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古典长篇小说及其前身（第1页）
33。古典长篇小说及其前身
平话与说话
虽然今天所见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较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刊本是出自十六七世纪（当时正是它们兴盛之时），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作品产生于1400年左右。长久以来，古典长篇小说都被认为源自宋代说话的传统，而以受过教育的读者为对象的平话，则可被视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前身。然而，对平话的仔细研究显示，古典长篇小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说话的传统，故事讲述者的视角是在较晚时期才被引入这种体裁之中的。
十三四世纪的平话（并不是所有这类作品的标题中都有“平话”一词）可能源自宋代的某种话本传统，当时，唐代用来教王子读书的、以历史事件为内容的诗被按年编次，并以解释和记述的文字相连成书。这些起到连接作用的文字多半不是取自刊印数量很少的正史，而是取自当时似乎非常流行的民间编撰的历史。平话这一体裁不久也开始接纳其他内容，除讲史之外，也出现了写其他内容的平话。[45]
中国最早的平话中有两种残本留在了日本，其中有一本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的是唐玄奘取经的故事，这部作品是16世纪长篇小说《西游记》的雏形。这本平话可能在13世纪，至迟在14世纪时就有刊本行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这本平话都与其他已知平话不同，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对历史的演述，而是由许多奇遇和奇迹故事连接而成的，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本平话把这次著名的旅行分成17回，每回长短不齐，形式上皆以诗结尾。
其他存世的平话都以中国历史事件为题材，比如出自14世纪上半叶的《三国志平话》[46]以及由若干平话组成的《五代史平话》。1321年至1323年间于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印行的平话集《全相平话五种》，今存于日本，除去《三国志平话》外，还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47]《前汉书平话》。最长的平话是出自14世纪初的《宣和遗事》，这部作品可算作野史，其内容叙述北宋衰亡的经过[48]，略具《水浒传》的雏形。[49]
所有这些平话都是辑文言文和白话文，掇拾成书，点缀以文件、信札或诗词。平话的文字是洗炼的，各种成分的拣选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无法在不损伤整体的条件下被简单略去。《武王伐纣平话》写的是纣王宠妃妖媚险毒、纣王之子助武王伐纣的故事。此话本是长篇小说《封神演义》的雏形，开始时枚举了此前的各朝各代，然后描写商朝的建立[50]，并间以记录和故事，比如写纣王与玉女相会，后者的美貌让纣王着迷，虽然玉女本为泥身，纣王却无法忘记，直至某夜玉女再次出现在纣王面前，与他说起话来。这个故事是《封神演义》中相似故事的蓝本，但后者故事中，这位女子不再是玉女，而是女娲氏。
从十三四世纪的平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白话显然已在各领域风行，不仅是在对禅师的言谈或理学家的论学记录中，民间编撰的史书以及词曲和公文中也是如此。同样的书坊，除去刊行部分装帧奢华、有时每页都有插图的话本，也印行其他的野史，所有这些书籍都以读书识字的读者特别是文官为对象。通过对单独的历史事件或更大的历史关联的再现，或是将这些作品置于道德教化文学的传统当中，平话变得与《太上感应篇》这样的作品一样[51]，成为明初分发给军队和皇室的、装帧华丽的善书的前身[52]，也成为后来古典长篇小说的前身。在这些取材于平话的小说身上，已几乎看不出它们原来的平话色彩。出自16世纪的《钟馗全传》是个例外。这本小说在形式上（无论是章节的处理，还是以诗结尾的手法）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极为相近。仅有的行世刊本被保存在日本，每页上三分之一是插图，其余为10行文字，每行17字。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当中，无论是叙述类的还是戏曲类的，历史素材都占有突出地位，这种地位常体现在其题目中。于是，民间传说和神话传统，与根本上注重真诚和史实的教育精英的历史观点，常常会有重新的结合。[53]用已亡佚作品的题名来创作新作品的做法也相当时兴。比如1306年印行的徐天祜（1262年进士）所注的《吴越春秋》，这部作品辑录传说、片段和轶事，其中叙述的成分居于首要地位，虽然作者采用许多史书记录作为依据。[54]在这种或可称为伪史书的作品中，内容总是在表现历史人物的成败，当然，这些人物很少作为个体，多数是作为某一类型而出现。一如在舞台上，我们在历史小说中也可以找到程式化的角色，这些角色容易为读者或观者所熟悉，可以被轻易地认出来。除去王侯将相，英雄有着重要的地位。大部分的读者或观者显然特别容易对这样的形象产生认同。这些作品中也没有寻常的父亲和儿子角色，总是出现坏的或好的父亲，无耻的或孝敬的儿子，诸如此类。[55]
尽管我们今天认为平话和话本都不是说话的底本，它们是给受过教育的读者写的，但这完全不会降低对职业说话表演者的重要性。根据图画资料，说话的伎艺估计早在唐以前便产生，宋朝时特别盛行。[56]这至少可以通过当时对京城的某些描写而得知，这些记录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
笔名罗烨的作者所作或所辑的《醉翁谈录》，最初可能是给说话表演者的底本，其中罗列了许多说话的题目。由这本估计出自元代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说话有不同的流派，它们通常专门演说某类故事。[57]说话的内容应多为父子间或兄弟间的口耳相传，或许也有秘不外传的底本存在，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完全有可能的是，说话表演者有时把诸如变文这样的文字当作自己演说的底本。
文官的古典长篇小说
晚明的长篇小说不只脱胎于十三四世纪的平话，这些小说的作者于短篇小说之外，也采用史书以及元与明初杂剧中的素材。[58]这些作品折射出了明代盛衰之世情。16世纪，由外观之，中国社会较为太平，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和万历（1573—1620）四朝相继。同时，这个世纪的中国社会也经历了许多激烈的内部论争，文官阶层的政治化或许只有两宋之交时的程度要深。这种发展与当时经济的繁荣，与居民数量的迅速增长密不可分，所以要区分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的群体。近世的研究者指出，这些小说实为文人小说，并非是供普通读者阅览的。但无论面向哪种读者，小说题材往往是相同的。[59]
对这些长篇小说的产生具有促进意义的是教育领域的诸种变化，包括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书院的建立，这些书院很快成为培育国家行政机构接班人的最重要场所。受教育者数量的增长意味着读者群体的扩大，加上由文官及其候补官员构成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诞生于一个繁荣的、迅速变化中的社会），这是理解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所必须考虑的背景。此外，王阳明的新哲学也影响了小说的创作。他的哲学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吸取了许多禅学成分，影响遍及全国。
除了自我意识的提高以及新的宗教观念，造成当时文坛活跃局面的是些世俗的因素，比如印刷术和图书业的发达。知识分子的思想态度不只体现在长篇小说中，也反映在绘画和书法中。各种艺术形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带有一种讽刺的态度。这既出现在陈洪绶（1598—1652）的某些画作中，也出现在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当中。在当时，上一个世纪的“台阁体”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尽管如此，八股文虽然后来遭到了诸如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以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的讥讽，但在16世纪，八股文始终被视为文学能力和道德素养的体现，是当时散文领域的时风。
明代四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16世纪时都有抄本和刊本行世，并已具备后来定本之大部，这绝非偶然。在此之前，当然有过对这些题材的各种处理，但这样形式的，特别是这样长度的小说，在16世纪之前似乎是没有的。小说对题材带有批判性和讽刺性的处理方式，也是新颖的。当然，不是晚明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如此，所以也曾有人建议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单独归为一类。即使不是如此，在讨论十六七世纪的长篇小说时，这四部作品也总要居于首要地位。
当时暂无其他可与之媲美的作品，直至约一百五十年后，《儒林外史》《红楼梦》刊行，才可与之齐名，并称“六大经典小说”。[60]若以“四大奇书”而论，它们主要面对的是城市中的读者，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虽然西方的这些体裁概念很难被移用于这些白话长篇叙事作品中。这些小说多次被节译或全译成多种欧洲语言，且主要是因弗兰茨·库恩（FranzKuhns）的译法相当自由的译本而传于欧洲。吴承恩（约1500—约1582）的《西游记》初因亚瑟·威利（ArthurWaley）的译本为西方读者所识，但要待余国藩（AnthonyC。Yu）才有了完整的英语译本。16世纪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后来的长篇小说一样，屡被加工增删，以致同样的题名之下常有若干迥异的本子存在。中国的“四大名著”也是如此。
一如明代多数由许多片段构成的，或只是简单连接成的长篇小说，描写公元3世纪历史事件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起源也可追至唐代，虽然其最古的行世本子出自16世纪。[61]14世纪的《三国志平话》或许是后来的《三国演义》的底本。[62]其最早的行世本子，也许也是最早的刻本，是嘉靖年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此本所依据的是被认为由罗贯中（约1330—约1400）所撰的《三国演义》。虽然罗贯中的本子至初次印行可能已经经过了多次加工，但我们还是要认为此本为罗贯中的作品。《三国演义》之外，还有其他作品被认为是罗贯中所撰的，包括下文要论及的《水浒传》的部分以及若干其他的历史小说和戏曲底本。[63]
撰写《三国演义》时，罗贯中依据的是《三国志平话》或某部相近的作品，削去了许多在他看来不可信的东西，又拾取了许多其他描写三国时代的史书中的段落。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这本小说以浅近文言写成，包括许多历史记载和诗文，清楚地表现出了此时的文学作品转而面向那些只多少识些字的读者的发展趋势。16世纪的刊本分为240回，后来的刊本也是如此，比如1591年的插图本；17世纪时，又经毛宗岗修改（约1679年），分为120回，并加以评语。
小说的情节始于汉朝的衰亡。汉帝的远支皇族刘备，与其结义弟兄——曾为地主兼酒商的张飞和曾是亡命好汉的关羽，决意共同扑灭黄巾军，保卫汉室。起义被镇压后，肆无忌惮的将军夺取了权力，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刘备主要敌手的曹操，其子曹丕建立了曹魏。除曹魏外，还有刘备建立的蜀汉，以及位于东南地区的吴国。三国夺取统治地位的争斗构成了这本小说的主题。刘备在小说中被认为是汉室合法的继承者，其成功却取决于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的辅助。120回中有70回主要是在写诸葛亮的事迹。
清代学者曾屡屡指摘《三国演义》既不与史实相符，以至于不能被当作史书，也并非充满想象力，以至于不能成为好的文学。章学诚曾评价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总的来说，这部作品和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常常成为被争论的对象。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及其修改者、编辑者均是来自乡下的普通儒生，既非文学的天才也非卓越的思想家，这不但是他自己的代表性观点，也是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代表性态度。与此不同，其他学者视《三国演义》为此类作品中的旷世佳作，并以蒋大器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为依据，其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494年（其真实性实有疑问）。该序这样写道：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64]
指出平话与瞽者之间的关系，这虽然是后世的发明，但该序还是准确地点出了这部作品的特点：更加远离以公开演说或场景表现为条件的体裁。把《三国演义》称为史诗而不是小说估计会更合适。顾路柏（WilhelmGrube，1855—1908）就将其称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史诗”。同时，他还指出这本小说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它描绘了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反复更替。相应地，小说里的角色和情节为后来处理这种现实及其价值导向提供了范式。
对历史或伪历史事件的文学加工与后来的政治行动的关系，在另一部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体现得尤其清楚。在某些起义活动中，它几乎被奉为经典。[65]《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约1125年）某伙强盗的事迹。[66]自初次刊行后，它便不只供消遣，直至近世，它依然是公共讨论以及批评和审查的对象。
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历史演义，但不同的是，《水浒传》所写之事几乎完全是虚构的，且其语言也和当时的口语更为接近。脱脱主编的《宋史》中只有关于宋江等36人的零星记载：他们开始时所向披靡，官兵中无敢抗者，后被招降，并于1121年与官军同讨方腊。对这帮人的最早演绎见于14世纪初的《宣和遗事》，此后，经多次加工改写，故事变得更加丰满，起义者人数最后增至108人。
16世纪中叶，今存最古的《水浒传》小说本子刊行。之后在1614年，120回本刊行。[67]金圣叹（1608—1661）将此本改成70回本，只保留120回本的前71回，并把头回改作楔子。《水浒传》以此70回本传播最广。两种本子的区别主要在于起义的结局。在120回本中，好汉最后全部死去，在70回本中，他们最后相聚，发誓忠于彼此，捍卫自己宏伟的理想。
这本小说的前因与产生相当复杂，但还是可以指出以下节点：在金代和南宋时，以传说和故事形式存在的素材被不断扩充，北方杂剧已取材于此。元末明初南方有说有唱的词话催生出最初的小说本子，其中还增加了征辽的内容。16世纪末，这一小说本子又有更多的补充，但也开始有删节。1600年左右，产生了改订的本子，后来成为该小说最初的完整本。如上所述，这个本子在17世纪中再次被加工，主要是删减，小说结尾被修改了。工于诗歌的金圣叹[68]除批点此书外，还批点了《西厢记》。他与李贽（1527—1602）、袁宏道的看法一致，将《西厢记》《水浒传》《庄子》《史记》《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