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山野来的人（第1页）
第十二章山野来的人
成吉思汗开始感觉到了蒙古人称之为“那桑达拉大卡司”（Nasanddaraydax）的事实，即年龄终将战胜身体。
虽然他击败了花剌子模军队拒不投降的最后一位领袖，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他的军队只战败过一次，但这场失败让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孙子。1221年标志着他人生的转折点，远离家乡的他已经累了。他的长子术赤不听他召唤，待在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他的其他几个儿子继续在互相争吵，好像他们的父亲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接管了帝国一样。
他亲眼看到了世界，亲自体验过最好的和最坏的文明，亲身体验过人性的善与恶，他已经攀上权力的巅峰，又沉到绝望的情感深谷，他现在正踏上新的个人精神之旅，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役。他没有转向内心进行哲学思考，或寻求巫术仪式来求得内心的和谐与平静。相反，他的新追求促使他走出自我，超越自己，寻找当时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最著名的精神导师和最聪明的头脑。他非常熟悉自己的精神特点和个人习惯，但他要着手研究其他更正式的有组织的宗教，去寻找某种他不曾拥有的能缓解痛苦的知识和奥秘。他正在进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探索，他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寻找什么，但他希望找到以后能认识它。
蒙古人喜欢在冬天作战。冬天天寒，战士们和马匹不太容易疲倦，且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在夏天，酷热会使人马脱水，弓变得疲软，箭就失去杀伤力。在漫长的夏日里，马儿不停地吃草以储存冬季战役所需的能量。男子在白天享受摔跤，狂饮马奶酒，在夜间唱歌。在夏末的夜晚，当炎热的一天过后，成吉思汗有机会坐下来以一种更悠闲自得的方式进行交流。在蒙古人的营地，夏天是玩游戏和谈论哲学的季节。
1222年春季，一个道教学者代表团抵达他位于现代喀布尔附近的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的营地。几个星期前，巴尔赫刚刚遭到毁灭，成吉思汗两年前召见的中国圣人和他的门徒曾经经过那座城市的废墟。丘处机的一个门徒语焉不详地写道：“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393]当杏花和桃花盛开的时候，这位道士到达蒙古人称之为雪山南麓的蒙古营地。
在经过阿富汗的激战和痛苦之后，花季的景观有助于疗伤止痛。耶律楚材仍然一如既往忠诚地为成吉思汗效力，他写道：“千岩竞秀清人思，万壑争流壮我观。”山上的景色激发创造力，他的思想与此融为一体，“一度思山一度看”。[394]
道教已经从有关精神和自然力量的民间信仰中脱颖而出，但经过几个世纪，它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哲学，有着得道高人以及精细完备的仪式，也有相互竞争的不同教派，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大师。道教是中国老百姓的本土宗教，而儒教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这两种宗教都源于中国，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则是从外国传入的。道教在哲学方面不像儒教那样复杂，没有儒教那样众人皆知，也不像佛教那样玄奥，但蒙古人发现道教崇尚自然、崇拜本地诸灵的信仰似曾相识，而且道教的许多教义与蒙古的传统信仰一致。
成吉思汗早期的汉人盟友中就有一些人是道士。早在12世纪90年代，契丹王室家族的成员已经逃离中国北方加入他的阵营，他们带来了中国的文学和精神文化的优秀知识，其中就包括对道教的热切欣赏。在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关系跌宕起伏的危险时刻，他们一直忠实于他。[395]早年与道士的交往使得成吉思汗激赏他们的忠诚，并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因为他们能帮助他赢得中国百姓的支持。
为此，在1219年入侵中亚之前，他召见了当时最著名的圣人、备受尊崇的老道长丘处机领导下的道士。他的子弟称丘处机为山野之人。[7]在蒙古人入侵中土前不久，丘处机承担了全真教派的领导责任。全真教，顾名思义，即完全真实或完美的教派，是相互竞争激烈的道教派系之一。在中国社会暴力盛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逐渐以乡间诗人和山野哲人的身份而出名，他远离皇宫的政治内斗和城乡的动**，以怀旧的语气歌颂淳朴的乡村生活。他的忠实信徒声称他知道长生不老的秘密。
成吉思汗承认他需要良法，也因为这位老圣人“体真履规”，是一个按照“古代君子之肃风”生活的圣人，因此他召丘处机离开家乡，前来提供咨询服务。他写信给丘处机说：“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庶，亦岂违众生小愿哉!”[396]
丘处机天生不爱旅行。他最初对这次旅行的主要抱怨是他发现旅伴中还有一批年轻的汉人慰安妇，这些女人被征召去提振在阿富汗和伊朗前线作战的蒙古军队的士气。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哲人，他担心与这些女人同行会让人说闲话，也可能使他的门徒受到**。他写信给大汗，认为最好“不去看激发欲望之物”。蒙古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另外安排一个车队护送他。[397]
作为中国著名的圣人，丘处机曾见过前金朝皇帝，而最近在北方新登基的金朝皇帝和南方的宋朝皇帝都已传召并邀请他前往他们的宫廷，但他都拒绝了。他认识到蒙古帝国是一个新霸权，将可能取代这两个朝廷，并统一全中国，因此明智地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当时他没想到，直到三年之后他才能从移动的蒙古总部（他恭敬地称之为“龙庭”）回到家乡。他年事已高，他从这趟长途旅行中很难获得任何个人好处，但他希望大汗能够保证善待他的教派和门徒。
这位圣人的弟子撰写了这次旅程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思维习惯已经定型的老人很难接受他所看到的新鲜事物。无论丘处机遇到的是什么，都只是强化了他早年已经得出的结论，或者和他长期持有的偏见相吻合。他不断发出抱怨，从沙漠中昂贵的小麦价格到崎岖不平的道路，他觉得眼前的一切一无是处。丘处机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在中国北方的冒险行动，而且在他这样的年龄，他对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事物都感到不自在。他对当地气候和景物的观察是一个怠倦的老人做出的平淡无趣的观察，他的评论多出于无聊乏味，而不是出于对周遭的地方、文化、人物或历史的兴趣：山很高，沙漠尘土飞扬，太阳太热，河流太湿，雪太冷，而沼泽里满布邪灵。
这位圣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居然成功地找到了可厌之处。当他翻过一座山，看见一个像彩虹一样的大湖，他却说：“令人凛凛生恐惶。”他在白天赋诗，然后交给他的弟子在晚上欣赏。他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得意，因此无论多么琐碎的小事都要记录下来。在前往觐见成吉思汗途中，他在一个湖上把三只雏鹅放生后赋诗一首：
养尔存心欲荐庖，
逢吾善念不为肴。
扁舟送在鲸波里，
会待三秋长六稍。
唯一让这位老圣人感到慰藉的似乎是一路上供应的新鲜水果、酒和柔软的纯棉面料。一天晚上，酒足饭饱之后，一些当地男孩击剑舞蹈，并表演长杆上的平衡技巧，这些娱乐活动让他很高兴。除了大量的抱怨和虚浮的散文外，我们只知道人们怀着兴奋的敬畏之情接待他，被这位大师的虔诚和哲学深深打动，在他离开的时候泪如雨下。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或宗教生活，不过他却很高兴地注意到，外国人见到他的水桶的精巧和优良时有多么惊讶，至于为何如此，没人能解释清楚。[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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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终于到达蒙古营地的时候，成吉思汗刚刚遭受过人生的痛苦，他最喜爱的孙子死了，他的继承人不断争吵。他对人性和他自己必死的命运日益感到绝望，他希望能找到一些终极的真理或根本性的原则来指导他和他的帝国。像以前的回鹘和突厥领袖一样，他顽固地坚持法律原则、公正权力的理想，而这个原则恰好也是道教教义的核心观念。虽然蒙古人一般把公正权力同国家和可汗联系在一起，但是道家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精神追求。早期道教学者把中文的“道”翻译成蒙古术语“脱勒”一词。[399]他们对道的追求类似于成吉思汗对正确的法律道德原则的追求。
很难想象蒙古营地究竟给这些中原访客留下了什么印象。出于礼貌，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没有记录任何负面看法，但其他一些作者记下了初进蒙古营地的观感，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用一种既敬畏又蔑视的复杂态度描写蒙古军营的生活：“只要有机会，他们便贪得无厌地又吃又喝，但当不可能暴食暴饮时，他们便只满足于温饱而已。他们吃各种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并特别珍视马肉。他们会把马肉切成块加以烹调，或者不加盐烧烤，然后他们会把肉切成小块，蘸盐水吃。有些人像骆驼一样跪着吃，有些人坐着吃。”亚美尼亚习惯于皇室成员间泾渭分明的等级差别，因而对蒙古人的平等方式感到惊讶。“吃饭的时候，主人和仆人共享同样的饭食”，当喝发酵马奶酒时，“其中一人先拿一只大碗，然后从中取一小杯酒，把酒洒向天空，然后再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洒酒。洒酒者自己喝一些，然后再让贵胄喝”。[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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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成吉思汗与这位道教圣人之间哲学讨论的记录比他的任何其他宗教对话记录都要详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分别由两个主要的参与者写成，他们两人都是大约三十岁，都受过很好的中国文史哲教育。丘处机的观点由李志常记录下来，后者是在漫长旅程中陪伴丘处机的十八位弟子之一。[8]作为老大师的记录者，李志常出席了与成吉思汗的会见，仔细地听了并记录下了他被翻译成汉语的话。
七年后，即1228年，在成吉思汗和丘处机死后不久，李志常发表了他的《西游记》（请不要与更著名的同名中国小说、关于孙悟空的《西游记》相混淆）。[401]但不久之后，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却对这位学者的访问作了截然相反的记录和说明。耶律楚材写了一本有关他在中亚服务蒙古人的回忆录，旨在纠正他所声称的这位道家圣人和他弟子的谎言。[402]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李志常的记录是成吉思汗与这位圣人之间讨论的唯一记录，因为耶律楚材的记述从中国的图书馆和档案中消失了，以至于学者开始怀疑，这个记录从不存在。后来在1926年，一位细心的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教授在日本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了一本。
众多宗教学者涌向蒙古汗廷，其中也有大量间谍。有一批佛教僧侣从日本抵达，借口寻求来自中国的宗教稿本，供日本繁荣兴旺的佛教界教育之用。然而，他们却竭尽全力搜集任何有关蒙古汗廷的信息。由于耶律楚材的书既涉及宗教，也谈到了政治，正合乎他们的需要，因此充当间谍的僧侣就带了一本回到日本，这本书在那里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保护。而在中国，由于宗教和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加上疏于保护等原因，这本书有限的版本逐渐被毁，不传于世。这部书手稿的意外发现，提供了成吉思汗谈话的新的第一手资料，学者可以借此从不同角度比较道教和蒙古人的观点。
耶律楚材是一位具有贵族气质、仪容高雅、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中国北方被推翻的辽朝皇族的后裔，他以自己的祖先为骄傲。他接受过古典的中国教育，深谙儒家思想，并对失去的往昔充满怀旧的渴望。他相信，历史前进的道路总是回到从前的社会和精神的和谐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成吉思汗攻陷他所居住的金朝首都后不久，他便加入了蒙古阵营，他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他的契丹祖先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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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曾热情地支持成吉思汗把这位道教圣人召到蒙古汗廷的决定，但他很快便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了。当他见到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老人时，他发现丘处机让人感到厌恶。“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虽见瑕疵，以彼我之教异……故心非而窃笑之。”但他当时并没有提出这种批评。“若攻之则成是非。”[403]他解释说，并为自己辩护。他认为丘处机不只是宗教的离经叛道者，而且是一个贪婪之人、一位伪装成圣人的物欲横流的伪君子。总之，丘处机是个骗子。
蒙古人对道教代表团十分恭敬，至于他们的反应，耶律楚材的记载和道教的记载有显著差异。成吉思汗没有直接驳斥这位德高望重的智者，而是轻轻地逗弄他，并漫不经心地和他开玩笑，以至于这位圣人产生了误解，而他的门徒对此只字不提。[404]他召见这位圣人，是为了使他的帝国“享祚长久”，[9]并寻求这位圣人的智慧来建立一个有效率和有道德的政府，但这位圣人很快承认，“战事与理政，非吾所能也”。[405]
成吉思汗关心不朽的问题，但正如他在许多场合表明的那样，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帝国的不朽和他的家世的生存，而不是他必死的身体。另一篇蒙古纪事把这位中土圣人的访问直接与统治“众多风俗习惯不同的百姓”的需要联系起来。他希望学到“掌控政府并护持生灵之法”。[406]他懂得指导游牧生活的规则，也明白武士之道，但是他需要寻求帮助来治理他的帝国中的农业和城市地区。
丘处机和他的教派不懂管理公共事务的实际原则，主要推销通过法术获得长寿之法。这位圣人设法通过身体内部的化学变化延长寿命，用道士炮制的长生不老药代替被禁止的食物，并通过秘密的技术来保护男性体内的**（妇女似乎不需要也不值得不朽）。道教炼金术士不像医生那样用植物和动物制作药剂，而是用坚硬的不会腐烂的物质制作他们的长生不老药，包括朱砂（红汞）、玉石、珍珠、黄金叶以及其他似乎能存到永远的宝石。如果黄金的灵魂可以使它永远存在而不变色，照此逻辑，吃它的人也可能活得更长久。
为了促进他们这个“制药行业”的发展，道教的医师和圣人散布故事，说道士的灵丹妙药包治百病，让人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年龄。据说有些人，比如丘处机，能够永生不死。丘处机的信徒断言他已经三百多岁了，仍然活蹦乱跳。于是几乎全中国的有钱人都来找他的门徒帮助延长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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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礼节和仪式的大多数皇宫不同，进入成吉思汗的内宫和踏进蒙古牧民的帐篷非常相像。道士们并没有叩头，或跪在他面前，他们只是“倾斜身体，合掌走进他的帐篷”。[407]道士们感到稀奇，这次与伟大的世界征服者的会面更像是聊天。李志常说：“他们的蒙古主人甚至提供大碗的马奶酒让他们放松。当圣人抱怨说他不吃肉也不喝马奶时，大汗便招待他猛吃瓜果蔬菜，猛喝葡萄酒。”
蒙古汗廷轻松的不拘一格的气氛使得成吉思汗的客人放松，让他能够对他们的个人品格作出快速而明确的评价。道士们准备好了发言稿，打算讨论他们认为最迫切的哲学问题。在聆听专题演讲之前，成吉思汗问了他们一些最简单的同时也是看似最天真的问题，让他们回答，然后作出判断。他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家庭、出生地等，都不是谦虚礼貌的客套或闲聊。访客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他对他们的评价。他使用了一个带点欺骗性的简单策略，先用花言巧语的奉承来向客人提出问题，当客人在心中慢慢地品尝赞美的滋味时，舌头便开始不由自主地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