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黄椅子（第2页）

其实，格里纳韦的表演和亚历山大的剧本都没有表达出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工作、枯燥的算术和头脑极度紧张。如果亚历山大不那么在意凡·高的智慧，他就会呈现一个更粗野的凡·高，那样反而更接近实质。亚历山大对孤独的心灵很感兴趣，而洛奇感兴趣的是沟通的失败。格里纳韦的表演达到了洛奇的要求，而对于亚历山大的要求，他则采用比较内敛的表现手法，他略显焦躁地挠了高更，还有提奥，然后又突然后退跟他们分开，这几个场景都令人印象深刻。亚历山大觉得这样的表演很好，但他怅然若失，有一种他所习惯的感觉丢失了。

戏刚落幕，威尔基就跑到后台，问候洛奇和亚历山大。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从剑桥来的那帮人都得到邀请，前往夏洛特街的贝尔多瑞利餐厅参加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的庆功晚餐。弗雷德丽卡和拉斐尔一起乘坐出租车前往那个餐厅。拉斐尔没有对戏剧发表评价，但是，对于这么唐突地参加人家的庆功晚宴，他感到非常焦虑，他多次想叫出租车司机掉头去利物浦街，或者干脆下车，让弗雷德丽卡一个人去赴会。弗雷德丽卡说他必须去见见亚历山大，这是她的梦想。她曾经在亚历山大创作的《阿斯翠亚》中出演伊丽莎白。拉斐尔没有听说过《阿斯翠亚》，也不想摊上什么麻烦。对于弗雷德丽卡演过伊丽莎白，他倒是很有兴趣，还问她有没有遭遇像《酒神》那样的尴尬。弗雷德丽卡说：“那时候，我对亚历山大爱得死去活来。”

“他知道吗？”拉斐尔问。他不经意间表明，他认为爱情的正常状态应该是双方都不明说，彼此不明白对方的心意。

“他知道，我肯定。”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但没有结果，”弗里德丽卡匆忙说，“或者说，结果很恐怖，我自己放弃了。”

“是吗？”拉斐尔说，“那么，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去参加那个派对。”

庆功晚宴被安排在一个包房里，里面有四张长长的桌子，靠着墙绕了一圈。基本上是演职人员坐在一头，剑桥来的客人和剧作者的朋友们坐在另一头，但不知道埃莉诺·普尔怎么会坐在保罗·格里纳韦的身边，她的手一直轻轻地摸着桌布。弗雷德丽卡因为拉斐尔闹别扭迟到了，她发现自己被安排在格里纳韦旁边的那一桌，就在亚历山大的对面，亚历山大坐在角落里，他看起来很疲惫。弗雷德丽卡率先介绍拉斐尔。

“亚历山大，这位是拉斐尔·费伯。圣迈克尔学院的教授。我去听过他关于马拉美的讲座。他是个诗人。”

亚历山大介绍了坐在他旁边的马丁娜·萨瑟兰。穿着黑色连衣裙、围着白色小围裙的黑头发女服务员端来了白葡萄酒烩青口贝和牛油果、虾和烟熏鳗鱼和肉酱，他们都吃得精光。弗雷德丽卡一直想找机会跟亚历山大说自己很喜欢灯光效果。亚历山大的话不多，拉斐尔也没说什么，马丁娜侧身靠近他，在灯光照射下，黑色镂空领口内两个长满雀斑的**若隐若现。

“费伯博士，您觉得这部戏怎么样？”

拉斐尔看着盘子，正忙着用刀叉切熏鱼。他急忙回答，但没有抬头。

“我对凡·高不是非常了解。”他说。

“这应该不妨碍您欣赏戏剧。您为什么不喜欢凡·高呢？”

马丁娜的职业就是套话。亚历山大知道，她会用专业的耳朵倾听费伯的回答，她会判断他是否言不由衷，是否意犹未尽，他在广播界是否有前途。亚历山大的耳朵也修成了专业的素养，在费伯的回答中，他关注的是他怎么说，而不是他说了什么。

费伯还是没有抬头，他把刀叉放到一起。

“我不认为他在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也许是因为他太任性，太自以为是，个性使然吧。当然，这种个性最能吸引剧作家。诗人里尔克曾经说过，凡·高的书信有催眠的效果，最终对他和他的艺术都不利。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行为和作品辩护，仿佛不经过辩护，他的作品就不成立。他总是想证明什么。里尔克指出，与更伟大的艺术家塞尚相比，凡·高只算是一个有点艺术理论的人。他发现了颜色的互补关系，但他因此创造了一种教条式、形而上学的绘画方式，还声称绘画能起到‘抚慰心灵’的作用。我认为这恰恰是他痴迷宗教、崇尚说教的体现。他说过，光环象征永恒，而他要再现光环。他是一个后基督浪漫主义者，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一直在自己折腾自己。”拉斐尔的上唇卷起来，轻蔑地说，“凡·高是个性最强的艺术家，但缺乏最重要的清晰和无私。谈到塞尚时，里尔克再次提出了这一点。他称赞塞尚不因为‘我喜欢这个’而画，而是因为‘它就在这儿’，实际上，他是在借塞尚批评凡·高。凡·高始终缺乏这样的见地。这部戏将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人有点反感。”

弗雷德丽卡插不上话。马丁娜很勇敢。她仍然用专业的眼光审视着费伯，欣赏着他的雄辩。

她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亚历山大写出艺术家的无私。戏剧需要个性，适合讲述奋斗和冲突。你对这部戏有什么看法？”

拉斐尔似乎很耿直，他所说的话好像都与在座的男男女女无关，令人感觉冷冰冰。如果是在圣迈克尔学院，在他家里，弗雷德丽卡喜欢他的这种耿直，但这是在贝尔多瑞利餐厅，大家正觥筹交错，他的耿直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觉得这部戏将凡·高的有趣之处庸俗化了，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故事追溯到了他的母亲，强调了他和弟弟提奥的共生关系。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没有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错失了太多的机会。哲学家海德格尔106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了凡·高的靴子的实质和意义，诗人阿尔托也说过，凡·高的精神病是社会误解艺术的后果。但是，这部戏剧并没有体现出思想或文化的意义，观众只看到了人物关系和舞台灯光，恐怕这是一部典型的英式戏剧。它表现了——怎么说呢，一种英国自然神秘主义，我可能无法欣赏，因为我不是英国人。你们总想把凡·高吸收同化到英国的传统里面，但我认为，在英国的传统里面，绘画灵感来源于布莱克和塞缪尔·帕尔默，而写作的灵感大多来自波伊斯和劳伦斯等小说家。凡·高认识伦勃朗，很了解印象派，但凡·高不是英国人。英国人很容易对玉米和花朵这类景物产生兴奋，他们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这是十分狭隘的艺术。

“关于诗体，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再想用五步抑扬格写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当今的主流是乔治诗人引领的伪浪漫主义狂想曲。我不认为凡·高作品的意义能用田园牧歌式的狂想曲来表达，但我的看法也许是错的。”

“好吧，”马丁娜无言以对，她冷冷地说，“您真会说。”

拉斐尔抬起头，他有点紧张，眉毛上方的头发在颤抖，肩膀僵硬，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他环顾一周，就像一个被恶作剧吓坏的孩子，然后，脸上又恢复了严肃思想者的表情。弗雷德丽卡转眼看看亚历山大，他看着拉斐尔手足无措的样子，虽然表面上很有耐心，其实早就对他心生不满。

“您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亚历山大说，“现阶段，我说不清这部戏是不是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存在您所批评的英式毛病，那也不是故意的，但我知道我也许存在这样的毛病。在某种程度上，舞台表现确实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但这一定会干扰主题表现吗？我以为……”他没法说完这句话，“算了，这不重要。”他说。马丁娜温柔地拉起亚历山大放在桌布上的手，紧紧地握住。

看到自己心爱的人遭到言语攻击，弗雷德丽卡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想到自己该如何反应。她怎么都不觉得自己处于对抗的中心。她一开始是替拉斐尔担心，拉斐尔在出租车里就紧张地说他不想贸然去参加这个庆功宴会，当他意识到自己破坏了晚宴的喜庆氛围，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后来，她看到马丁娜·萨瑟兰对亚历山大的亲昵举动，便心生嫉妒。弗雷德丽卡看着拉斐尔，她一直都非常尊重、顺从拉斐尔，这跟她对亚历山大的感情不一样。她既想在众人面前维护他，避免他因失态遭受攻击，又想狠狠地扇他一巴掌。至于亚历山大，她不再质疑他创作的戏，她认为这部戏记录了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战斗。她说：

“拉斐尔，其实您跟凡·高一样，希望您别再说‘我爱这个’或‘我要这个’，希望你多说‘它就是这样’。做不到的人，无权批评别人。”

“你怎么知道？”拉斐尔问，“你知道，在天才面前，普通人不能停止思考和判断。”

“是这部戏剧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很好。”

“你是个好人。”拉斐尔说。正是拉斐尔最后这一句莫名其妙的刻薄评价，让弗雷德丽卡的注意力再次转向面带微笑的亚历山大。他虽然很疲倦，却仍然微笑着，不生气，很温和。弗雷德丽卡很想对他大喊一声“我爱你”，但是，他的手握着马丁娜的手，抚摸着她的指尖。这并不是下意识的动作，而是有意识地表达着爱意。

后来，在剑桥，当关于这部戏的评论被发表时，她想通了更多的事情。总的来说，评论家对亚历山大充满敌意，尽管他们对洛奇和格里纳韦比较宽容。她还发现，有些批评家受到了新兴主流舆论的左右，纷纷批评亚历山大不该把艺术、过去和个人作为创作主题。后来，这个舆论在《演艺人》中得到了体现。他们认为，凡·高是属于普罗大众的画家，托尼·沃森专门在《剑桥评论》发表了长篇大论，聪明地引用了拉斐尔关于阿尔托和海德格尔的观点。

弗雷德丽卡琢磨过拉斐尔的观点。他说塞尚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而画，而是因为“它就在这儿”，这句话很正确，有智慧，正因为如此她才喜欢拉斐尔。但是，情况已在悄然改变，在剑桥最后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她愈加频繁地感觉到，拉斐尔在她的眼里已经不是爱的存在。拉斐尔根本不了解亚历山大却肆意批评他，弗雷德丽卡曾经爱着拉斐尔，所以无论他说什么，她都很高兴地接受，可是，如今她决定不再容忍他对亚历山大的恶意。她引用了《新约》的话批评拉斐尔不守规矩，耶稣说过，“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耶稣也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他贬低凡·高，说他只会理论，他自己又有什么成就呢？他批评“个性化”绘画和写作，但他自己的写作却是最个性化，最经不起推敲，等等。评判的阀门一旦松动，自然很难被关上。结果，当《时尚》杂志写信邀请弗雷德丽卡前往海德公园酒店与十二名决赛选手共进午餐时，她欣然接受了。

《黄椅子》公演后的两三个星期，她跟往常一样疯狂地爱着亚历山大。她像是受到了诅咒，又像是晕车，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她想起了桌布上握在一起的那两只手。《时尚》杂志寄来邀请信时，她想起要给他写信，要求见他一面。要不是这时奈杰尔·瑞佛刚好出现，提议他们去伦敦玩一天（如果她也去伦敦的话），她也许就写了这封信。在午宴的前一晚，她计划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家里。上火车后，她就一直惦记着要去买一顶帽子，她觉得去参加午宴一定要戴一顶帽子。同时，她又很担心奈杰尔·瑞佛。于是，亚历山大渐渐从她的心里淡化，她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他只是她的一个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