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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内外的战争

盖棺才能定论。可以说，佛陀、耶稣、穆罕默德或政治人物如亚历山大、恺撒以及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最大的成就并不在于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遗产，在于他们启发他们的追随者所做的一切。成吉思汗最持久的影响来自他所制定的法律和他为他庞大而不断扩张的帝国注入的巨大能量。他的帝国在他去世后继续扩张了六十多年，之后又延续了一个世纪。

按照成吉思汗的愿望，他的人民没有用石头或木头建造纪念碑，也没有建造陵墓或庙宇来纪念他们的领袖。他死后，他的大多数百姓继续像在他统治时一样劳作。他的四个寡妇继续在他曾居住的蒙古包里发号施令。为他保留和使用的马儿可以随意吃草，仿佛在等待他的召唤。他的继承人继续以他的名义发布圣旨、签署信函。

按照他的指示，他的每个儿子将成为自己领土上的汗，但窝阔台将成为大汗，也就是众汗之汗。

他的遗孀和女儿都分到了土地、水域和百姓。土地的分配是按照他后代的出生先后顺序，从东向西依次进行的，而大汗继承人的领地处于正中间的位置。拖雷继承了帝国的东部，包括中国北方大部、东北和包括不儿罕山的蒙古东部地区。窝阔台汗继承了西蒙古地区，与拖雷的领地相毗邻。再向西（或者再向右，蒙古人以右为西）是察合台汗国，即现代哈萨克斯坦的中亚地区。术赤在他父亲去世前不久就死了。术赤的死和他的出生一样神秘蹊跷，但显然使得继位计划变得简单了许多。他的继承人继承了帝国最西端的领土，后被称为金帐汗国，现在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1228年，鼠年（据《蒙古秘史》记载）的春天，或1229年，牛年的夏天（据术外尼和后来的汉文记载），蒙古人在一起集会，举行新的大汗窝阔台汗的登基典礼。他选择了达赖汗作为头衔，以便和自己的父亲区别开来。达赖在蒙古语中意思是海，这样，他就和阿提拉一样，将成为世界上四海之内所有土地的皇帝。窝阔台汗做的第一件事是重申他父亲的法律：“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改动、篡改和混淆。”[489]他保留了父亲的将军和重要的军事人员，以及他的土尔扈特守卫，但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父亲的怯薛军团从政治中剥离，指派他们永远担任他父亲的守陵人。

随着新政府成立，人们开始狂饮和宴乐。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大肆庆祝，以至于“天空一片喧闹，大地一片欢腾”。[490]窝阔台汗打开国库大门，慷慨地把财宝赐给他的追随者。术外尼写道，当时“草原上花草已茂盛”，因此“大地露出笑容”，而“他们内心毫无猜忌和欺诈的念头”[491]，但有权势的人似乎很少能摆脱欺诈和嫉妒的念头。尽管漂亮的好话说尽，比喻连连，一场斗争已经开始了。窝阔台汗登基典礼上的醉酒狂欢是即将到来的混乱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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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已经得到了各自的领地，但现在他们都想控制未来，这就造成了问题。他们是否应该派军队去攻击宋朝、高丽、印度、欧洲或伊拉克呢？每个兄弟都一心想拓展属于自己的领土，而不是扩张整个帝国。既然无法达成统一的目标，每个兄弟便指挥自己的军队，各自从不同方向分头出击。他们发动的战役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

蒙古军队四处开辟战场，从高丽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似乎这个帝国很快就会分裂。即使帝国的创始人成吉思汗也没有在相距如此遥远的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把兵力如此稀薄地分散在两个大陆。这些兄弟们都是既顽固傲慢，又鲁莽、冲动、爱冒险，这种性格本来很危险，但有时命运就是青睐傻瓜。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大胆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但蒙古大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对敌人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似乎比在成吉思汗指挥下更加战无不胜。在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蒙古勇士征服了从现代印度的克什米尔到波兰和德国的边界、从西藏高原到维也纳郊区的广袤领土。大部分的征服更像是一系列的大规模突袭，蒙古军队所到之处肆意洗劫，但现在他们太分散，难以把他们占领的庞大土地组织成为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大帝国。

虽然蒙古军队赢得了战斗，但不一定赢得了战争。正像术赤在他生前公开宣称的那样，每个儿子似乎都急于征服和掠夺新领土，而不是管理已经征服的领土。一旦成吉思汗从中亚撤出，他的盟友尼扎里派便试图取代他，获得花剌子模领土的控制权。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与阿萨辛教派的联盟很快宣告终结，起因是尼扎里派暗杀了蒙古指挥官察合台豁儿赤。[492]根据穆斯林的史料记载，暗杀的目标是成吉思汗在西夏战役结束时收养的一个年轻的孤儿。但是，拉施德丁声称，这个男孩是成吉思汗和一个西夏女人所生的儿子。[493]不管哪个说法是对的，只要此人和成吉思汗存在这种亲属关系，就意味着蒙古人不得不与尼扎里派断绝关系。

此后不久，为了进一步密谋反对蒙古人，尼扎里派同巴格达的哈里发联合于1238年派特使去见英格兰和法国国王，试图建立伊玛目、哈里发和教皇之间的联盟，共同对抗蒙古人。[494]这个特使团以失败告终。

随着新征服的领土越来越多，财富滚滚流向蒙古，但帝国的心脏已经开始腐烂。在幕后，兄弟们争吵不休。作为大汗，窝阔台自然是最有权力的，他蚕食了他弟弟拖雷的领土，并下令建造边界墙，以免猎物逃走，尤其是阻挡大群的草原羚羊迁徙到他弟弟的领地。这对兄弟在互相争吵的同时，也逐步侵占了他们的姐妹、叔叔和他们父亲年迈遗孀的领地。与此同时，一代全新的妇女掌握了权力——她们是成吉思汗为儿子们精心挑选的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出外作战时，她们留在后方管理汗廷事务。直到1260年忽必烈崛起的前三十多年内，这些妇女维护了帝国的统一。

这批崛起的女人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是窝阔台汗的妻子——脱列哥那哈敦，她原是乃蛮部的公主，先嫁给了一个篾儿乞部领袖，后来又嫁给了窝阔台汗。她选任大臣、执行法律、划拨资金、听讼断案，管理相当于帝国政府的汗廷。虽然她是一个基督徒，但她资助伊斯兰学校，并慷慨捐钱资助道教经典出版发行。大部分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飞黄腾达的官员在窝阔台汗和他的妻子脱列哥那哈敦统治下继续飞黄腾达。虽然道家受到了汗廷的一些优待，但所有信仰都被允许自由崇拜。

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耶律楚材曾劝他放弃一些旧的蒙古传统，采用汉人的政府模式。他缓慢而坚定地推行自己的理念，正如他说的，“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495]窝阔台对儒家文化表现出比他父亲更积极的态度，在他的统治下，耶律楚材更加公开地推广中国思想，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233年，窝阔台汗授予儒士与道教徒及佛教徒同样的税务豁免权。他还在他的蒙古首都哈喇和林建造了第一座孔庙。

耶律楚材招募有才能的儒士为官，管理帝国，并帮助他把权力从蒙古幕僚手中转移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怯薛失去了断案的权力，他们的级别也不再高于军队统帅和政府大臣。高丽人最终被招募来取代窝阔台汗的一些蒙古卫士。为了保持大臣之间的权力平衡，成吉思汗曾聘用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来充任职位，同样，在1229年，窝阔台汗招募耶律楚材的宿敌李志常，并任命他为国师。李志常曾作为一个年轻的道家弟子在阿富汗见过成吉思汗。[496]

尽管蒙古皇室家族中纷争不断，但李志常和耶律楚材对蒙古统治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得汉人和周边受传统汉文化影响的民族比较容易接受蒙古人的统治。耶律楚材率领的汉人集团在汗廷仍不断与中亚穆斯林和基督徒发生冲突，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种族和文化上的摩擦而不是宗教冲突。他坚持将更多汉人政权的文牍做法引入汗廷，并在文件中使用一些儒家词语，使其对汉人来说不那么陌生，有助于改善蒙古人在汉人中的形象。总之，耶律楚材对蒙古帝国产生的影响远超过那些宗教领袖们，虽然他们曾见过大汗并设法引导他，但就其影响来说，则相形见绌。即使诋毁耶律楚材的人也认识到他的重要性，用其中一个人的话说，耶律楚材的话语“盟犹在耳，皎如星日”。[497]

窝阔台汗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中，致力于征服金朝的战争，但他似乎也在不断与他的弟弟拖雷争夺。拖雷似乎很享受作为摄政王的短暂时光，希望在窝阔台汗之后成为乾纲独断的统治者。

窝阔台汗并非没有认识到拖雷和他的四个强大而睿智的儿子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的威胁。拖雷的儿子在他们的母亲唆鲁忽帖尼别吉领导下团结一致，而窝阔台汗却和他的儿子们不断争吵，他的儿子们之间也不断争吵。[498]他的儿子贵由和所有人都合不来，经常与人吵架，根据《蒙古秘史》的说法，窝阔台汗说他是一只臭鸡蛋，希望他像一只臭蛋那样腐朽（独卵其朽乎）。窝阔台汗曾希望自己最喜欢的孙子失烈门继承帝国，但他并不具有他祖父所期望的本事。

1232年，在终于击败金朝的前夜，拖雷突然死了。有人说，他像往常一样只是喝醉了，在昏迷中死去了。但《蒙古秘史》却提供了冗长和奇怪的说法，说开始时窝阔台汗病倒了，不能说话。宫廷萨满的诊断结果是，因为汉地水土之神主作祟。[499]萨满为其神主献上金、银、牲畜、粮食、奴仆等任何他们想要之物，只求他们释放大汗，但病情只是一味地加重。最后，他们通过“检查受害者的内脏”占卜出，只有献上他的家人作为牺牲，这些神灵才会放弃让窝阔台汗瘫痪的诅咒。据说窝阔台汗突然醒了，要水喝，问自己这是怎么了。当巫师告诉他，神灵释放了他，代价是必须牺牲他的一位家人时，窝阔台汗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他弟弟拖雷身上。

巫师为拖雷准备了一杯“诅水”，他顺从地喝下并死去。《蒙古秘史》还记载了一段据说是拖雷死前的讲话，这段发言像诗一般美丽，声称他想要为哥哥献出生命。在这个情节中，受害者大概是自愿求死，而这一段插曲和札木合死时的事件类似，当成吉思汗给他自由时，他却选择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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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忠诚地伴随着他的士兵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234年，在近五十岁的时候，窝阔台汗退出了战斗。他离开战场，回到了蒙古故乡。他的健康状况因为酗酒而不断恶化，他回到了草原，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此期间他似乎饱受他弟弟鬼魂的搅扰。他可能中风，或被其他严重疾病所折磨，因此他的妻子脱列哥那掌管汗廷，正如在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遂哈敦所做的那样。攻陷金朝之后，脱列哥那以她患病丈夫的名义发动了新的征服战争，试图征服南宋、高丽、钦察和西藏。当窝阔台汗的儿子和将军们出去作战时，脱列哥那和她的大臣们管理帝国，以她自己的名义和权威颁布法令。

在脱列哥那统治时期，蒙古帝国建立了第一个首都——哈喇和林，西方比较熟悉的是其突厥语名称——喀喇昆仑（Karakorum）。它坐落在流经杭爱山的鄂尔浑河畔，早期的突厥部落曾在此建都，但是现在此地成为庞大的世界帝国的首都了。城内居住着来自花剌子模和波斯的金匠、来自中土的文书和陶匠、来自俄罗斯的士兵、来自高丽的职员和造纸匠，昔日的皇室女主人如今成了女佣，曾经住在豪华宫殿的人如今成了拾粪人。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位来自巴黎的金匠。各种宗教的占星师、僧侣和祭司都蜂拥来到蒙古汗廷。这里有基督教教堂、穆斯林清真寺和佛寺、道观，除此之外，访客还可以看到孔庙和儒学学院。

窝阔台汗在1241年驾崩后，脱列哥那成为监国，并在其后的五年间统治着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虽然今天在蒙古之外很少有人记得她，但没有任何男人或女人曾统治过如此广大的领土、如此庞大的人口。直到16世纪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统治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和她所统治的帝国相比肩；直到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兼并印度和缅甸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统治过如此广大的地域、如此众多的臣民。

脱列哥那的“塔穆嘎”（tamgha），即烙上她的牲畜身上的印章，是一支风格独特的弓箭，这个印章成了她的官印，取代了她丈夫的S形官印。她的弓被刻在钱币上，以不同语言发行，醒目地宣示她的权威。在帝国内部最常用的语言突厥语的硬币上刻有UlughMughulUlusBeg，即“大蒙古国统治者”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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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汗死后，耶律楚材逐渐失去了青睐。虽然他年仅五十四岁，但已经成为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活化石了。尽管他依然受到尊重，但他的意见不再被重视了，他在宫廷生活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保证能搜刮更多税赋和奢侈品的幕僚。这些人并没有跟随成吉思汗参加漫长的征服战争，在夺取胜利的征途上无尺寸之功，但现在却来摇着尾巴，急切地想盘剥他的臣民。耶律楚材于1244年死于哈喇和林，据报是因成吉思汗继承者的施政方向而心碎，伤心而死。

耶律楚材死后不久，兀良合部的速不台也退休了。他是老札儿赤兀歹的侄子，也是尚存于世的成吉思汗核心幕僚圈子中最受尊重的一位。他是在不儿罕山铁木真青年时代就认识成吉思汗的最后一个人，他在他的朋友去世后继续征战长达二十年之久。速不台从中国一路打到匈牙利，征服的城市比任何其他蒙古将领都多。在晚年，年轻的皇室成员不太情愿地授予他尊荣，除此以外就再也不理他了。他对蒙古政治很是反感，于是也像耶律楚材一样退出了。勃朗嘉宾修士报告说曾在1247年看到过他，据说当时他的体重增加很多，但也有人说他回到了匈牙利，1241年他曾在那里取得过一场大胜利。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兀良哈台，以纪念他们部落的起源，如今兀良哈台已经成长为一位成功的将军，在东欧作战。[500]有人说，这位老武士想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多瑙河畔终老，但这个传奇故事只是基于传闻。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有人故意编造的，目的在于掩盖速不台对他亲手协助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失望。1248年速不台去世了，那个帝国的老卫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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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流逝，即使是最结实的绳子也会松开，维系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金索也不例外。表面上一切如常，一如既往，但黄金家族内部的政治倾轧在加剧。1246年，脱列哥那已经巩固了帝国，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接下来她打算把大权交给她那位不受欢迎也很无能的儿子贵由手中。贵由登基的那个夏天冷极了，下了雪暴和致命的冰雹，哈喇和林周围地区发起了洪水。因为凛冽的寒风，甚至可能是一场龙卷风，造成了很大破坏，大汗登基仪式不得不推迟到八月底。

蒙古汗廷允许而且鼓励外国人参加这次登基大典，这是史无前例的。根据不同的史料，多达两千位外国官员及其两千名仆从出席了大典。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蒙古人的诸侯了，其他人则试图讨好这个新的世界强权。虽然汗廷不允许外国人参与选举或见证实际的登基典礼，但允许他们在贵由登基之后进贡，并表示效忠。1246年的哈喇和林大会是第一次各国元首和大臣参加的国际峰会。拉施德丁写道：“埃米尔、宗王、使节和代表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来到他的斡耳朵。”[501]“从未有人见过，类似者不见诸史册的集团。”他们来自远方的新德里苏丹的宫廷、罗马教廷、土耳其苏丹塞尔柱的宫廷以及巴格达哈里发的宫廷。格鲁吉亚两位王位竞争对手（都叫大卫）前来致敬，并恳求任命自己为新的格鲁吉亚国王。亚美尼亚国王的兄弟来了，俄罗斯大公和他的儿子大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子也来了。两千顶帐篷搭建起来接待众多客人。

人们担心，登基大典时的恶劣天气预示着暴风雨般的统治，实际上也是如此。贵由没有接待一些来访的使节，直截了当地断绝了与尼扎里阿萨辛教派伊玛目的所有联系。术外尼写道：“至于阿拉木特的使者，他不屑一顾地把他们打发走，对他们携来的信函的回答，采用了相应严厉的措辞。”[502]贵由太忙了，此时还顾不上处理尼扎里教派，但他们先前的背叛行为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我们很幸运，有个特殊的目击者亲历过贵由汗的选举和登基仪式。没有人料到，甚至根本没有人注意到，1246年7月22日，在混乱的选举期间，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派出的首位特使不顾军队的威胁，与前所未有的大群外国人一道抵达鄂尔浑河流域。英诺森已命令方济各会的两位特使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东方。他们的任务是与蒙古人取得联系，和他们谈判，带回急需的有关他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的信息。教皇派出了葡萄牙人劳伦斯，但此人似乎去了小亚细亚，然后就杳无音讯了。教皇还派出乔凡尼的勃朗嘉宾修士，他早年曾是亚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的弟子之一，当时已六十五岁了。身体肥胖的修士于1245年复活节当天从法国里昂出发，陪同他的是波希米亚的斯蒂芬。他们完成了从欧洲到蒙古的首次使命。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勃朗嘉宾发现蒙古政治和礼节相当令人困惑。他显然试图把教皇的信交给贵由，但却被礼貌地带到脱列哥那的宫廷，因为她仍在统治着帝国。勃朗嘉宾惊讶地写道：“脱列哥那哈敦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可容纳两千多人，在她宫帐前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和求助者。”勃朗嘉宾在她的宫廷里待了四个星期，坚称周围有约四千人熙来攘往。由于语言障碍，他并不确切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认为蒙古人正在举行选举。[503]

蒙古汗廷里欧洲人的人数之多超乎勃朗嘉宾的预料。蒙古人刚刚结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战役，因此蒙古汗廷充斥着“懂得拉丁语和法语的罗塞尼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国人）、匈牙利人、罗塞尼亚教士和与鞑靼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其中一部分人三十年来一直和鞑靼人一起征战或从事他业，他们熟悉鞑靼这一民族的全部历史，因为他们懂得鞑靼语，某些人与他们一起连续生活了二十年，另一些人也达十年之久，时间长短不一”。[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