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自由时代2（第1页）

第九章自由时代2

君主制代表着前工业化社会秩序的永恒品质。在一个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中，它平衡工业革命的力量：英国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君主制就越程式化、仪式化和大众化，因为它所主张的价值观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竞争之上。

“礼仪的重大提升”

相对于工业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潜在紧张，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爱尔兰除外）应该算是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稳定的社会。尽管政治骚乱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这种骚乱很少发生，因此不足以留下广泛的印记。在英国本土，盗窃和暴力等犯罪行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都下降了——在人口迅速扩大的社会中，这是非同寻常的成就，有力颠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更高的犯罪率的论断。刑事犯罪案例登记员在1901年指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目睹了行为举止的巨大变化：过去碰到冲突，不管动不动口，先动手再说；现在变成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不同阶层的行为举止都比较接近了，无法无天的风气退化了”。这个很大程度上自我调节的社会，依靠志愿组织来救助精神上和物质上有需求的人，这些组织包括教会、互助会，以及庞大的慈善组织网络。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教育。19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承认，光靠教会的自愿努力，无法提供足以满足工业国家需求的基础教育体系。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负责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公立小学（尽管直到1880年，才强制要求儿童上学；并且，在1891年之前，上学必须付费）。地方性倡议，特别是在伦敦和北部的一些制造业城镇，将一套面向少年甚至成人的非常有效、门类广泛的技术教育体系，移植到了小学中。但是由于这种做法更多地取决于每个学校董事会的思路观念，因此该体系课程，参差不齐，绝比不上德国的同类做法。制造业城镇，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建立了市立大学——这些大学主要不是为那些进入传统行业的人设立的，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比，它们淡化了古典人文教育。当时的人们将政府对教育的责任视为穆勒说的体现，而没有看到这是政府承担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责任的开端。

“别墅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将城镇中成年男子的选民比例从20%增至60%，而在郡县，这一比例提高到了70%——这给政客们带来了麻烦。家庭选举权制度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选民人数，尽管这绝不是普选（即使是对男子来说，也远远达不到普选的程度）；改革后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而以前每个人的投票都是公开的。

对于习惯于从未输掉大选的自由党联盟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无固定形式的非正式联盟能否继续取得成功？这个问题现在显得更加严峻，因为格拉斯顿的第一任政府于1873至1874年以传统的自由党的风格瓦解，然后以非传统方式败选，从而自1846年以来首次把权力转移给了保守党。对于失利，自由党从两方面做出了回应。在某些城市地区，尤其是在伯明翰，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作为当地的主要政治人物，实行了严格的政党组织“核心小组”制度。“核心小组”由一群自封的地方知名人士组成，往往是不信奉国教的商人；他们通常强烈批评自由党的领导人，指责他们过于谨慎和过于贵族化。成立于1877年的“全国自由党联盟”（NationalLiberalFederation）试图将五花八门的地方“核心小组”实行一定程度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仍然主要由贵族构成的自由党领导人对此表示震惊。横跨这两派的，是具有很高威望的格拉斯顿（W。E。Gladstone）。他是利物浦玉米商（原籍苏格兰）之子，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受过教育。他本人是英国国教徒，但在他的职业生涯后期对非国教教徒的诉求表示同情，因此能够吸引维多利亚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好感。格拉斯顿背后没有“核心小组”为他撑腰：他的志向是获得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地方的权力基础。他从地方组织的领袖脱颖而出，赢得了广大的自由主义者的青睐；他的手段是发表政治演说和发行宣传小册子。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通过电报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巨大宣传网络，首次实现了全国性的即时辩论：政客发表演讲的第二天早上，演讲稿就到了全国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早餐桌上。因此，在1868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格拉斯顿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试图借助道德义愤建立一个大众阵线：1876年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屠杀基督教徒，他反对英国迪斯雷利政府采取的苟安政策；1879至1880年，他强烈指责保守党人在帝国伟业中犯下的道德和经济罪行（“中洛锡安郡竞选运动”）。“讲坛”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政治活动的典型形式：格拉斯顿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辩论论坛，他的同时代人，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入进来。

1867年的《改革法案》为保守党带来了新的机遇。原来对失败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了的保守党人，开始占上风了。1867年，“全国保守与宪政协会联盟”成立；1870年，中央办公室开始改善调整竞选策略。保守党的目标是城镇选区：要获得政治权力，保守党人必须将其基地从郡县扩大到新建的城镇和郊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迪斯雷利的领导下，他们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74年的大选；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后，在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主要政党。保守党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这个政党将本质上拥护等级制、贵族和英国国教的政党，与大城市中不断壮大的中下阶层的诉求联系起来：保守党成了有产者和爱国主义的政党。迪斯雷利认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正确的方针政策，还取决于如何推介自己。1872年，他在兰开夏郡和水晶宫的著名演讲中，将自由党描述成不爱国、危及财产、威胁国家体制、背叛的帝国利益的政党。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他主张实行社会改革政策，这使他特别吸引最近成为选民的劳工阶级成员。这些演讲的主题，尤其是爱国主题，很快就被其他保守党人所继，成为下一世纪大多数保守党竞选演说的范本。

1874至1880年，保守党执政。执政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大部分是由内政大臣理查德·阿谢顿·克罗斯（R。A。Cross）推动的，包括工匠的住所、公共卫生、互助会、河流污染、食品和药品销售、商业航运、工会、工厂、酒类经营许可和教育等，都是立法的主题。其中许多改革在保守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皮尔派-自由党的传统——正是这样的传统激发了上一届格拉斯顿政府的改革动机。这些改革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可能比对劳工阶级的利益影响更大，并且由于这些社会措施不是强制性的，其效果比预期的要有限（例如，到1880年，87个威尔士和英格兰城镇中只有10个决定实施《工匠住房法》）。尽管如此，这些改革在为保守党造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们表明，保守党能够有效处理城市问题，并且为“托利民主”已经实现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与德国保守派处理城市生活问题的方法相比，英国的改革更加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和建设性。

但是，保守党的真正兴趣在于巩固城市中产阶级的基础，赢得劳工阶级的支持只是额外的收获。丑化自由党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仅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保守党声称自己是有能力奉行帝国主义的政党，但其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南非和阿富汗发生的事件处理不当，以及军事行动开支巨大，严重损毁了自己的声望。既要当帝国主义者，又要做到缩减开支这一中产阶级的美德——这十分困难：格拉斯顿的中洛锡安郡系列演说，巧妙地暴露了这种自我矛盾。

保守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是格莱斯顿的演说，部分原因是那年的贸易衰退。1880至1885年当政的格拉斯顿政府，是自由党的最低谷时期，党内焦躁不安，内阁分歧重重。在帝国事务中，保守党的指责似乎得到了证实：犹豫和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最终导致查尔斯·戈登（CharlesGordon）于1885年在喀土穆被击杀。自由党人因过分习惯于殖民地办公室的“官方思路”，而不会拒绝扩展帝国的责任；自由党上了台，同时也表示有一些遗憾：在选举中，这个党损失了两派选民：因为做得过了头，自由党疏远了反帝国主义者；又因为犹豫不决而得罪了拥护帝国主义的人。在国内事务中，格拉斯顿决心控制和减少开支，这使积极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与1868至1874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仅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1884年的郡县级选举权改革。农业劳工获得了选举权，人们期待郡县的席位交到自由党手中；而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利用上议院的否决权，为自己的党派捞了一大把：议席重新分配法案使城镇选区的界限划分对保守党有利。因此，保守党得以利用自由党的改革，建立了只有一名议员的中产阶级城市和郊区选区的政治结构——此后，其政治上的成功一直依赖这个政治结构。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自由党越来越依赖“凯尔特人”，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员。因此，这三个地区的所关切和优先的事项，被挪到了英帝国舞台的中心。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地方自治受挫

人人都承认，存在“爱尔兰问题”。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几乎没有共识。迪斯雷利描述了伦敦人的迷惑：

我想看到一个公众人物能站出来，说一说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一个物质问题；另一个人说是信仰问题。现在又成了缺少贵族的问题，然后又是没有铁路的问题。今天是教皇的问题，第二天是土豆的问题。

爱尔兰的农业绝对是该地区最大的产业，且绝大多数地产由新教徒所有；与流传的说法相反，新教徒大多居住在庄园里或在庄园附近。爱尔兰的农业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但与英格兰相比，其资金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爱尔兰自身无法创造多少资金，也没能从英格兰吸引太多资金。爱尔兰的经济养活的人口，不知有多少迁移到了英国本岛，使得英国的城镇无论大小，都有爱尔兰人社区；1841至1925年间，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包括：475万移民到美国，7万到加拿大和3。7万到澳大利亚。

1798年爱尔兰爆发了一场叛乱；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丹尼尔·奥康奈尔试图废除《1800年联邦法》，但以失败告终；1845至1846年，爆发了大饥荒。所有这些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的芬尼亚爱尔兰独立运动；这场运动在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策划了起义。1867年，运动制造了一系列炸弹爆炸案，让英格兰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伦敦的克拉肯威尔（well）监狱发生的爆炸中，造成一百多名无辜者死亡。芬尼亚运动不代表爱尔兰人的普遍观点，但存在将来转变成普遍观点的危险——鉴于此，自由党政治家，尤其是格莱斯顿还是采取了让步措施。1869年在爱尔兰撤销圣公会的国教教会的地位，1870年推出《土地法》，以及1873年的教育改革失败（被爱尔兰议员否决）——这些都表明威斯敏斯特可以为爱尔兰大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些改革还不够。艾萨克·巴特（IsaacButt）领导的“自治协会”运动开始壮大，而此前在爱尔兰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党则被迫撤离。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农业萧条，使情况更加恶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Stearnell，跟巴特一样都是新教教徒）在1877年成为自治派的领袖，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890年的离婚丑闻毁掉他的前程。帕内尔总是毫不犹豫或者无所顾忌地利用任何政治局势；但是即使如此强硬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胜不过土地联盟（LandLeague），因为土地联盟为农民争取土地所有权。1879年，帕内尔怀着矛盾的心情当上了土地联盟的主席。土地联盟是崇尚“武力”的芬尼亚派和崇尚“道德”的帕内尔派的强力融合，形成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在1879年至1882年农业最萧条时期的“土地战争”中，该联盟长期想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运动进行了斗争，他们采取了暴力手段，并“抵制”驱赶运动的制造者〔“抵制”（boycott）这个词来自查尔斯·博伊科特上尉（CharlesBoycott）的名字；面对社会和经济上的排斥，上尉的精神崩溃了〕。爱尔兰乡村的暴动，以及格莱斯顿的内侄、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Frederidish）于1882年被刺杀，使英国的有产阶级感到震惊和恐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只习惯于暴力程度很低的犯罪。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1880年再次上台的格莱斯顿政府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做出让步。1881年出台的《土地法》满足了农民的许多要求，却没有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地方自治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了（在1884年的郡县制改革的帮助下），在1885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86个席位，从而成为能够在威斯敏斯特左右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格莱斯顿曾私下里恳求索尔兹伯里通过两党合作来处理爱尔兰问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格莱斯顿表示支持爱尔兰自治，以此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格莱斯顿的决定与自由党思想的主旨十分吻合，但决定是基于政治上的必要性：此后，自由党在无须自治党议员游说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大选胜利，只有一1906年这一次。大多数自由党人都拥护权力下放，用格莱斯顿的话说，这是各民族“正当争取自由的权利”；不容否认，1886年的爱尔兰已经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民族。问题是，其民族性是应该得到承认还是粉碎之？此外，格莱斯顿在1886年推出的温和的《地方自治议案》虽然没有允许爱尔兰独立，但是议案的反对者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尽管有帕内尔的保证，但从长远来看，议案将导致爱尔兰独立；其次，那里的新教徒主要集中在阿尔斯特省的工业之都贝尔法斯特，议案没有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免受“罗马统治”。

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英国政治发生重大危机。1886年夏天，面对格莱斯顿的《地方自治议案》，自由党出现了分裂：93名议员〔其中多数是在哈廷顿勋爵（Lton）统治下的辉格党人，但也有一些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领导下的激进分子〕与保守党一起投票反对该议案；这次投票导致自由党政府下台，随后的20年里保守党（或称统一党，是一个反地方自治联盟）称霸政坛。自由党内的统一主义者（来自自由主义的叛逃者）脱党而去，随之而去的还有大部分的自由党的报纸，还有几乎所有传统上支付了该党大部分选举费用的土地贵族。尽管在上议院中，自由党现在只是极少数派，对自由党来说，丧失影响力和金钱可能比流失倒戈议员更为严重。

1886年的分裂削弱了自由党，但让格莱斯顿控制了该党和全国自由党联盟；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召开大会，他接受了其激进方案，从而巩固了自己对联盟的控制权。因此，地方自治将自由主义交到了格莱斯顿手里。1886年之前，爱尔兰阻止了二级议案的通过，因此地方自治不仅正当，而且有必要。但是在1886年之后，鉴于上议院的存在，地方自治的议案不可能通过。因此，地方自治既激发了自由党人为正义而抗争，又使他们遭受长达二三十年的挫折。

自然，爱尔兰的事件影响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两个地区，废除政教合一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且都经历了土地运动。尽管在1882年，政府动用部队镇压了斯凯岛（IsleofSkye）的佃农示威游行，但这两个地区几乎没有爱尔兰部分地区的暴力特征。两个地区的某些自由党人都要求实行“全面地方自治”；19世纪末，威尔士和苏格兰、爱尔兰一样，经历了文化复兴；地方自治运动在文化复兴的鼓动下而兴起，并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自由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与爱尔兰不同，自由党能够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准民族主义运动遏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同爱尔兰相比，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以及在威尔士日益重要的南威尔士煤田，使这两个地区与帝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苏格兰南部和南威尔士，自由党的帝国主义胜过了民族主义。

自由党出现了分裂；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了各种尝试，但仍无法统一。保守党趁机巩固了阵地。他们不是活跃的反变革派。索尔兹伯里并未试图推翻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自由党取得的成就，尽管当时他曾强烈反对自由党的政策。保守党的立场，以及保守党与自由党的统一主义派建立的联盟，取决于阻止事情做成，而不是去做事。因此，尽管通过了一些立法（特别是在1888年建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在1890年公布了改善工人阶级住房的措施；后来又通过了1902年的《教育法》，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中等教育体系），但1886至1905年间掌权的统一派没有通过什么意义重大的立法——这也不是它的初衷。保守党主要依靠城市选民，希望继续保持50年代和60年代自由党执政时期的国家状况，但又不喜欢地方自治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新产物。保守党排斥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背弃了本世纪中叶自由贸易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格莱斯顿派的自由党人的进步似乎超出了那个时期的目标。因此，反格莱斯顿联盟严重依赖地方自治这个立场，以使联盟保持团结并把自由党人拒之门外。这个联盟冒着选举失利的危险，超越了其反地方自治的立场，到了20世纪初才意识到这样的风险。自由党继续推行地方自治，等于为联盟维持下去助了一臂之力。1892至1895年自由党少数政府短暂执政（这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届政府，1894年他退休后由罗斯伯里继任），在第二个《地方自治议案》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该议案在下议院成功通过了，但最终还是被上议院否决。自由党可以在英格兰各郡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笼络鱼龙混杂的绝对多数人，但他们无法维持或重复这一成功。1895年，统一主义者令人信服地赢得了大选，并在1900年利用南非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暂时胜利举行了“卡其色大选”，确定了他们在议会的多数席位。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统一派反对地方自治的做法，始终具有帝国主义的意味：帝国的权力绝对不能放弃。1800年通过《英爱联合法案》的情况，恰好显示了爱尔兰的战略重要性，而地方自治再次将爱尔兰置于危险之地。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帝国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必须看看这些问题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总体而言，英国人并不希望加强帝国的直接权威；试图延续帝国权威的施压集团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确，在白人定居的老殖民地，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移交：1867年通过了《加拿大自治领法》（DominionofadaAct）；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ohofAustraliaAct）。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40年中，英国在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吞并了大片土地。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在世界航运中占绝对优势，即使在1870年后英国在制成品中的主导地位削弱的情况下，这种优势仍在延续。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英国的利益——即使英帝国的势力没有正式存在。因此，在正式的领土吞并之前，非正式的帝国影响力已经存在了。有句格言说得好：“贸易紧随国旗而来。”在几乎每种情况下，事实都恰恰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rad）的小说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一个小海湾——无论它多么偏远——没有英国代表在那里组织石蜡油和当地商品的运输。

在东非和中非，最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常常是宗教人士，比如像戴维·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e）这样的福音派医学传教士。他一边传播福音，一边治病救人，并揭露了内陆地区不人道的奴隶贸易。1872年，斯坦利（H。M。Stanley）“营救”了利文斯通；前者对这次“营救”行动进行了巧妙的自我宣传，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冒险故事之一，并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黑大陆”的兴趣。

在某些地区，英国的贸易尝试得到武力的支持。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印度政府对鸦片的垄断，以及英国通过一系列“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通商口岸，并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这是英国所有帝国主义扩张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因为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贯政策，而不是处理地方危机的偶然结果。政府拐弯抹角地介入，有时候是通过特许公司来开辟小的殖民地：特许公司是具有政府担保的、对某个地区的贸易权和管理权的贸易公司。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最终都被以这种方式纳入英国的统治，因为当一家特许公司破产〔或者实际破产，如塞西尔·罗兹（Cecil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之前从未支付过股息，并于1923年被接管〕，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起行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