极努力，针对指控的罪行进行有效的辩护，而只是一再提醒人们成吉思汗曾赐予他的教派特殊权利。当被问到他和他的追随者是否犯有指控的具体罪行，如滥用权力、没收佛教财产、伪造证件、散布虚假信息、强迫佛教徒皈依道教、滥用其免税地位等，李声称他对这些过犯一无所知；[547]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那也是别人做的，他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批准过。
少林寺方丈就这些指控全面挑战李志常。方丈要求解释，既然李志常并不清楚他的下属的不法行为，他如何能声称自己是道教掌门人？要么他知道并批准过他们的不法行为，因此犯了罪，要么他不知道，因此犯有渎职罪。无论是哪种情况，他显然不能胜任服侍大汗的重任。李志常没料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如此公开的羞辱，更何况是在大汗面前。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身处险境。在夏天的酷热中，他开始汗流浃背、面红耳赤、理屈词穷。[548]他在法庭遭受了彻底的羞辱，现在他要面对他的第一个处罚。
1255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蒙哥汗颁布圣旨，命令收缴李志常的所有诽谤书，交给佛教喇嘛，所有被摧毁或损坏的佛像必须等价复原。[549]蒙哥汗羞辱了道士，但他的判决是有限的，并未完全解决谁将成为主导宗教的问题，因此佛教徒并不满意。经过这种初步的司法调查，蒙哥汗认为，由蒙古法官主导一场全面的刑事审判，像他对他的皇室成员那样，并不能服众。由蒙古人主导的审判可能被解释为对道士的迫害，甚至是对汉文化的攻击。蒙哥汗试图挑动道士对抗佛教徒，这样每一方将直接把敌意朝向对方，而不是朝向蒙古统治者。
蒙哥汗认为，如果他组织新一轮的公开辩论，让对立宗教相互攻击对方，他将能更有效地赢得中国的公众舆论。这样他将不必对一个宗教派别进行审判，因而冒犯汉人普遍尊重的一种信仰，于是他也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了。他会表现得好像支持蒙古宗教宽容政策，同时让竞争对手互相削弱对方。与任何战斗一样，谁在新一轮的辩论中取胜就显示出天意，并影响公众舆论。
到目前为止，佛教一方是由少林寺方丈代表的，他所修习的宗派在华北、高丽和日本很流行。但蒙哥想要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西藏取得支持，这些地区一直由窝阔台家族所控制，直到最近才被蒙哥汗攫取。藏人修习的是一种更深奥的密宗佛教，该教派也在不丹和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广受欢迎。蒙哥汗有时会采取一种策略，即强迫竞争对手联合起来一起工作，因此他选择了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佛教喇嘛那摩和少林方丈合作。[3]那摩会说流利的蒙古语，这是少林方丈不具备的优势。
汉人极力批评这一决定。传统中国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是一部经过增订的史书，其中就包括了元代史。该书在一则长篇评论中概述了对那摩的批评：“君权之存在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司其职。”“唯此那摩，出身异域……游方为生，无以养亲。剃发敞怀，乃不知忠君之职。不婚无嗣，故不知为夫为父之责。蹲踞足踵，故不尊长者。离群索居，消极遁世，故不知朋友之职，无经邦济世之能。虽获‘和舍’之号，何所教也？焉能为人师也？”[550]批评者粗率地总结了他对那摩和其他僧侣的评价，写道：“物以类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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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辩论定于1256年7月在哈喇和林之南的帝国营帐举行。蒙哥汗把辩论安排在蒙古首都之外举行，目的是撇清自己和辩论结果的关系。[551]辩论变成了摊牌，少林寺方丈率领一众和尚控诉道士们。[552]一位汉人宗教学者和另一位汉人宗教学者对抗，蒙古人则是中立的旁观者。事实上，蒙哥甚至没有出席这次辩论会。
当蒙哥正忙着准备入侵南宋的时候，他的弟弟旭烈兀也调集军队向西进军，进攻穆斯林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辩论的结果现在已不成问题了，按照传统，蒙哥汗把控制蒙古本土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当蒙哥、旭烈兀和忽必烈出外征战时，阿里不哥留在后方。阿里不哥所要做的就是主持辩论，然后宣布胜利者是佛教徒。
阿里不哥是四个兄弟中最传统的。他是草原人，喜爱旷野上生气勃勃的蒙古生活方式。他对神学观点争论不怎么感兴趣，自己的哥哥们在遥远的土地上发动战役时，他却不得不待在家里监督争吵不休的僧侣们，他为此闷闷不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士，而不是一名裁判。当他的哥哥们率军在亚洲大陆驰骋时，辩论却在他的控制下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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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外尼的写作总是很生动，辞藻华丽，而当他叙述自己参加的摧毁波斯北部尼扎里教派的战役时，他的语言顿时更加鲜活起来。他怀着对尼扎里教派难以抑制的强烈仇恨加入了旭烈兀的军队。他描述了战役中引人入胜的细节，介绍了该教派的简单历史，叙述了对这个一度坚不可摧的堡垒令人难以置信的征服过程。尽管尼扎里教派曾与成吉思汗结盟，但术外尼并不掩饰他对该教派的仇恨。
占领阿拉穆特之后，蒙古人按照惯例开始对其中的一切进行彻底的调查。作为一位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术外尼设法得到许可，占有珍贵的图书馆和档案，那里收藏了几个世纪的书籍和记录。他“收到并执行命令，检查他们的库房所存之物，以及图书馆收藏之物，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有价值之物”。这项任务他干得很起劲，“现在我正在审查图书馆，他们曾在此存放图书很多年了，其中充斥着有关他们信仰的说谎论著和错误的教义（其中也夹杂着高贵的《古兰经》和很多好书，正如善恶交织在一起一样），我希望从中发现珍稀资料”。从这些记录中，他急切地“把切合实际又适合放进这段历史中的一切都复制下来……引用已经被确认和验证过的事实”。[553]
无论是研究有关阿拉穆特的尼扎里教派历史，还是研究成吉思汗和伊玛目哈桑三世之间交往的历史，术外尼的记录都是唯一的原始史料。史家有时会篡改历史记录，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信仰，但很少有人有机会完全毁灭证据。作为一个天才的学者，术外尼却有着令人惊讶的道德缺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他毁掉了许多记录。[554]并不是只有野蛮人才烧书，术外尼烧毁了许多文件，理由是它们含有异端和亵渎神明的文字。他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成吉思汗与伊玛目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相当重要的，但他竭力降低这种关系的重要程度。术外尼的破坏行为只增加了这个谜团的神秘性。
术外尼选择与后人分享的只是这些异教徒的邪恶，而他对这个教派的失败感到欣喜异常。他引述了伊玛目与哈里发的秘密谈判，但却没有提到伊玛目与成吉思汗的联盟。[555]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包含有尼扎里教派伊玛目和成吉思汗之间的首次会议记录，而他一定读过这些记录。但他决心竭力降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把它们全都毁灭了。他发现了精彩的记录，挑出了他想要的。“至于剩下的内容，涉及他们的异端邪说，既无圣传为根据，又无理性作支持的书籍，我全部付之一炬”。[556]他几乎是在炫耀自己做了件好事。他把尼扎里教派的覆灭和他们的图书馆的毁灭描绘成上帝的伟大作为。“这样，被他们的邪恶污染了的世界被清理了”。[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