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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儒士与麒麟
蒙古游牧人很少沿着与来时相同的路线返回。成吉思汗是从东北进入阿富汗的，因此他打算走另一条路线回到蒙古，先往南走，渡过印度河，转往东部，翻越或者绕过喜马拉雅山，跨越孟加拉和阿萨姆，然后向北转入中国。如果他走这条路线，便可以一路上继续扩大他的帝国，最后回到西夏王国，在那里他可以对西夏人施以报复，因为他们曾向他投降，然后背弃诺言，并拒绝派兵参加征服花剌子模汗国的战争。
但成吉思汗并没有选择走这条冒险的路线，而是按照来时的路回到蒙古。他作出这一决定可能出于实际的考虑。对他的将士和战马来说，印度实在太热了。湿热的气候削弱了他们的弓的力量，而他的战士经过五年的战斗，都精疲力竭了，他们很想回到故乡。穿过或绕过喜马拉雅山的道路非常漫长，极为艰难，从未听说任何一支军队曾完成过这样的壮举，因此可能仅仅是地理原因才促使他作出了较适当的选择。
但波斯史料的记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史料里说是由于在阿富汗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才促使他改变了计划。据说正当蒙古军队准备撤离时，成吉思汗的精英保镖在薄雾中看见了一个神秘的影像。据他们说，那个幽灵似的东西似乎是一种绿色的动物，有鹿的身体、马的尾巴，前额长着一只角。
《蒙古秘史》经常提到天地的力量，但它从未提到过麒麟的故事或天上类似的标志。但在中国和欧洲的神话中，独角神兽则频繁出现。[432]有故事说，亚历山大大帝曾在同一地区遇到过一只独角兽，还有一个传说，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是由于受到诅咒，因为他在亚洲狩猎时曾杀死过一头神圣的麒麟。[433]马可·波罗后来曾报道，亚历山大的种马比塞弗勒斯曾与本地母马**，生出一种独特类型的马，额头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10]
根据那个蒙古人看见麒麟的故事，成吉思汗的士兵并没有犯亚历山大那样的错误。他们并不想把神秘的野兽当成猎物加以伤害。对蒙古人来说，任何动物，尤其是一只狼，出现在一个人面前，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荣誉和一种祝福，而不是一个威胁。不论是什么动物，蒙古人都会让它安然无恙地过去，然后为它祈祷，后来还会献祭，感谢它出现在自己面前。
虽然穆斯林历史学家也重复了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耶律楚材创作的，因为这个故事和中国文献记载的孔子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任何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孔子于公元前551年诞生，在他出生前夕，出现了一只麒麟，据记载，那是只有一只角的鹿，携带玉璋，上书“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五，徵在贤明”。[434]麒麟的出现标志着旧王朝的灭亡，也预示着一切都将重归于好。[435]另一只麒麟出现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前不久。不论耶律楚材是否杜撰了麒麟的故事，但正是他详细解释了遇到麒麟意味着什么。他声称，麒麟出现表明了成吉思汗得到了上天的独特祝福。这一事件发生在漫长的中亚战役即将结束之际，象征着上天对这位年迈的蒙古皇帝一生及其成就的最终认可。他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也已经用尽了上天赋予他的伟大命运。但在17世纪，蒙古一位匿名的佛教僧侣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麒麟的出现是对成吉思汗的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件幸事。他在《黄册》里改写了这一事件，声称麒麟是上天派来保护圣地——菩萨的家乡西藏和印度的，为了让它们免遭成吉思汗的入侵。[436]
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横扫中亚的，并在阿富汗达到他们征服战争的顶峰。虽然相隔一千五百年，但他们的故事经常交织在一起。《亚历山大传奇》是根据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资料写成的寓言，也是最早被译成蒙古语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它叙述了亚历山大寻找长生不老水的神话。在亚历山大传奇的旅程中，他遍历漫长的生命之桥，爬上高山，穿越大地，探索海床，孜孜不倦追求长寿。亚历山大讲述了自己的旅程，并告诉人们：“在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中，我追逐着黑暗。”[437]即使到那时他已经“一千岁了”，他还想活到三千岁。如今，在他生命的尽头，亚历山大说：“没有谁我不曾见过。”[438]他终于得到了神奇的长生不老水，恰在此时他开始反思，如果他一直活到永远，他的生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意识到，也许与其说他热爱生命，不如说他爱那些和他共同经历生命的人们。没有他们，生活就不会欢乐。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寻找到这个难以捉摸的长生不老药之后，他却把它倒在松柏树上，于是这种树就变成了常青树。把生命给松柏树就是给了他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的不朽生命。他说，在那一刻，世上没有哪个国王比他更快乐了。[439]在这部史诗的蒙古语版本中，他说：“我已经成为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汗曾像我这样享受过生命。”[440]故事以一个简单的想法而终结：“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老人们啊，你们当高兴。当一个人死了，生命走到尽头，一切都是虚空!当一个人死了，生命结束了，一切都是虚空!让我们欢喜快乐吧!让我们幸福快乐吧!”[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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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总是能从积极方面解释异常现象，例如夏天下雪以及撞见独角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能力，他作为蒙古帝国幕僚和宣传者的作用才越来越大。了解他的人说他敬业，不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并使用他已经学到的知识改善蒙古帝国的政府管理。一位同事写道：“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简傲，及一被接纳，则和气温温，令人不能忘。”[442]
这位诗人是把中华古典思想和实践引进蒙古汗廷的桥梁和纽带。虽然他对佛教保持着尊敬，也赞赏道教的效用，但他特别重视儒家哲学和传统的中国方式。他交游广泛，几经转变，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一个贵族。当他第一次见到成吉思汗时，还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着占卜的特殊天赋，渴望冒险和加官进爵。耶律楚材于1219年第一次进入蒙古，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了转变。在一首诗中，他描写了自己在初抵克鲁伦河时对中华文化的反思。
河水春尽水无声，
靠岸钓鱼羡击冰。
乍远南州如梦蝶，
暂游北海若飞鹏。
梦蝶暗示了中国哲学中的一句名言：庄周梦蝶。道教学者庄子写道，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不知道到底是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它是一个人。耶律楚材现在也迷惑了，他到底是假装蒙古人的汉化的契丹人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在这首诗结束时，他说自己难以前行。“试暂停鞭望西北，迎风羸马不堪乘”。[443]
耶律楚材初出道时还是一位有些天真的年轻人，但当他三十几岁离开花剌子模汗国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大臣和深谙宫廷阴谋的天才。然而他仍表现出怀旧的渴望，那正是他曾接受的经典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从撒马尔罕出发踏上回家的漫长旅途后不久，他写了一首关于这座城市的诗，反映了在他最初在克鲁伦河畔写下那首冰和蝶的诗之后的短短四年里，他发生了多少改变。
黄橙调蜜煎，
白饼糁糖霜。
一从西到此，
更不忆吾乡。[444]
这位古典学者内心深处很想家，但他不只是渴望舒适的家，而是渴望他青年时代精神上的纯洁无瑕。几年后，他更忧郁地写道，不管他如何“强而坚”，他仍因远离家乡“忍不住感到悲伤和沮丧”。[445]他已经变了一个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急于重温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导师孔子、佛陀和老子的核心教训。他认为这些原始教义已由于摩尼教的流行和道教圣贤虚浮的名气而被败坏了。他写道：“但以去圣逾远，魔伪逼真；紫实乱朱，玟常混玉。自非上智，畴克考明。所以鼠璞滥名，周人一其贵贱；鸡凤殊状，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流，拒为异端之说；巧言邪道，引为同己之谈。”[446]在这些堕落的教派中，他明确拒绝摩尼教，但他并没有公开声明，因为成吉思汗仍然活着。他只是巧妙地称摩尼教徒和相关教派为“香社”或“白袍社”。[447]
耶律楚材认为，人们只须研究某种宗教的原典，而不是训诂和解释，但他承认，即使是对受过最好教育的学者来说，这也可能是巨大的挑战。“夫古人之文章愈深，则人愈难知耳”。[448]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相通之处，虽然成吉思汗试图把所有国家都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下，但耶律楚材寻求把帝国的各种宗教统一成一个单一的集合声音。虽然成吉思汗试图保护他帝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耶律楚材认为，只有通过统一不同信仰，人类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能在一个和谐帝国内和平共处。
尽管他支持所有三个已确立的中国信仰：佛教、儒教和道教，但对它们并非一视同仁。他认为佛教教义最坚实、最明晰，能提供高度个人化的道德指导，指明通往教化之路，给人心灵的平安。但是，耶律楚材认为，要引导社会、管理国家，孔子的建议是最好的。道教的价值在他心中好像不甚清楚，但他似乎认为这种宗教能给普通百姓以适当的指导。
接受传统教育的儒家学者面对成吉思汗的蒙古统治时感到精神错乱，很不舒服。儒家思想认为任何外国领袖都不能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更不用说从草原来的夷狄了。在成吉思汗生前，中国一直有两个皇室：北方的金朝和南方的宋朝，各有自己的皇帝。儒家学者教导人们，中国皇室有责任和义务去不断征服夷狄。中土以前曾被异族统治过，但在蒙古人到来之前，所有异族统治者都承认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他们竭力赋予儒士提供文化和精神指导的特殊地位。儒家从来没有在比中国更大的帝国中发挥过作用，当然更没有在以中国为附庸国的帝国中发挥过作用。对成吉思汗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他庞大帝国中的一个地区而已，而他的帝国幅员辽阔，其中有些地方儒士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学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以往难以想象的情况，所以他们多半罔顾现实，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没有一个地方是留给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因此成吉思汗也没有在他不断扩张的帝国管理中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这并不令人感到非常惊讶。[449]耶律楚材有双重困难的任务：一方面要设法使儒家思想和汉文化合乎成吉思汗的口味，同时也要使中国的新君主成吉思汗至少能够被儒士所忍受。
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非耶律楚材莫属。他的祖上曾是草原游牧民族，虽然他们已经适应了汉语言和文化，但他仍与自己的祖先保持着强烈的精神联系，他也是最后一个能用他祖先的契丹语言读写的人。他坚定地认为，成吉思汗获得了统治中国和世界的天命。在与宋朝皇帝特使会晤时，他说得很清楚：“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450]在他看来，中国统一的步伐还不够快。这种追求成为他的一项指导原则，因此使他成了中国学者中一位颇受欢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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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成吉思汗有自己的怯薛军团护卫一样，耶律楚材也有一队聪明机敏的卫兵保卫，大约二十位极为聪明的人担任他的光明会成员。[451]他们大多数来自草原，或他们的祖先曾来自草原。所有人都能读写回鹘文字、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其中一位幕僚是镇海，一位来自突厥语族的基督徒，能讲汉语和其他部落的语言。这些人与穆斯林和汉人都不同，穆斯林的特长主要在财政、税务方面，而汉人则擅长技术服务和医药，有时也可充任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而这些人的种族或宗教则较难确定。他们的文化取向倾向于中国，但是他们保持着精致的世界主义精神，以一种高度折中的方式，根据他们个人的风格，把许多文化的思想结合起来。
成吉思汗认同耶律楚材提出的一些儒家教导，如忠于职守、生活中言行一致等。他认为，背弃责任、怯懦、说谎和懒惰是所有罪孽中最可耻的，他赞扬那些把个人荣誉置于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之上的人。他知道他决不能依赖那些热爱财富过于荣誉的人。术外尼写道：“这些人卑鄙、怯懦，他们都是个人本性的奴隶。成吉思汗鄙视他们，毫无怜悯地毁灭他们。”[452]他教导他的儿子们，不要羡慕历史上那些只知道存储黄金白银的君王，并解释说：“他们愚昧无知，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些财宝和尘土一样。”这样的财宝不能带来任何“好处”，也不能“避祸”。他说：“对我们来说，为了我们的好名声，我们应把我们的财富藏在人们的心坎内，并不得为明天留下任何东西。”[453]
然而，尽管他对这些基本的儒家美德有好感，但并不像他的谋士那样对儒学抱有很高的兴趣，反而规避儒学的某些最基本的教义。这种拒绝可能是出于感性，而非理性。儒家学者强烈反对一些蒙古人的习俗，如一个人死后，他最近的男性亲属应娶他的遗孀为妻。在蒙古人眼中，拒绝这样做似乎是残忍和自私的，但儒家谴责这种**婚姻，尤其不能容忍儿子娶继母的行为。成吉思汗认为，这是心胸狭隘的观点，他觉得这种观点违反了有关怜悯和责任的最基本的法律，因为一个寡妇如果不被收继，就可能没人养活她。他自己母亲被遗弃的痛苦经历肯定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