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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930年前后的文学繁荣期

新小说

很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出现的作品至今都被认为是杰作，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134]从五四运动开始，中短篇小说成为作家们最重要也最喜爱的创作形式，并且始终是占据核心地位的表达形式。长篇小说也很快跻身其中，但“长篇小说”的概念与早前一样，涵盖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这种主要按照篇幅来划分的体裁实际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叙述和表现形式。这些长篇小说依然受到旧小说传统的影响，经常将许多小故事罗列在一起，各个部分之间缺少联系。在旧小说中，实际只有《红楼梦》有内部结构，并且这类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者会将自己置于故事讲述者的角色中，喜欢滑稽的情节，并多是出于讽刺的目的，作品中会讲述不同人物的过错和他们最终受到的惩罚。

在这种直到现在依然不间断的传统中，五四运动之后的长篇小说是一个例外。[135]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很多中国文人放弃了这种讲故事的习惯，转而成为真正的作家。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当时的很多小说将人物的经历放在了作品的主要位置，将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数郁达夫的小说作品，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巴金在小说《家》中虽然完全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形式，但这部作品依然带有非常清晰的自传特征，特别是在老三觉慧这个寻找新世界的革命者身上。不过，还是有一些作家成功摆脱了这种对于自传体描写的迷恋，而他们作品的文学质量也因此而提高。与这种新的长篇小说类型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等。在他们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作品中，这些作家创造了许多让人难忘，同时又具有实验性质的人物形象，例如茅盾《子夜》中的肥皂厂老板吴荪甫，或是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

尽管与旧小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新元素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用以表达人物个性的对话越来越多，同样显著的变化还在于对悲剧性人物的偏好，从中折射出了人们对中国羸弱落后的认识以及对外国列强入侵的屈辱感。新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吸引到广泛的读者群，且吸引力经久不衰，应该说与这些作品将新元素与传统叙事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密不可分。

在城市中，这些新小说部分地替代了在之前20年里非常受欢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但依然有相当大一部分读者喜爱那些能够转移注意力的消遣文学，特别是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例如林语堂主编的幽默杂志就非常畅销，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读者依然众多，简单易懂的英雄小说也受人追捧。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一些坚持五四运动传统的作家批评这股肤浅的、追求幻象的潮流，虽然他们也不得不正视自身群体内部的意见分歧阻碍了对这种被指为落后的文学形式的抵制，例如鲁迅就曾经在1931年说到过这一点。[136]由此我们还能够看出，五四运动引起的文学发展潮流不仅在开始阶段就局限于城市精英群体之中，此后也基本保持着这个特点。

新小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茅盾，他是五四运动的先驱，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37]但他一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并非是因为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是作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之后又作为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他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推进者和代表人物。1927年秋季，已经31岁的沈雁冰开始创作文学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仅用了6个月时间就写作完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时候，沈雁冰用了一个新的笔名“矛盾”。同为文学家，以叶圣陶这个名字为人所知的叶绍钧将“矛”改成了“茅”，名字的意思也随之改变。这部小说与之后不久发表的《动摇》以及《追求》共同构成了三部曲《蚀》。在作品中，茅盾讲述的是革命失败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在这个三部曲之后，他同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虹》的开头部分，1930年，这部小说以书的形式出版。[138]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女性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5年“五卅惨案”之间的经历。年轻的女主人公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理念、主义，她自己也为了自我解放而抗争。除长篇小说外，茅盾还创作了几部中短篇小说，内容都是围绕爱情这个话题。1929年夏天，这些作品以《野蔷薇》为题出版。[139]1930年之后，茅盾的工作受到他自己参与组建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因而更加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关注社会最底层以及贫穷的、负担沉重的农民。例如他的小说《春蚕》（1932年）、《林家铺子》（1932年）和《当铺前》（1932年），这些作品对后来短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茅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集是1933年出版的《春蚕》。[140]后来的小说集《烟云集》（1937年）中已经有几篇讲述日本侵略的作品。

茅盾在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子夜》（1933年）里[141]，以1930年初夏的两个月里发生的事为线索，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主人公是代表了中国民族工业家的企业主吴荪甫。经济危机使他陷入困境，他试图通过股票投机生意自救，为此，他挪用了工人的工资，后来引起工人罢工。一开始，他平息了罢工，但后来还是输给了与外国资本合作的竞争对手赵伯韬。小说的人物有吴荪甫的舅父地主曾沧海、曾沧海的儿子、因为投机而彻底破产的冯云卿、诡计多端的寡妇等；还有一些人物，例如奋起反抗的工厂女工，这些人物的存在使得小说对当时上海的描述变得丰满。小说的人物更像是一些代表各自所属群体的典型例证，而非个体。小说的开端非常精彩，吴老太爷坐车穿过上海的街道以及他最终的死亡就像是整部小说的微缩，这一段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第一回中的甄士隐，以及刘鹗《老残游记》开端中老残所做的那个梦，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整体社会状况的影射。

抗日战争期间，茅盾在作品中谴责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例如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务组织的《腐蚀》（1941年）。[142]小说讲述的是1940年到1941年之间发生的事，采用日记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当秘密警察的年轻女性的遭遇。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占据了重要位置。在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决定脱离秘密警察组织，并且帮助另外一个年轻女性免于被这个自己所痛恨的组织利用。

茅盾擅长自然主义的环境描写，他的作品特别注重突出城市与乡村、老年人与青年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区别。在他的作品中，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描述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这些人物都带有一些悲剧性的色彩。茅盾本人实际上对这个阶层有更强的认同感，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农民。不过，在这一点上，茅盾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实际上是一样的。

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2005）是四川成都人，在巴黎求学期间（1927年至1928年），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欣赏两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政治观点，所以从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笔名。[143]巴金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官宦家庭，曾经翻译了很多俄语及其他语种的诗歌。他的文学创作虽然明显受到了法语和俄语小说的影响[144]，但他本人刻意地淡化了写作的技术层面，并将自己当作自己情感的表达工具。1932年，他在一封写给《现代》杂志的信中这样说道：

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去写小说的。[145]

巴金的早期作品中还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对主人公的塑造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目的并不明确，例如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1929年）。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杜大心遭受过双重的心理伤害，一是他不能娶自己所爱的表妹，二是他母亲的死。于是，他在革命中寻找幸福感。但是当他的一个同盟者被公开处决后，被处决者的身上发现了杜大心撰写的传单，这时，杜大心决定刺杀一个将军，随后自杀。

不过，巴金的作品后来慢慢具有了批评和现实主义的特点，旨在批评传统的家庭制度，这一点在描述年青一代情感与理智之间斗争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特别是在“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中[146]。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时中国青年的觉醒。

这些小说出版的时候，小说中的反传统和个性解放这些流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当时知识分子讨论的核心，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巴金很快就跟其他一些左翼作家一样，放弃了资产阶级的小环境，转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投入民族抵抗运动中。他的抗战三部曲《火》（1941年至1945年）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巴金其他重要的小说作品还有《憩园》（1944年）[147]和《寒夜》（1946至1947年）。[14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巴金除了创作小说，还创作了报告文学，描写的内容既有抗美援朝战争，也有新社会的方方面面。[149]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1966），满族人，他以用北京口语创作的讽刺文章而著称，通过他带有自传性质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对他有了很多了解。[150]1924年至1929年间，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中文教师。在此期间，他受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年，这部小说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这部小说由一个个小故事串成，这种结构是老舍早期小说的共同特点。在英国期间，他还创作了另外两部小说作品，这两部作品同样是充满了幽默和讽刺，其中《赵子曰》的内容可以总结为“对主人公的反向塑造”；《二马》[151]写于老舍离开伦敦之前，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对生活在伦敦的父子老马和小马，批评了老马对过去的美化，也批评了小马的年少轻狂。

回到中国后，老舍在友人的鼓励下又创作了两部小说，分别是《大明湖》和《猫城记》（1932年）。[152]他很快就放弃了说教性的讲述方式，重回幽默讽刺的风格，《离婚》[153]这部作品就带有这样的特征。《离婚》与老舍《月牙儿》[154]等许多小说作品一样，发生地都是在北京，例如1939年出版、后来经过修改的《骆驼祥子》[155]，这部小说是老舍最著名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深受人们喜爱。在《骆驼祥子》中，为了集体主义理念而放弃了个人世界观的老舍用感人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年轻人力车夫祥子的努力和失败。祥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一心想挣来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但是作为个人，他无法抵挡丑恶的环境，最终落得失败的结局。

除了长篇小说，老舍还创作了大量的中篇小说，以及内容经常为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明显的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影响，也能够看到狄更斯、约瑟夫·康拉德等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参与创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了能够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他开始创作剧本，其中以《残雾》（1939年）和《国家至上》（1940年）最为著名。他的小说三部曲《四世同堂》完成于1947年，但直到1980年才完整地出版。在这部小说中，老舍描写了北京被日本占领期间一些普通市民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老舍担任了一些文化方面的重要职务。他重新开始剧本的创作，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例如《龙须沟》（1950年）[156]、《西望长安》（1956年）[157]、《红大院》（1959年）和《全家福》（1959年）。老舍最成功的剧本当数《茶馆》（1958年），这部作品用一个茶馆中发生的故事，抨击了旧中国社会制度对人的迫害。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正红旗下》[158]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讲述了世纪之交时北京人的生活，但是这部作品没有完成，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出版的。

胡也频的小说《光明在我们的面前》（1930年）的发生地也是北京，这是他被国民党枪决之前的最后一部篇幅比较长的作品。在小说中，胡也频讲述了几个人对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事件的不同反应。这部作品想要表达的是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从篇幅上来看，艾芜的小说《春天》（1937年）只能够算作是中篇小说，这部作品创作于1936年，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评价，作品讲述了四川一个村庄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之间的对立。艾芜的第二部重要小说作品同样发生在乡村，《山野》（1948年）讲述了抗日期间中国南方一个山村中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

一些作家在选择素材时，会选择清朝统治走向崩溃的时期作为时代背景，例如因翻译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而为人所知的李劼人（原名李家祥，1891—1962）以家乡四川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1936年）、《暴风雨前》和《大波》（1937年）。

钱锺书（1910—1998）在牛津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于1938年回到中国[159]，并因1947年出版的讽刺小说《围城》成名，这部小说被誉为“中国新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160]不过，钱锺书在反讽方面的造诣，早在1941年就已经在他的散文随笔《写在人生边上》中有所体现。

《围城》以主人公方鸿渐1937年返回中国开篇。时年27岁的方鸿渐四年之前去欧洲求学，但学无所成，后来写信从纽约买到一个博士学位。在一些曲折之后，方鸿渐与来自上海的年轻女教师孙柔嘉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小说的标题《围城》就是对婚姻的一种比喻，一次，在饭馆聚餐的时候，痛恨女人的哲学家褚慎明讲到了自己与交好的罗素在谈论婚姻时的一次谈话：“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在座的年轻女子苏文纨则引用蒙田的话补充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61]不过，这个比喻并不局限于婚姻。在小说中，这一比喻实际延伸到了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指的是一些人摆脱各种失败关系的愿望。对于这些关系的批评在小说中经常占据主要位置，例如对三闾大学——这是方鸿渐和其他人历尽旅途辛苦要去教书的地方（旅行在这部小说中是一个结构要素）——校长的描述。[162]

除《围城》之外，钱锺书还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1946年以《人·兽·鬼》为题出版。[163]1948年，钱锺书出版了论文《谈艺录》。他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其他成果一开始并未能够发表，直到1958年，他才出版了《宋诗选注》。[164]钱锺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的研究，被收录在了极具启发意义的笔记体专著《管锥编》中。[165]

位于传统和西方范例之间的诗歌

从19世纪末开始，诗人们就面临着如何超越诗歌传统，摆脱传统上的诗歌形式的要求，同时又创作出“中国诗歌”的任务。在诗歌领域，过去就不断出现对僵化形式的摒弃，此时又出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诗歌方面的各种尝试和新的潮流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对海外诗歌，特别是欧洲诗歌的接受，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中国动**的政治局势以及人们关于诗学方面的讨论，而这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有黄遵宪和胡适。[166]然而，促使诗歌形式创新的真正动力并不是什么宣言，关键是要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文学氛围。所以对大部分诗人而言，旅居欧洲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167]选择哪一个国家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区分出受到英国、法国或德国影响的诗人。[168]

虽然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每个作家的个人发展轨迹，但中国诗歌的发展还是大致能够分成以下几个阶段的，这些阶段与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诗歌的肇始从胡适1916年提出的文学改革纲领开始，随着1925年之后文学领域的讨论愈发激烈，诗歌领域也出现了转折，诗人两极分化更为明显，一边是左翼作家，另一边是那些始终希望维持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日本侵占东北地区之后，这种内部的矛盾相对弱化。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量知识分子爱国情绪高涨，这个矛盾几乎完全消失。不过，即便是在1937年之后，我们还是要区分那些完全专注于抗战诗歌的诗人，以及那些始终将审美原则，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在新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置于爱国之上的诗人，尤其是在解放区，1942年之后的诗歌完全呈现出另外一个发展脉络，与民间传统保持关联成为解放区诗人的职责，而作家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个人的独立性。

且不论“现代性”这个概念在西方国家本身就有争论，克服传统的各种努力以及在保持中国特性的前提下模仿西方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性”。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也提出来过。[169]不过，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表达媒介能像诗歌这样，与时代息息相关。早在1916年，胡适就开始在自己的诗歌中尝试实现自己提出的要求。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但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1919年，他在为这部白话新诗集所作的前言《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170]中重申了自己对新诗提出的理论要求。胡适的这些理论观点被很多诗人运用在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其中就包括诗人、文学理论家朱自清[171]，1923年，他在《小说月报》[172]上发表的哲学诗《毁灭》就非常受人推崇。

相比小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在诗歌领域表现出更强的反传统意识，这一点无论是在胡适或康白情的早期诗歌中，还是在冰心的诗作中都有体现。但是有不少人很快就放弃了，例如康白情，他在1923年之后又重新开始创作传统诗歌。尽管如此，依然不断有人探索新诗，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新月社以及与该社来往密切的那些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