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上帝的全能（第1页）

第十章上帝的全能

成吉思汗征服金朝之后不久，就收到了生活在西辽帝国的一群穆斯林急切而奇怪的请求。此地在天山北麓，位于今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带。他们看到同为穆斯林兄弟的畏兀儿部和哈剌鲁部都摆脱了西辽统治，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因此恳求成吉思汗来把他们从现在的主人手中解放出来，并统治他们。他们之所以呼吁这位蒙古领袖来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统治者正是他的宿敌屈出律——乃蛮部太阳汗的儿子。

大约十年前，当成吉思汗征服基督教克烈部和乃蛮部时，他把两个汗都杀了，但他们的儿子都逃走了。王罕的儿子最初在信奉佛教的西夏获准避难，而后在流亡途中被他的追随者抛弃，死在了漠南。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几乎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终于在1208年左右成功地到达中国西端的西辽首都。西辽领袖热情地接待了他，因为他们自己毕竟在部落动乱时也曾当过难民。

他们的祖先契丹人曾建立辽朝，从公元907年至1125年统治中国北方和蒙古部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现在统治着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王国，称为“喀喇（黑色）契丹”，即西辽。他们建立了他们的新帝国，地点在前粟特贸易中心的八剌沙衮周围，靠近天山上美丽的深水湖伊塞克湖，离现代的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不远。西辽的统治者保持着他们古老的帝国风格，坚守佛教信仰，因此与他们的臣民越来越疏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改信伊斯兰教，开始挣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正如许多政权终结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些执政掌权者陷入一种困局难以自拔，他们不理解臣民普遍的恐惧，也不明白周遭的世界早已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西辽皇帝古儿汗幻想借助屈出律的支持，打败突然崛起的对手成吉思汗，把草原部落重新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在屈出律身上看到了野蛮人的活力，以为屈出律可以帮助他那僵化的王朝恢复权力与荣耀。屈出律竭力迎合皇帝的妄想，并高兴地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皈依西辽宫廷的官方宗教佛教。一个穆斯林史家说，“屈出律从信奉耶稣教转为偶像崇拜”，而且试图强迫百姓皈依他的新宗教。“他把正确道路的明灯变成了放弃信仰的黑暗，从侍奉仁慈上帝变成了侍奉撒旦的奴仆”。[295]心存感激的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立他为汗，让他着手招募被成吉思汗击败的草原上的散兵游勇，组建一支私家军。

古儿汗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发动了一系列谋划不周的战争，颁布了一系列前后不一的法令，但这个决定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且是最糟糕的错误。屈出律一获得控制军队的权力，便立刻转而与他的岳父为敌，“就像云中的闪电一样向他突袭”。[296]1211年，成吉思汗入侵金朝领土那一年，屈出律废黜了古儿汗，监禁了他，并夺取了首都、国库和政府的控制权。两年后，在1213年，古儿汗死了，屈出律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作为一个怀有使命的反叛者，他充满了活力，积极进取，发动了战役，试图收复这个皇帝在中国西部那些盛产葡萄、甜瓜和葡萄酒的肥沃绿洲城市的领土。[297]

虽然屈出律现在成了一个佛教徒，但他最初任命的官员都是穆斯林，用以统治他的穆斯林臣民，但当地人不满他们和屈出律合作，很快便推翻了他们，并暗杀了新任命的官员。屈出律最初的反应还比较适度，他召集基督教、佛教和穆斯林学者举行公开辩论，以缓解宗教上的紧张局势，但这些辩论非常情绪化，只能凸显他的臣民之间的差异，激化不同宗教间的愤怒情绪。这时，屈出律决定，因为穆斯林拒绝了他派来统治他们的官员，他别无选择，只能完全压制他们。他关闭清真寺，并禁止教导伊斯兰教教义。最后，他在绝望中孤注一掷，希望把他桀骜不驯的百姓的信仰统一起来，要求穆斯林皈依者转回其原来的宗教基督教或佛教，并放弃穆斯林服装，采用西辽帝国的传统服饰。为了强制执行严格的反伊斯兰教新政策，屈出律在每个穆斯林家中派驻了一个士兵，监视他们的行为，强制他们遵守法规。术外尼写道：“处处看得见**烧杀，而且异端的偶像教徒大肆胡作非为，谁都阻止不住他们。”

虽然花剌子模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王穆罕默德二世是中亚地区最靠近他们的强大的穆斯林统治者，但在西辽受迫害的穆斯林并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帮助，而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是屈出律的盟友。因此，陷入绝境的穆斯林派出使者向屈出律的大敌成吉思汗求助。15世纪中亚地区突厥史家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尔（MirzaMuhammadHaidar）写道：“之前有关世界之王成吉思汗征服的传闻已经传到了国外。”穆斯林转向蒙古人求救。在“世界之王成吉思汗的保护下”，他们“不再遭受古儿汗屈出律邪恶行为的伤害”。[298]

成吉思汗庄重地接待了穆斯林使者。他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提出的理由是充分的，于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派遣他最得力的一个指挥官哲别，于1216年率军前去解放他们。用术外尼的话说，他们的“祈祷之矢射中采纳之的”。成吉思汗开始“消灭屈出律这个败类，清除他那叛乱的恶果”。[299]对这位蒙古领袖来说，这场战役只不过是扩大他帝国的一种手段，而那里的百姓正渴望加入他的帝国。这同时也是一个向他的草原战争中残存的敌人屈出律施行报复的机会。

结果是，这个任务比哲别预期的要容易得多。屈出律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的士兵从山上的中央要塞撤出，分散驻扎在沙漠绿洲的各个家庭中。这种布阵的后果是他没有预料到的。随着蒙古军队逼近城镇和村庄，穆斯林自发地起来攻击住在自己家中的士兵。因此，“住在城中穆斯林家的所有他的士卒，如水银泻地般刹那间给消灭殆尽”。屈出律的军队土崩瓦解，他带着一小队仍然忠于他的士兵穿越山谷南逃到印度。蒙古人把他“追得像一条疯狗似的”，跨越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终于在1218年擒获并杀了他。

被解放的西辽穆斯林及其联盟部落蜂拥来到成吉思汗麾下。术外尼称蒙古军队的到来是“真正的一种慈爱，神恩的一种仁爱”。西辽人感到很惊讶，因为纪律严明的蒙古勇士并没有收缴战利品，也没有要求他们进贡。哲别“除了关于敌人的消息外，什么都不问他们要”。[300]成吉思汗着眼于未来，特别希望得到有关花剌子模国王的消息，这个国王统治着波斯和中亚天山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在解放穆斯林并杀死他们篡位的汗之后，哲别胜利班师回到蒙古中部。他带给成吉思汗一百匹白马作为礼物，以代替十几年前他射死的成吉思汗的**之驹。

征服西辽后，成吉思汗第一次遇到各种宗教派系之间的斗争，因其人口中混杂着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徒。他的回答简单而公正。他再一次允许“祈祷请求”，但不限于恳求他来把他们从西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穆斯林，而是针对所有宗教的信徒。成吉思汗打发使者走遍新解放土地上的每个城市和村庄，宣布他的律法，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并了解。他下令：“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301]从此，这条命令成了他征服战争中的根本原则，在他有生之年都如此对待他的臣民。

虽然在历史上宗教宽容非常罕见，但在13世纪却并不新奇。几位卓越的领袖，如居鲁士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都实行过不公开的宗教宽容政策，此外，在此之前至少有一位皇帝曾发布过明确的宗教宽容法令，他就是罗马皇帝朱利安。他生来就是基督徒，但在公元361年成为皇帝后放弃了信仰。次年，他发出了宽容敕令，允许所有类型的基督徒享有信仰自由，恢复了以希腊神和罗马神为国教的传统，并且像以前的皇帝一样自任帝国大祭司。他提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犹太教圣殿。尽管他对某些宗教很宽容，但他竭力反对基督教，而基督徒则坚决反对他。虽然该法令因其独特的意图一度很有名，但并没有带来宗教自由。第二年，这位三十二岁的伟大皇帝在伊拉克带军征战时被自己手下的一名士兵刺杀。据曾当过朱利安老师的利班纽斯说，这名刺客是一位对皇帝心存不满的基督徒，他认为皇帝是异教徒。[302]在他死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重新归向基督教，并正在进行更加严厉的宗教迫害。朱利安的法令已推行于寺庙、教堂和牧师。法令赋予这些异教教派一定的宽容，允许它们在一定限度内活动。

成吉思汗的法律是独特的，因为它不只是允许宗教神职人员从事他们的职业，它还允许每个人拥有选择对自己最具吸引力的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在蒙古人统治下，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个人权利。很久以后，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区分宗教自由究竟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具有重要的哲学和政治意义。

术外尼是第一位指出成吉思汗新法律重要性的史学家。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这是成吉思汗的第一份国际性法令。成吉思汗曾于1206年为蒙古人创制了法典，当他在中土作战时，也曾发布过各种军事和行政法令，但这项法律是一项普通法，作为一个严格的法律和道德原则，将推广到新建立的整个蒙古帝国。这是第一套被称为“大法”的国际法律，超越帝国内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后来的学者，包括对托马斯·杰斐逊产生重要影响的写出成吉思汗传记的佩蒂·德拉·克罗瓦，也称这是成吉思汗的第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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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成吉思汗也无法知道他的新法律将会变得多么重要。他与西辽穆斯林的遭遇使他对大宗教之间的界限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它们相互之间有多么不同，存在多么大的敌意。他认为所有形式的崇拜都朝向同一个目标，都在向同一个神圣的存在说话。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所谓对与错，只是所用的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但都在教导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与其说他认为相互竞争的信仰之间是平等的，不如说他把它们看得完全相同。有一种普世的宗教，但却有着不同形式的表达，就像有一个统一的帝国，就是他的蒙古帝国，但在帝国内部，人们可以说不同的语言，遵循不同的风俗，采用不同形式的政府，沿袭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他们祖先的教诲。

在降伏屈出律并把西辽帝国纳入蒙古帝国之后，成吉思汗出人意料地成了宗教自由的拥护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在草原游牧民族中，亲属和部族形成了社会中的自然鸿沟，但在定居社会中，宗教的裂纹线在全国纵横交错，犹如一颗钻石上的瑕疵一样，等待一击而碎。成吉思汗认识到了挑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好处，但他也意识到，要在他不断扩张的帝国中实现和平，唯一的办法是消除这些可能突然爆发的分歧。

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大马士革官员奥·乌玛里对成吉思汗如何接纳外国宗教信仰感到惊奇，因此他错误地认为，他的儿子们各自选择信奉不同的宗教。他声称，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皈依了犹太教，另一个皈依了基督教，其余的有人坚持信仰他们的本土宗教，有人崇拜各种偶像，但没有一个是宗教狂或试图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303]他写道，按照成吉思汗的法律，因宗教信仰而杀人将被判处死刑。[304]

术外尼也天真地从正面意义上解释了成吉思汗对于宗教自由的承诺。他写道：“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他没有逼迫他们，“他尊重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神殿的途径”。[305]虽然这可能是真实的，但他的宗教政策也有明确的政治动机。

成吉思汗具有工于算计的天赋，总是能够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并把敌人的强项转化成为弱项。他发现宗教自由可以用作对付他周围文明的政治和军事利器。他清楚地明白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力，因此他要利用人的信仰来加强他的战略优势，正如他曾引导河流冲倒城墙一样。

耶律楚材慎思明辨，他发现：“甚哉，生民之难治也!速于为恶，缓于从善。”[306]单靠军队和政府不能保证良好的行为。成吉思汗认识到，他需要通过宗教来控制形形色色的臣民。他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应付不断扩张的帝国境内宗派之争的紧迫问题提供了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蒙古世界观还在缓慢的发展过程之中，这种世界观认为，上天选择了成吉思汗恢复正常的世界秩序，纠正错误行为，恢复自然正义，并把迷失的国家领回“康庄大道”，把它们统一起来，置于蒙古人控制的单一帝国之下。为了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成吉思汗不得不诉诸武力，但他的态度十分真诚，在入侵一个国家之前，他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自愿地服从他的命令，那么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受到攻击，他们的市场将继续营业，而他们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将继续执政掌权。蒙古人答应保护他们免受内外敌人的攻击，管理他们的贸易路线，并实行统一、公平的税收政策。成吉思汗没有赋予他们政治自由，但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稳定，并允许他们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

他的政策吸引了备受迫害的穆斯林，给了他们一个神学上的借口来支持一个异教徒领袖。术外尼写道，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支持伊斯兰教，“哪怕他自己不信奉这种宗教，他也会日益兴旺发迹”。[307]佛教徒和基督徒也享有同样的自由，他们不再相互攻击，也不再谴责异教徒征服者**他们的土地，而是找到了一个理由，把他的统治看作某种形式的解放。

根据一个穆斯林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早年，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正在把头巾缠绕在头上，但头巾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因为只有穆斯林戴这种头巾，他便派人去向一个博学的穆斯林商人请教，请其解梦。那位商人解释道，头巾显然象征大汗对穆斯林的权力，他梦中头巾的越变越大意味着他将征服所有伊斯兰教国家，有一天他会统治穆斯林世界。[308]

事实证明，穆斯林曾是成吉思汗最亲密的盟友，但也是他最憎恶的敌人，一些穆斯林最早效忠于他的统治，但最终，他们成了蒙古人征服的最大受害者。八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仍在挣扎着恢复。和其他宗教相比，成吉思汗似乎凭直觉更了解伊斯兰教，他尊重穆斯林的文化和知识成果，因为他们文化的核心也是游牧文化。蒙古人和穆斯林都是游牧民，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军事传统，都讨厌吃猪肉和狗肉。正如术外尼所写的：“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尊敬地看待穆斯林，为照顾他们的尊严和安适，替他们设立了干净的白毡帐。”[309]

在希腊、罗马、埃及、印度和中国，早期帝国都盛行神秘而奇特的宗教，但伊斯兰教与它们都不同，其信息非常明确，集中在一部篇幅并不太长的经典《古兰经》中的律法里。阿拉伯语文字弯曲有致，很美丽，和蒙古文字很相像，因为它们起源相同。在一些为成吉思汗辩护的穆斯林看来，成吉思汗与伊斯兰教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古兰经》第九十六章记载，真主用血块创造了第一个男人，而成吉思汗出生时手里就抓着这样一个血块。成吉思汗代表人类新时代的开始。

蒙古人已经征服了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王国，现在控制着世界上最富有的贸易线路，从中国北方城市出发，进入中国西部的甘肃走廊和畏兀儿绿洲，到达天山山脉的城市，把中华和伊斯兰这两个伟大的商业文明连接起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囚犯变成了王子，王子变成了囚犯。成吉思汗的女儿现在管理着汪古部、畏兀儿部和哈剌鲁部这三个主要的贸易王国，而她们的丈夫则在军中服役。成吉思汗颁布了新的法律，促进贸易，降低税率，废除地方关税，保护客商，他在贸易线路上驻扎卫兵，而且，“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执照”。[310]

洗劫中土城市已经使蒙古人获得数不清的掠物。他们有这么多珍贵丝绸、油漆家具、玳瑁梳子、玉花瓶、金、银、绿松石、珊瑚、盘、盆、药品、兵器和酒，但却没有足够的骆驼把它们运走。在蒙古的寒冷气候里，游牧民族能穿的丝绸有限，能搬动的珍宝有限，他们的蒙古包可摆放的家具也有限。过多的货物积压在仓库里，大大限制了蒙古人继续其游牧生活方式的能力。

富有冒险精神的穆斯林商人听说蒙古人出人意料的成功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后，便从忽毡（即现代塔吉克斯坦锡尔河畔的商贸城）收集不事纺织的草原游牧人急需的棉花、羊毛和其他面料，并组织了一个商队。成吉思汗向商队领队问道：“这家伙是否认为我们这儿从前根本没来过织品？”[311]于是他吩咐手下把蒙古仓库中堆积如山的丝绸面料和其他商品展示给商队的领队看。这些人从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下子惊呆了，于是，他们不再试图向蒙古人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是把它们作为礼物献给他们，希望成吉思汗也把他的财富分给他们一份。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穆斯林商人带来了一些优质棉花，成吉思汗很喜欢，还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织锦。中国织工用丝线织成精美的山、鸟、树和精巧的场景图，但穆斯林的织工用真金丝线织成精美的几何图案，配以飞舞的花卉图案，或者鸟、狮子或其他动物的图案。

成吉思汗很喜欢这些商品，并决定用他的新财富来购买他无法从中土获得的商品：忽毡商人带来的华贵的织锦、大马士革优质钢、来自印度的香味扑鼻的檀香木。他不需要派一支部队到中亚获取这些货物，他似乎只需要派一个贸易商队就可达到目的。他新征服的穆斯林臣民善于交易，有着组织商队穿过沙漠的悠久历史。而派遣商队所需要的费用和精力同装备一支军队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与诚信的合作伙伴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蒙古人就可以用金、银或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外国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