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变革与告别旧的道路1850年以后 37 连载小说与公共领域的新形式（第1页）
第七部分变革与告别旧的道路（1850年以后）37。连载小说与公共领域的新形式
转向主观主义
自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起，中国因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而遭受了屈辱，这在中国的受教育者中造成了思想危机，这种危机也体现在了文学中，文学日益成为表达对国家状况以及对国家和官僚腐朽的愤怒与不满的媒介。比之鸦片战争的后果，在受教育者的意识中，中日甲午战争中所经历的失败的耻辱影响更深。中国孱弱的原因，多被看作一种疾病，需要治疗，需要脱离那些陈旧的结构。由此产生出的反对传统的基本情绪，将成为自那时起直至今日的文学的特点。
但是，人们并不是在寻找客观的标准，然后用这种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弊端，以这种标准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相反，个体的看法被推至中心地位，自我成为主题。在这种转向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过程中，个人的生活和命运被过分突出，与社会整体构成对立。这种个体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特征，同时构成传统文学与此后专为意识形态而服务的文学间的过渡，后者因其自身的特点，不能真正容许这种主观主义的存在。
其他影响文学发展走向的因素，是当时存在着的诸种结构性变化，特别是19世纪末创办于沿海城市的报纸及期刊。它们首先给西方的以及新建的中国企业充当了新闻载体，除此之外，它们也谋求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尝试通过刊印短篇小说和连载小说来留住这些读者。随着传统科举制度被西式学堂所取代，旧的仕宦阶层可能消失，而知识阶层的年轻成员开始寻找新的方向。这些新的方向，他们可以在学社和其他团体中，以及在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无拘无束的艺术家生活中找到。对西方思想和观念的到来，以及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困惑，但多数人的反应是热情和开放的。20世纪的“新”文学，多被等同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萌芽于19世纪末。[1]这种文学以政治和社会题材为主，关注个人感情和私人关系。因与欧洲早期浪漫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文学也被称为“浪漫的”文学。[2]
中国的知识分子愈发感觉，王朝已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因此不再求之于国家及作为其代表的皇帝，而是转向中国社会，最后转向国民本身。他们希望能在国民中产生某种革新。通过舆论，他们尝试向政治施压。
19世纪末，现代中国日报的产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最有意思、影响也最为深远的现象之一。[3]这些媒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强度和速度，某种大众文化开始形成。在这种发展中，英商美查（ErMajor）创办的《申报》在许多方面充当了先驱者的角色。作为最早的日报，它制定了标准，但仍表现出作为新生事物的种种缺陷。《申报》于1872年创刊时宣布该报不只可以被士大夫欣赏，农工商亦皆能通晓。1876年，《申报》发行了面向劳动者和女性的《民报》副刊，这是最早的白话报纸。与之类似的早期报纸是《演义白话报》（1897年创刊）。随着白话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同时也因新思想的涌进，为新内容创造新表达成为必要。从1913年狄文爱德（A。H。Mateer）于上海刊行的《新名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有多么突出。[4]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非官方报刊在中国存在已久，在19世纪末改革运动普遍兴起之时，报刊业也随之取得了新发展。[5]梁启超于1895年主编《强学报》，作为康有为成立的强学会的机关报。翌年，梁启超主编《时务报》，逃亡日本后，他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6]此后，效仿者纷起，以至到1906年，中国已有239种报刊，虽然部分报纸不久后便停刊了。其中，仅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兼现代潮流中心上海，就有66种。[7]此外，平版印刷术的推行使排印插图变得极为方便。新的画刊不仅刊登新闻和政治评论，也刊登诗歌和消遣性文章。不久，这些内容占据了副刊，一种文学性的新闻写作形成了。由此产生的文学杂志在诗文以外，还刊登连载小说及外国文学。其中，四种于上海发行的期刊最为著名：梁启超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李宝嘉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吴沃尧与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和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1907年创刊）。这些文学期刊催生出最初的职业作家，为后来的文学改革铺平了道路。
003
如名称所示，期刊的内容以小说为主。这种叫法指的正是教育精英并不认可的那些体裁，其中不仅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包括讲唱作品，甚至戏曲，但主要是连载小说。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多种，但诗文被视为旧儒家思想的表达的观点，肯定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的革新与标准语的发展
关于小说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新文学当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曾有若干宣言作出过纲领性的表述。西方哲学的知名译者严复（1854—1921）[8]和夏曾佑（1863—1924）在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上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其中论及过去文学的教化功用。他们认为，小说虽为百姓所喜爱，在过去却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当下的关键是传布新文学以使民智开化，这在欧美和日本已颇为成功。
梁启超在他1898年所撰的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持类似观点。他对旧小说的贬低比之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反对《水浒传》《红楼梦》之类诲**诲盗的小说，主张小说革命，提倡政治小说。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此种要求之必要。他的口号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9]梁启超认为，关键在于提升读者，并在文学中为之提供可效仿的楷模。中国的历史朽败，似乎无法提供这样的楷模，所以须求之于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第这样的人物及其他现代的爱国者、革命者和政治家。由此可见，严复和梁启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士，他们是知识分子，以自己国家的革新为己任。对他们来说，文学似乎是一种合适的手段，可以传布他们所追求的新价值，以使民智开化。这些最初的知识分子虽少有值得提及的文学作品传世，但在城市的读者当中培养了某种新的政治意识。然而，他们虽严厉批评经学，特别是批评过去几个世纪的科举考试的僵化，自己却仍未能摆脱旧的教育世界，多数还在用文言写作。
文学史对新文学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被忽略的文学传统也被重拾，包括所有被归于末流的诗文，特别是小说，至此才有学者肯将其列入本民族的文学当中，比如刘师培（1884—1919）和章炳麟（1869—1936）。当时的杰出学者王国维主张肯定戏曲和小说的价值，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红楼梦评论》开红学之先河。
文学扩大传播和大众报刊形成的前提之一是居民识字的普及。关于19世纪识字率的了解却很不准确。农村的识字率是40%至50%，城市中的识字率是80%至90%，这样的估计肯定是过高的。[10]在不同地区，识字率也相差很多。20世纪30年代，能写出自己名字的农村居民的比例在5%至8%之间，即使到了50年代，在有些地区，识字率也只有30%至40%，而且即便识字也不一定有能力读小说。[11]梁启超认为识字率在20%，他也曾要求在汉字之外推行拼音文字。
宣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这主要与胡适以及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改良运动或文学革命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简单地用活的语言，也就是白话，去替换文言这种不再说的、死的语言。不只是在19世纪，事实上在很久之前，中国就有三种常用的语言形式，分别是文言、白话以及主要存在于南方的各种方言。文言只用于文书和信札，中国北方常用的白话却是说写通用。这种白话也叫官话，是官吏间沟通的媒介，也广泛应用于行政、司法和商贸领域。书面的白话总是间有文言成分，长久以来在小说中使用。但因与西方和日本的往来以及语言改革运动的兴起，19世纪末，有些改革者力求在此前使用文言的领域里也使用白话。
这种白话运动是从南方地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处于北方白话之外，还有其他方言占据着决定地位，同时也因为比起北方和中部地区，南方地区受西方世界的影响更深。这就造成了南方地区要求普及北方白话的情况。至五四运动时，文言失去其垄断地位已有几十年。比如有些杂志自创刊起就使用书面白话，而不用文言。基督教传教士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布道时以及在他们创办的学校里使用白话，后一种使用情况影响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承袭了中古中国佛教解经的传统。
在推行新概念方面，日本作为东亚的文化和军事强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只是因为日文汉字，也就是使用汉字创造日语译名，也是因为在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尝试。[12]特别活跃的是与《译书汇编》有关的中国流亡学生，当然，他们多数是将日语译成汉语。中国的白话运动不久产生了效果，这些成果部分也是诸多领域（主要是贸易和新闻）发展的结果，而不只是白话倡导者努力的结果。据估计，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约70%的居民在自己的方言之外，还说北方白话。尽管如此，国语仍旧是一种理想，即使是在20世纪，语言的统一也难以在中国所有地方实现。
20世纪之初的中国距离国语还有多远，可见于清亡前数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统一国语办法案》要求国语不能以某种自然方言为基础，必须是标准化的创制语言；发音要以北京方言为准；语法上要使用或多或少在所有方言中都存在的形式；但词汇完全可以扩充，可增加来自各种方言的特殊表达。这样的要求反映了各语言地区对丧失自己身份认同的担心，或至少是担心若将某种方言升格为标准语，所有其他方言的使用者将在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鉴于这种状况，世界语会在中国有如此多的追随者，也就不奇怪了。许多用音节或字母文字将汉语字母化的系统也要放在这种关系中去理解，比如吴稚晖制定的注音符号和拼音。
女性解放
文学革新的努力与政治、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其中，改善女性地位的愿望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连男性也会苦于社会上歧视女性的现象。对女性态度的转变始于明末。当时，女子如果家境殷实，受教育几乎已是理所当然之事。统治其时文坛的袁枚已主张女性独立，反对章学诚的保守立场。19世纪初，曾有数名改革者提倡废除缠足的风俗。[13]
在中国文学中，女性其实总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作为追求对象，作为《诗经》中某些诗的抒情主体，还是作为诗人本身。[14]唐末起，社会日益儒家化，对女性的敌视也日深。但争取女性独立和反抗歧视的开端却始见于男性，比如撰写《闺范图说》的吕坤，还有哲学家李贽，特别是1835年刊行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
但直至新思想由外国传至中国，并首先进入中国沿海城市，才为广泛的女性运动创造出条件。在19世纪末的改革运动中，女性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出讨论，并且这次是在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下。[15]这一点，从当时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可看出。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发表女性题材作品，至于形式，则以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