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第1页）
39。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
鲁迅
由于西方思想和范式侵入，随之开始的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基本上与五四运动的时代同时。文学的革命，以1916年起胡适和陈独秀的纲领性论文为标志，产生了新的感知现实的形式，该形式尤其突出自己的人格和某种内在性，以至于这个时代的作者也被称为“浪漫的一代”。然而，这些作者的脾气秉性迥然不同，他们的经验以及所有对他们构成过影响的经历也大相径庭。因而，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领域产生出某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自此不再有了的。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人承袭这个时代，并非任意之举。[89]
周树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立者，有时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他在1918年才开始用笔名鲁迅。[90]1881年9月，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曾经殷实，但在他少年时已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初于江南水师学堂及矿务铁路学堂学习。1902年，公费赴日本学医。与同辈的多数人相同，鲁迅很早便要面对中国为外国列强欺凌的状况。
当时，在日本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在这里，鲁迅认识到：比之身体上的健康，对于中国的兴盛来说，他的同胞的意识上的改变更为重要。关于这种态度的转变，鲁迅后来写道：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1]
鲁迅的这番话，总被援用以说明他主要是出于爱国原因转向文学的，这当然是对的。发起文学运动的计划固然失败了，鲁迅暂时专心于古碑古籍，发表学术论文，翻译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他的根本志向始终是坚定的。
当然，鲁迅也有怀疑，也清楚唤醒熟睡者的危险，他这样描述这种危险：
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92]
1909年，鲁迅回国，先在故乡浙江任教。在这里，他研究民间文学，搜集佛教书籍。他的第一篇现代小说《怀旧》也作于这时，作者于松散地连缀起来的画面中记述了自己的童年。1912年，他应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868—1940）之邀，任教育部部员。是年，教育部由南京迁往北京。在北京，鲁迅生活至1926年底。
多年里，鲁迅撰写散文，研究文学。至1918年5月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刊行于《新青年》，他才广为世人所知。这篇小说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因这篇小说，鲁迅成了现代文学之父。
1923年，鲁迅首部小说集《呐喊》出版，《狂人日记》则为该小说集的首篇。这部小说集还收录了其他14篇各具特色的小说。这些小说于1918年至1922年间写成，且均已在报刊上刊印过。[93]其中，《孔乙己》与《阿Q正传》最为世人所称道。另一部小说集《彷徨》于1926年出版，共收11篇小说。1936年，在鲁迅因未及时治疗的肺疾病逝之前的几个月，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刊行。在这本集子里，他对于中国夹在旧社会和未来新道路之间的处境的担忧，表现得尤为清楚。
《狂人日记》的标题取自果戈理，小说节录了虚构的患迫害恐惧症的昔日良友的日记。日记以这样的话结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94]
在狂人日记的背后，是关于旧社会吃人本性的论断。小说中表现为个人的疾病，实际却是对传统的揭露，这种传统以“仁义道德”自诩，其代表将任何反对自己的人都打上“狂人”的烙印。但作者不肯屈服于这种判决，他呼吁所有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95]《狂人日记》是理解鲁迅全部文学作品的钥匙。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同时表达了对旧社会及其道德的批判，以及他对于人的未来及其可变性的希望。这样，他承袭了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是可教的。《呐喊》中的其他小说，包括《孔乙己》（1919年）、《药》（1919年）和《明天》（1920年），它们的作用在于祛除过去的魔鬼，作者自己也受到了这些魔鬼的折磨，是作者无法忘记的。与狂人的不屈态度相反，鲁迅笔下的多数人物是旧社会以及自身无能的牺牲者。
鲁迅想达到的是消除文学与生活间的距离。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写实主义已被奉为范式。鲁迅常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叙述者不干预，不是全知。在这些多数短小的作品中，只有少数人物登场，所记也是短时间内（往往只是寥寥几日内）发生的事，叙事者的作用是将读者带进故事中。[96]
至于作家能有什么功用，鲁迅是表示怀疑的，他也不大相信许多同辈所抱有的幻想，认为作家可以是百姓的喉舌。1927年，他在演说中这样说：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97]
鲁迅在其1920年刊行的小说《一件小事》中描写了这种旁观者的处境及与之相连的憋闷。
鲁迅的杰作是于1921年12月写成的小说《阿Q正传》。通过对可笑、可怜的阿Q与地主阶级成员的关系，以及与普通村民的关系的描写，反映出清末农村的状况。主人公没有确定的亲属，由于没有确定的姓名，便被唤作阿Q，他也没有自己的家，在未庄做短工为生，他是清末民初之际的中国的写照。革命没有发生，旧制度依旧存在，因为人的意识没有改变。阿Q总是充满讥讽和鄙视，对自己却又总是十二分的赏识。最穷困的他，如此不现实地高估自己，且不把任何村民放在眼里。
即使受尽屈辱，阿Q仍觉得自己是胜利者，相信自己是最了不起的。如此，他便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他虽渐渐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在城里时，他还亲眼见过革命党被杀，名之曰“好看好看”，自己却不反对投向革命党。一名旧地主阶级的机会主义者，如今站在了共和这边，否认了他的革命资格，但阿Q也没反对。他幻想“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喊他同去革命。他的幻想却未实现。相反，因为一桩与他无关的抢劫，他被送上了法庭。最后，完全无知的他在供状上画了圈。让他自己失望的是，他的死并不壮观，因为他被枪毙了，没有被杀头。借阿Q的形象，鲁迅让他的同辈看清了自己的面目，而虚假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恰恰在许多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的自欺欺人，不久遂被斥为“阿Q主义”。
1926年3月，抗议的学生遭到屠杀，鲁迅因支持学生而被北洋政府追捕。是年8月，他离开北京，先在厦门大学，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但几个月后，他便迁居上海，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上海，并且保持着与当时的政治潮流及党派之间的距离。除了1930年，鲁迅参与创立左翼作家联盟。尽管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鲁迅自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切同情，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他的对国民党非人道政策的谴责，未使他失去精神上的独立。
文学会社派系纷杂，公开争论日增，杂文随之盛行。公认的杂文家是鲁迅，特别是在迁居上海后，他便致力于杂文创作[98]，那时，他真正的文学创作的阶段实际已经过去了。鲁迅自写短篇小说起便练习杂文，多具社会指向和讽刺的口吻。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而言，杂文是他们常用的武器；非左翼的作家，比如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专心于小品文，他们多仿效17世纪的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范式，把小品文看作性灵的抒发。作这种有时流于感伤的文章，并在林语堂[99]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除去周作人，还有俞平伯和朱自清。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家中，没有比鲁迅更受注目的了。[100]鲁迅逝世后才两年，20卷本全集遂刊行。在世时，他反复遭到来自各方的敌视和攻击。1936年，还与周扬因争论“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问题而绝交。鲁迅最终被塑造成崇拜的对象，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称鲁迅为文学家和革命家的典范，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鲁迅在路线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定论，其主要依据是他的杂文及言论曾被用作对抗右倾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武器。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末对鲁迅进行了重新评价，新的评价开始，鲁迅早期的小说（而不是杂文）再次占据中心地位。
作家的明确立场
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的繁荣因国共决裂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斗争而告一段落。战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之后的内战也持久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个人的强调为社会变革的主题所取代。左翼之风席卷文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成为文学的题材，浪漫的写实主义为社会的写实主义所替代。
面对这种普遍的趋势，只有少数作者保持独立，最成功的还是那些自视为欧洲现代主义传统继承者，特别是波德莱尔、魏尔伦或兰波的继承者的作家，比如李金发（1900—1976）、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和邵洵美，他们聚集于1932年至1935年间发行的《现代》杂志周围。面对日益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许多作者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社会分析。他们主要依据的是苏俄作家的范式，比如高尔基、法捷耶夫和绥拉菲摩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