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革命与法治2（第1页）
第八章革命与法治2
相比1831年的墨尔本或1819年的利物浦，皮尔更有人情味，更加圆通老练，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陷于低潮；运动在1848年的最后一次复兴，反映的是爱尔兰的痛苦，而不是英国工匠们的野心，也不是任何模仿欧洲革命的愿望。晚期的宪章运动不仅更带有爱尔兰特色，也更具实验性和多样性。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O’or）提出了土地安置计划，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死灰复燃，随之兴起的还有欧洲革命者的一些想法——因为许多欧洲革命者最终流亡到了英国。但无论朱利安·哈尼（JulianHarney）和欧内斯特·琼斯（ErJones）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友谊多么令人神往，群众性运动已告终结。以往的宪章运动分子仍然活跃在针对单一问题的各种运动中，例如禁酒运动、合作社运动（1844年的罗奇代尔先锋商店的源头就是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其他人则移居国外。许多以前的宪章运动分子，最终体面地进入维多利亚中期的地方政府担任公务员，或者进入新兴的地方报业。
“除非主建造城市”
1832年，从中东传播过来的霍乱席卷欧洲，在英国导致31000人死亡。1833年，议会投票表决，为基础教育拨款3万英镑。同时，约翰·基布尔（JohnKeble）在牛津大学宣讲“民族弃教”。这些事件只是恰好发生在政治改革时期（议会花在温莎城堡的马厩上的时间和金钱，要比教育经费多），但是它们是决定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人们理性界定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
霍乱肆虐凸显了城市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尽管其影响在农村同样致命。新工业城镇面积不大，人口密集，步行上班十分普遍。城市的土地使用与阶层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数量较少的有产阶层，在棉纺城镇可能占人口不到5%，却通常占有50%的土地面积。工人们一般住在工厂附近，或者靠近道路、运河以及后来铁路等交通方便的地方。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不堪，因为19世纪的城镇往往烟雾弥漫、臭气熏天。对于工人来说，这里的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都很贵。租一套过得去的房子，可能需要一个熟练工人每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结果贫民窟在老城区激增，如伦敦的贫民窟聚集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地下室”，苏格兰自治城的“地带”（lands），以及梅瑟蒂德菲尔的“瓷器区”（a）。不仅如此，地主和投机建筑商还制造了带有地区特色的新贫民窟，如约克郡的“背靠背”连排式公寓和窄小的“房间加厨房”或“单向筒子楼”公寓。在1870年之前，在格拉斯哥，70%的家庭住在这样的公寓里。
住房条件差，卫生条件会更糟。富裕的市民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出资成立委员会来提供水、排污和街道照明，以及一定程度的治安管理——结果这就让周边贫民的恶劣生存条件雪上加霜。中产阶级居住区使用新式抽水马桶，经常把污物排入劳工阶级居住区的供水系统中。
流行病的暴发，似乎成了劳工阶级的报复。被仆人和小雇员等大批穷人环绕着的富人们，平日里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现在却突然变得容易被传染。例如，1856年，日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坎·泰特（A。C。Tait）在卡莱尔失去了他7个孩子中的5个——都是死于猩红热。1831年，政府强迫地方贵族成立临时卫生委员会以对抗霍乱。埃德温·查德威克担心，由于家庭顶梁柱的死亡以及人们糟糕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多的人会沦为贫民。1840年，他代表济贫法委员会主持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于1842年发表。随着报告的出炉，以及随后发生的社会骚乱——更不用说新一轮霍乱暴发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在1848年出台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赋予市政当局建立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权力，委员会听命于三名公共卫生专员——其中包括了查德威克本人。除了边沁主义者之外，还动员了其他力量，如宪章派和激进分子，但可能更多的是保守党、职业人士和慈善家。阿什利勋爵（LordAshley）的表现，能体现整个卫生改革运动的过程。这位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ofShaftesbury）的人，可能是一位心怀偏见的低教会派托利党人——麦考利将他的风格称为“埃克塞特大厅的驴叫声”——但他继承了威尔伯福斯操纵公众舆论和精英意见的技巧，以获得有效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些技巧被用来帮助矿工、工厂工人、移居国外的穷人和贫民窟的居民。有些人认为行政改革具有自己的动力，不受议会行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议会对社会状况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官员（掌权的人）和像阿什利这样的积极分子，都具备制定自己的法则的力量，“保守党对历史的阐释”（对这种观点的称法有失公允）将议会和这两股力量进行了对比。但这只是对改革进程的部分解释。官员们的行为标准因部门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恪尽职守，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另一些人则代表了文官制度下公务员队伍轻松、懒散的作风。作为邮局高级官员的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e），仍然有时间每周狩猎两次，并且每年稳定发表1。7部小说。其中一部《三个文员》（TheThreeClerks，1857年），生动描绘了改革前死气沉沉的文官制度，也表达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改革者的奚落。
这是“地方自治”和职业专业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最强大的发端来自大城市，以及新一代在苏格兰受过训练的医生——他们正在从低端的外科医师兼药剂师成长为一支自我管理的专业队伍。利物浦于1847年任命了第一位卫生医疗官员；一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俗称存在各种社会危险的“一平方英里”）任命了活跃的约翰·西蒙医生（DrJohnSimon）为卫生医疗官员。到1854年，各地卫生医疗官员的任命，成为强制性举措。此举至关重要，因为不仅可以督促城市执行重大的供水、排水和贫民窟清洁计划，而且还能确保实施有关避免建筑和过度拥挤的规定。
新的工业社会对教育机构提出了质疑。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福音派人士汉娜·莫尔（HannahMore）认为，为了向孩子们灌输宗教思想，他们应该学习阅读而不是写作。亚当·斯密担心劳动分工会造成工人阶级的思维迟钝，希望通过国家教育来缓解这种影响。由于加尔文主义对苏格兰教会的改造，苏格兰有了国家教育；但在英格兰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在19世纪之前，英格兰有文法学校（多数是在宗教改革前成立的）、独立或“冒险”的学校和慈善学校。这些学校在质量上千差万别，且永远无法全员接受不断扩大的年轻人口，更不用说为新城区服务并提高教育水准。然而，在1800年前后，包括乔治三世在内的一些人，倾向于把教育作为预防革命的手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廉价的也因此具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根据兰开斯特（JosephLancaster）和贝尔（AndrewBell）所创立的“导生制”，高年级的小学生死记硬背课文内容，然后传授给低年级的学生——这种做法直接导致1808年成立了“英国和外国学校学会”（BritishandFnSchoolsSociety），以及1811年成立了“全国学会”。然而，这两次全国性的举动恰逢两股势力——一方是这两场运动的发起人非国教信徒，另一方是国教圣公会——的敌对情绪激化的时期。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宗教派别间的敌意继续凌驾于教育标准之上。
在受人资助的学校或“公学”的改革中，宗教对立只是英国国教的内部矛盾，并且不那么激烈。18世纪末，学校的条件尤其寒碜。但在1829年，广教派教士托马斯·阿诺德（ThomasArnold）在拉格比公学开展他的事业之前，情况有了改观。事实上，他的改革与1832年的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相似，但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对于那些一心要读大学的人来说，“人文教育”（拉丁文和希腊文）仍然占主导地位。“人文教育”曾经是为年轻的贵族子弟提供的、毫无实用意义的仪式化教育；但现在，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如在牛津和剑桥），它得以提升，开始为中产阶级子弟提供实用教育。中产阶级子弟的目标是为了获得资助、受到教育，进入各个职业行当；但其作用更为深远：引领其他中产阶级子弟去实践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到1842年阿诺德去世的时候，其他历史更久的公立学校已经在纷纷效仿他的模式。而铁路系统的扩展和1857年托马斯·休斯（ThomasHughes）的《汤姆·布朗求学记》（TomBrown’sSchooldays）的显著成功，对这场教育改革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学的改造为新一代改革者提供了范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在那里接受过教育的。与边沁派不同，他们没有制订一个高度统一的计划，而是谋求改造只对贵族和国教教徒开放的教育机构，使其为全社会服务。弗·丹·莫里斯（F。D。Maurice）的追随者（其中就包括托马斯·休斯）试图成为劳资纠纷的仲裁者。1848年，他们表达了“国有化”的理想，其必然结果是把劳工阶层纳入“政治社会”中。他们并不孤单。在布拉德福德，一位年轻激进的羊毛制造商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EdwardForster，曾经是贵格会教友）写道：
如果不对这些群众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不是所有阶级都认真努力让他们吃饱饭，那么迟早会发生动乱。但是我认为，防止动乱的最佳政治方法是让中产阶级同情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要求，并以此来反对工人们不合理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的女儿，也是学校巡视员兼诗人马修·阿诺德的姐姐。这个主张崇高思想和温和改革的“知识贵族”，其事业已经从福音派宗教转向政治活动。
阿诺德的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会派和圣公会自由派的传统，他们的原则是视教会为国家的合作伙伴，且神学教义必须严格服从这一关系。福音派崇尚宗教制裁，但其简单易懂的神学理论受到了自由派的攻击；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出台的时候，这种攻击似乎达到了**。教士们担心边沁主义潮流，或者无神论改革浪潮即将到来，约翰·凯布尔（JohnKeble）在牛津大学布道时，宣告了一股来自教士的抵抗力量，这种抵抗基于圣公会的使徒传统，即所谓“书册运动”（Traism）亦即牛津运动，并没有通过社会改革或“高教会派”形式来反对自由主义——这是英国圣公会传统的一种保守的、精神上的诉求。12年后的1845年，牛津运动出现分裂，包括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wman）在内的领袖们决定，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与罗马分开，于是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保持一致。虽然敌视牛津运动的人攻击它但运动还是通过像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E。Gladstone）这样虔诚的平信徒，以及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巩固了圣公会的精神。广教会派处境困难，因为它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欣赏宗教；而在英格兰教区，只有不到15的人参加他们的教会活动。1851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宗教人口普查表明，确实只有大约35%的英格兰人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虽然地区差异极大），且其中一半人还在“坐听”持不同意见的牧师的布道。1848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广教会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努力去接近劳工阶层——如果说有一个工人是被这个组织的领袖莫利斯（Frederiaurice）的神学所说服，那么就有10个工人是受他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Kingsley）的小说的影响；还有更多人是得到了切实的帮助，如勒德洛（JohnMalLudlow）为各工会做的工作，以及尼尔（EdwardVansittartNeale）发动的初期合作社运动。
英国国教徒至少拥有传统、财富和控制着广大的区域，而非国教教徒却没有这些。非国教不仅帮派分裂，而且常常被各统治阶级所猜忌。其中一些领袖，如循道宗著名的杰贝兹·邦廷（JabezBunting），试图通过保守主义来实现内部的团结一致。乡村和矿区的非国教教徒的标志是政治激进主义（南威尔士的变化尤为剧烈）；城市的精英阶层在政治上也非常激进，如一神论者或贵格会教徒。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谷物法》运动取得成功之后，非国教才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要求提高自己的公民地位，或根据“解放社”（Liberatioy，成立于1844年）的纲领，要求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有组织的非国教教徒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同时也是制造麻烦的）制度性作用，但它还是在逐渐损失自己，富有的非国教教徒正源源不断地转向圣公会。
在苏格兰，关于圣职授予权的争议，在1833年至1843年的“十年冲突”时期达到了顶点。最终，已确立的苏格兰教会被“瓦解”，同时新的独立“自由教会”建立了。1845年，《济贫法》出台，苏格兰教会的世俗角色很快就被解除。但宗教政治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困扰着苏格兰的中产阶级。
“隆隆作响的变革之辙”
然而，即使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19世纪40年代仍然是危机四伏的十年。英国工业仍然以纺织业为主，其产品市场有限，还要面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该行业资本过剩，每个新发明的采用都意味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商业萧条一轮比一轮严峻和持久。实际工资增长缓慢，或许不足以应对手工业的急速衰落，以及高昂的城市最低生活成本。马克思通过开办工厂的恩格斯的描述来观察英国的情况，对他来说，这只是当时状况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注定要断送在自己的资本剩余积累上；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工资越来越低的劳工们将起来，果断反抗资本主义。马克思应该会很认同雪莱的挑战：
起来吧，像雄狮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的枷锁，
像摇落沉睡时沾身的露珠——
他们只有几人，你们却众多。
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让事态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1845年、1846年和1848年的马铃薯枯萎病，破坏了爱尔兰人口增长的基础；1845至1850年间，100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845至1855年间，有200万爱尔兰人移居外乡。来到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移民，生活贫困，甘愿接受远低于英国人标准的工资，已经被视为具有爆炸性的力量。卡莱尔在他的《宪章运动》（1839年）中写道：
每一个愿意摘下统计数字的眼镜去看的人，都会发现在城镇或乡村……英国底层劳工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接近那些在各个市场上与他们抢饭碗的爱尔兰人……
革命并未爆发，主要是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和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多样化的经济。经济的主要的、在心理上也是最令人惊叹的工具是铁路。
自17世纪初以来，各种原始类型的铁轨将煤从矿井运到港口或河流；到1800年，英国全国各地铺设了大约200英里长的马匹拉动的轨道，规格和样式各不相同：先是木制的轨道，后来有了铁轨。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铸铁，从90年代开始使用更加可靠的锻铁“护轮轨”。当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蒸汽牵引机车：固定的低压机车拖着车厢上坡，而轻型高压“移动”机车可以在轨道上自行运行。1804年，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Trevithick）在威尔士展示了他发明的移动机车，这种机车很快在北方煤田得到采用。在北方煤田区，像乔治·斯蒂芬森这样“观摩”过机车的人，正在建造大承载力的边缘铁路；1800至1825年，由于煤炭产量翻了一番，对这种铁轨的需求使得靠马匹牵引的运输能力达到了极限。到1830年，在议会的授权之下，整个英国本土已经建成了375英里的铁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