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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自由时代

（1851—1914）

H。C。G。马修（H。C。G。Matthew）

自由贸易：工业经济的猖獗

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展现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但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许多展品，尤其是来自德意志各州的，让英国制造商在细看其优异技术时，驻足惊叹。由宫廷赞助并由贵族组织的这次博览会，反映了英国对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的重视。博览会点燃了公众的热情。一列列专用的火车把参观者从全国各地载往伦敦，这是一个令人疲惫但又令人振奋的长途一日游。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访问伦敦。展览的成功，令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参观人数每日在报刊上公布，到最后，共售出600多万张门票；甚至有一天，超过10。9万人参观了“令人炫目的透明玻璃拱”——设在海德公园、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Paxton）设计的展览馆：水晶宫。博览会的丰厚收入，后来用于建造南肯辛顿的多座博物馆。庞大的人群举止得体，公开拥戴君主制。有产阶级成员对自己感到庆幸：19世纪40年代的紧张、一触即发的革命气氛，在50年代转为平静；到60年代，社会气氛已经变得非常自信。在展览会上出现的一首街头民谣，突出反映了一种奇特的融合——工匠的自力更生精神、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主义和推崇君主体制的沙文主义——这种融合的主张，也是19世纪剩余时间里英国民众生活的基调：

哦，英格兰最大的财富，当然是诚实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光荣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相聚，不分宗教和国籍，彼此友好地致意。

像来自同一个强大祖先的子孙，愿这个神圣的纽带不断延续，愿沾血的战争之剑收起，代之以和平的橄榄枝。

但是请听!号角已吹响，维多利亚女王确实莅临，她将和我们永久在一起，她是我们赞颂的君主。我相信每一颗心都会响应我下面的倡议——让她的朋友如意、富足，让她的敌人深陷混乱。

此类民谣的基调，说明了帕麦斯顿勋爵亨利·坦普尔（HenryTemple）深受人们爱戴。1852年组建的阿伯丁勋爵的联合政府，在克里米亚与俄国开战（1854—1856）；战争中的失利导致联合政府解散——此刻的帕麦斯顿在废墟中脱颖而出，出任首相。他一直担任首相，领导着自由党联合政府，直到1865年10月去世——中间只有一次短暂的间歇。帕麦斯顿极度自信，将英国看作唯一的世界强国；他集贵族、改革家、自由贸易的倡议者、国际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并成功地同时扮演了所有这些角色。

1851年的大博览会所展示的社会，其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同一年的人口普查提供了更多的统计分析。两个事实引发了公众的想象。在英国本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尽管通常是相当小的城镇）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这与过去、与任何其他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经济致力于发展以城镇为基础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自由贸易运动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伴随着这一过程应运而生。自由贸易的曙光让人们忘记了19世纪20年代自由派托利党的梦想，即经济可以在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平衡。农业仍然是最大的产业，在50年代和60年代其产值和产量确实有了显著提高。但人口的增长集中在城镇，而且劳动者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70年代，随着北美大草原的开发，英国农业面临危机；但是捍卫农业利益的人寥寥无几。70年代的“田间造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失业的劳动者因工资下降而组织了这场运动，最后地方行政长官和农场主不得不调军队来收割庄稼。到了50年代，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南部）借助于亚当·斯密的世界贸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政治决定，坐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过山车：乘车者除了眼前忽高忽低的车轨，什么也看不见，前方是没人到过的地方。城镇人口过半的国家，还没有先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如此眷念农村的景象和传统。

1851年的人口普查中，一个统计数据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即关于宗教的状况。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试图评估英国参加宗教或不参加宗教礼拜活动的人口普查。关于统计数据，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要义不容置疑且令人惊讶：

只有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去教堂；而且在所有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当中，英国国教徒勉强过半。英国总人口17927609人，去教堂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分别是：

英国国教徒

5292551人

罗马天主教徒

383630人

新教教徒

4536265人

在潜在的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信徒中，超过525万人留在家中。这次人口普查是非国教徒的胜利。他们要求拥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性和关注度，现在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所有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强大的武器——“事实”的支持；这些要求也得到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兰开夏郡制造商葛雷硬先生（MrGradgrind）的赞同。

19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或许也越来越世俗化，当然也越来越去国教化。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政治反映了这些趋势，所有趋势都朝向自由主义。

1847至1868年间，保守党（1846年分裂后，党派的残余部分被视为保护主义者）连续在六次大选中失利（1847年、1852年、1857年、1859年、1865年、1868年）。保守党败选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谁赢得了这几次大选，却说不清楚。多数派政府依靠四大群体的支持：辉格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皮尔派（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追随者）。而这种支持总是容易解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经典的政治模式总是这样，联合政府由上述所有或大多数团体组成，各派之间相互妥协和讨价还价，直到再也无法达成一致，然后就到了崩溃的地步：政府将在不解散议会的情况下下台；保守党将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在此期间，非保守党党派将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击败保守党，强制解散议会，赢得大选，并重新夺回权力。这一总体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在1852年、1858年—1859年、1866年—1868年的内阁由占少数的保守党组阁（德比迪斯雷利）。

因此，1846年至1868年间的政治制度将保守党人排除在权力之外，同时又允许他们偶尔以少数派执政。在同一时期，由阿伯丁勋爵于1852年首次组建的多数派联盟，逐渐融合成“自由党”；19世纪60年代，这个联盟经常被称为“自由党”。尽管如此，它仍然存在内部分歧，易于解体。在行政层面，辉格党、皮尔派和帕麦斯顿勋爵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统治是因为人们的容忍。19世纪40年代，反《谷物法》联盟中所体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高涨，使政治家们明白，只有与中产阶级的期望达成一致，才能维持旧的政治结构。在1853至1859年、1859至1865年间，来自皮尔派的财政大臣威廉·埃尔特·格莱斯顿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预算，力图在财政上满足这些期望。制造业阶层想要自由贸易，格莱斯顿就确保他们如愿以偿。

“自由贸易”当然不仅意味着取消保护性关税。“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是简略的术语，体现的是一整套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哲学原理。1848年首次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堪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主义手册。该书言简意赅地点出要义：“简而言之，自由放任主义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任何脱离它的行为，除非出于某种大善，否则必定是一种邪恶。”这套理论设定：国家应该靠边站。穆勒等人把“国家”与社会对立看待，是基于个人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行事的假设。个人主义、自尊、自立及自愿组建合作性社团，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主义的要旨。因此，经济应该是自我调节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只要手持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Selfhelp，1859年），都应该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来源于广泛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者的著作。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并非从天而降：它自然地融入并超越了一系列关于进化论的文章。无论是在个人、国家还是全球层面，进化的概念，以及随后的“进步”的概念，都渗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因为进化是由科学定律决定的（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实证主义”），所以人的责任是发现并遵守这些定律，而不是干涉它们。因此，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如担任有影响力的周刊《经济学家》编辑的沃尔特·白哲特（WalterBagehot），写了多部社会学著作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都是强有力的自由放任主义支持者。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他或她必须做好准备并具备知识：自由社会的核心是具备知识，以及评论知识的自由。道德的选择必须是知情的选择：心怀同情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是乔治·艾略特（本名为“玛丽·安·埃文斯”）小说的主题；她自己的一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精神的实践和硕果。

1855年和1861年两度废除“知识税”（对报纸征收的印花税，以及对纸张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成为弥足珍贵的自由立法的典范。废除这些税收，才可能促使伦敦和地方上自由报业的诞生，它既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缩影，也是其保障。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报和周末报都迎来了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地方上，绝大多数报纸在政治和一般性观点方面都非常开放。到1863年，英国的报纸超过了1000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新近创办的。例如，在1867年的约克郡，86家当地报纸中有66家是在1853年以后成立的。在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于1855年重新创刊，作为一便士日报和自由报业的旗舰，其发行量在1871年达到了20万份，远远超过了《泰晤士报》。新创办的地方报纸秉承了《每日电讯报》的风格，毫不掩饰地热情歌颂进步主义。1862年，格莱斯顿巡视纽卡斯尔造船厂，这家业界领先的报纸就此次巡视发表了下面的社论，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

如果我们向德比勋爵（保守党领袖）献上一朵政治三色堇，并告诉他“那是为了纪念”时，那是因为“保护主义”的低劣谬论和疯狂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已被宽恕而被遗忘……自由贸易戴上荣耀的绿色桂冠已十载，她的手上还握着法国条约（1860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未来征服的象征，我们终于将“自由贸易”请上了永久的神座。

到了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具体来讲就是不设保护性关税）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核心正统，几乎与新教传承一样不可动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取得了完胜，因为他们的信仰中最根本的信条已经被确立为一条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原则，只有固执、任性、自负、顽固、守旧的政治家才会否认它。正如迪斯雷利所说，议会前座的保守党政治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的政党再次成为多数党，他们必须接受：保护主义“不仅已经死了，而且该死”。保守党的预算案变得与自由党的一样，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自由贸易。

在财政政策领域之外，关于“自由贸易”应该走多远，意见不一。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倡导了一系列“消极的”自由贸易措施：废除国家教会，取消强制性教会税，取消进入牛津、剑桥及公职的宗教测试，取消对土地的转让或使用的限制，终止基于赏赐制而委任公务员。除此之外，在60年代，各个选区广泛兴起了要求进一步改革议会的运动；这一要求受到许多但不是所有自由党议员的欢迎。对这些问题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关联、各为其主的松散联盟——其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崇尚、忠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在联盟内部，存在许多提倡改革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宗教性质的。6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的宗教复兴，使自由党内部增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家，也激发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去抒发意见，或为党派的成功而卖力。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教徒，甚至世俗主义者，都在这一广泛的进步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因他们对圣公会和国立教会的敌意而形成共同的强音。在整个19世纪，人们投票给自由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或许是，非国教力量太壮大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该联盟的领导层是清一色的英国圣公会成员，虽然是温和的改革派。因此，就改革的速度，联盟的领导层和更激进的支持者之间有相当大的争议。总的来说，领袖们（帕麦斯顿、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想进行温和的改革，这将有助于加强整个圣公会的地位；而激进派要求的改革是：逐渐取消圣公会的国教地位。于是，双方只能达成有限的一致，例如同意取消强制性教会税，但同时就其政策的最终目的存在分歧。这种政治方法的最大成就是1869年在爱尔兰取缔圣公会的国教地位。

善于表达的工人阶级成员参加自由党，特别是在选区一级，是非常重要的。在19世纪30年代和1840年代初期，宪章派所提出的六点要求，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不可能被拥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所采纳。到50年代后期，激进的宪政改革运动（通常由前宪章派成员领导）只要求改变选举权——即使在这方面，最多也只是要求赋予每个家庭男性户主选举权（称之为“家庭选举权”）。两个党派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自由党的，要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困难。两党出于各自的盘算，也都想改变现在的体制。一些保守党人希望改变它，因为从1847年开始，他们的经历表明，他们无法在现有制度中赢得大选。包括格莱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在内的一些自由党人，希望稍稍扩大选举权的覆盖面，以便包容更多自由主义工匠——这些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支持自由党的削减开支和改革计划。一些激进分子，如贵格派商人约翰·布莱特，希望实行“家庭选举权”制度，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指出，他们不希望把投票权给予所谓的“社会残渣”（即穷人、无业者、“不节俭者”、身无分文的人）。罗伯特·罗伊（RobertLowe）等一些自由主义者，虽然对普通立法持激进态度，但不相信任何走向“民主”的变革，因为他们认为“聪明阶级”会被它淹没。一些保守党，如后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担心家庭选举权制度会因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而使财产受损。一些辉格党人认为，没有理由去改变一个总是选出非保守党掌控的议会的制度。

帕麦斯顿回应了上述最后一派人的观点，并在没有承诺实行选举权改革的情况下，赢得了1865年的大选。同年秋天，帕麦斯顿去世。继任的罗素于1866年与格莱斯顿推出了一项主要针对城镇的、非常温和的改革议案，结果导致内阁分裂：党内一部分人认为该议案过了头，另一部分人觉得还不够，但都对议案不予支持。随后，第三届德比迪斯雷利少数派保守党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城镇选举改革议案，从而放弃了反改革派的立场。某种形式的改革已成必然：当迪斯雷利意外宣布接受家庭选举权修正案时，自由党开始了习惯性重组；该法案随后被通过，其形式比前一年罗素、格莱斯顿提出的议案更具戏剧性，也更彻底。1832年的选举制度已经终结：此后一直到1918年，城市政治的规范已经建立（1884至1885年，各郡县的男性也获得了类似的投票权）。在1868年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自由党获得112个议会席位，以占绝大多数的优势赢得大选，再次证实其在1865年选举中所确立的主导政党的地位。事实上，1867年的《改革法案》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使得多数派保守党执政再次成为可能。但是这是1874年由迪斯雷利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这届政府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否定过去30年来自由主义的任何主要成就，当然也不会更改自由贸易的核心要件。

格莱斯顿第一届政府（1868—1874）的头几年里，这些改革的压力达到了顶点：到1874年，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提出的许多要求得到了满足。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自由党不仅取缔了爱尔兰教会的国教地位，还废除了强制性的教会税、“知识税”、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宗教考试，以及军职买卖；自由党对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以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育问题进行了立法；实行竞争上岗，放开了公务员招录制度；他们引入有限责任制，使资本主义对投资者来说相对安全。在这些改革举措之上，自由党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政策、适当的政府会计制度、最低预算以及削减开支。

尽管政治上一直存在拉锯和纷争，但这轮巨大的改革浪潮并没有受到严重阻碍。甚至确立圣公会的国教地位（完全捍卫其国立地位，一直是保守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核心号召力）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明确而有效地终结了：削弱圣公会的地位，在30年代还仅仅是一个激进的梦想，到了70年代已然成为现实，而且几乎没有遇到明显的抵制。保守党的最后一张牌，即无须选举产生的上议院，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延迟废除纸张税，推迟废除教会税、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及取消大学的宗教考试。有产权阶级和劳工阶级已经开始携手合作意欲大规模清理自由党掌舵的国家之船的甲板。

“自由贸易”成为主流思潮的时候，恰逢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从19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认为，自由贸易促成了经济繁荣，——但是经济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取消关税壁垒，可能只会对英国经济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但在全国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一大背景下，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刺激了所有阶层共同的创业热情。从数字来看，19世纪中叶的经济繁荣并不惊人，而且这里面还存在轻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似乎表明，20至50年代期间一直是当务之急的“英格兰状况”问题，可以或正在被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框架内运作的市场力量解决。即使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花饥荒”所造成的困境（当时英国棉纺厂的主要原料供应地是美国南部的种植园，美国内战切断了这一传统的原材料来源）也没有造成持久的政治影响；有产阶级感到庆幸，地方上的举措和自愿捐款，似乎足以让威斯敏斯特政府避免对兰开夏劳工的苦难承担任何直接责任（尽管实际上政府的贷款计划也起了重要作用）。

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英国经济在其复杂性以及产品和活动的范围来看，都非常出色。英国拥有丰富的早期工业经济的基本原材料——煤和铁；由于大陆国家需要进口英国的煤和铁，来为自己的工业化提供基本原材料，英国这两种大宗商品的世界性优势更为凸显。一个生机勃勃的制造业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从船舶和蒸汽机到纺织品，再到装饰维多利亚时代家居的林林总总的小商品；英国船只把出口的商品运往世界，让整个贸易世界都留下维多利亚的烙印。这种活跃的工业活动，依赖于坚挺的货币，以及一个有时候会失灵但相对比较稳定的银行系统；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银行系统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流动人口：城镇和乡村

到1870年，经济进步的浪潮造就了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国家和经济体。1851年，尚有人认为城镇的增长难以为继——而事实上这样的势头在加强。到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5的人生活在所谓的“农村地区”；也就是说，8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这个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得多，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保持不变。到1901年，超过5万居民的城镇有74个；伦敦（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称之为“大都市”）的人口，从1851年的230万增长到1911年的450万（如果算上所有郊区人口，则为730万）。增长最快的不是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传统“工业革命”城市，而是围绕工业中心地带形成的城镇群，如索尔福德（Salford）等。城市扩张的这些区域，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盖德斯（PatrickGeddes）所称的“城市聚集区”：一大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其中若干城市合并形成一个事实上的非农村单元。到1911年，英国有7个这样的地区；而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超过2个。它们是：大伦敦（730万人）、东南兰开夏（210万人）、西米德兰兹（160万人）、西约克郡（150万人）、默西赛德郡（120万人）、泰恩赛德（80万人）和中克莱德赛德（约150万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11年在本岛只有4000万人口的英国。一些城镇，如生产钢铁的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在半个世纪里从几乎没有人烟增长到12万人口。大多数这些“城市聚集区”都有一个不小的爱尔兰社群，因此这些地区的政治色彩比其他地方更偏向“橙色和绿色”。在19世纪末，伦敦和利兹也吸收了大规模的犹太社群，他们是如同爱尔兰饥荒一样凶猛的东欧“农村人口外流”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