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儒家的环境和民间的娱乐13501850 31 明代的诗文和民间文学（第1页）
第六部分儒家的环境和民间的娱乐（1350—1850）31。明代的诗文和民间文学
明代诗歌的四个时期
明代最初的200年，也就是公元14世纪末和公元15世纪，文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没有新的发展。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元明易代之际的诸种发展、国内战乱以及对文士来说不甚明朗的局势，而明朝建立者的专制倾向也使局势变得复杂而危险。直至公元15世纪末“前七子”的出现，才有了某种新文学观点的代表。在散文方面，15世纪的“台阁体”被16世纪初的“新古文体”所取代。这种发展与八股文的流行有关。
在戏曲方面，15世纪也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更多的是对已有戏曲文献的研究。直至昆山腔开始风行，有才华的戏曲作者出现，戏曲才经历了某种复兴。白话短篇小说同样如此，这种体裁在公元16世纪时才有如后来冯梦龙和凌濛初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形式。长篇小说也一样，其主要作品均出自明代晚期。明代的戏曲作品，特别是中篇和长篇作品，在文学史上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译本众多也是这种重视的体现。而明代的诗歌则遭到冷遇，部分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文人往往身兼诗人、戏曲家和散文家。在流传过程中，他们的诗歌作品常被忽视。后世对诗歌的贬低，特别是对明代早期诗歌的贬低，原因当然也在于自16世纪兴起的某种反古的风气。以及此后，特别是自20世纪早期推崇进步的文学运动以后，对明代晚期有个性的、反对传统的作者的强烈兴趣，而反传统的作者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袁宏道。
戏曲方面，特别是以晚明的昆山腔演唱的戏曲作品变得非常长，有50出至60出。与此相同，散文作品在16世纪也发展成长篇小说。较长的戏曲作品要求某种新的处理关目的方式，这就形成对角色情感经历的细分，以及对不同社会阶层和场所的吸收。戏曲的观众与明代的白话小说的读者并不都是老百姓，从数量上来看，这类受众仍旧只是一小部分文人。除供文人欣赏的戏曲和小说外，还有讲唱文学和民间戏曲，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存在两种文学。
戏曲之外，明代的诗歌也很有特色。若把明代的诗歌按时间划分阶段的话，比较常见的是分成四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至138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是高启和刘基（1311—1375），他们的诗歌基本是元代晚期诗歌的延续。[2]第二个时期从1380年到1470年。文学的所有领域，特别是诗歌的某种程度的没落贯穿这一时期。因而，李昌祺（1376—1452）更多的不是因为他的诗作，而是因为他的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而闻名。而那时也已有文人在为诗歌的复兴做准备，比如林鸿（约1340—约1400）曾尝试模拟盛唐时期的诗人，高棅曾选编《唐诗品汇》，该书非常有影响力。
第三个时期从1470年左右至15世纪末，这段时期正值明中叶，其特点是诗歌的新意识，其中，唐诗的范式处在诗歌的中心地位。这场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运动最主要代表是李东阳（1447—1516），他同时也作为政治家而闻名。到了“前七子”这里，这场文学运动经历了真正的兴盛。七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梦阳（1473—1530）与何景明（1483—1521），他们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五位作者并称为“前七子”。
与诗歌的这种以唐代为宗的倾向并行，散文方面也有模拟唐宋八大家的尝试。这种尝试的代言者是唐顺之（1507—1560）和归有光（1507—1571）。当对唐诗复兴的追求因这种散文运动而开始退居次席时，维护唐诗的史称“后七子”的诗人团体出现了。第四个时期从公元15世纪末至明朝灭亡。在这一期间，诗歌只居次要地位，因为有才华的作者此时都专注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
明初最让人耳目一新的诗人无疑是张羽（1333—1385），他与杨基（1326—1378后）、徐贲（1335—1393）、高启齐名，并称“吴中四杰”，同属“北郭十友”。从张羽按乐府诗风格写的《贾客乐》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经济关系的变化如何体现在明初的诗作当中。诗中商贾形象代表着无拘无束，该诗也流露出某种道家出世传统的色彩。自唐中叶以来对商贾的普遍贬低[3]，在这里更多地被某种羡慕所代替：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生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嵯峨大舶夹双橹，大妇能歌小妇舞。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
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4]
徐贲的《贾客行》读起来亦是如此。诗中写的是商贾舟中的漂泊生活和他的富有，以及他不用缴捐税或服徭役。[5]张羽的《古朴树歌》[6]用的是传统题材，赞美古木的持久，即使曾经丧乱，也没受到损伤。除去对自然的持久仿照外，高启还在诗中描写了与忧愁为伴的退隐生活。[7]
第二个时期的最知名文人中有出身江西某没落贵族家庭的杨士奇（1365—1444）。杨士奇不仅是当时成功的政治家，也是知名诗人，又能作画，尤其擅长画竹。他早年丧父以及暂时被收养的经历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作品，被收养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而他自己在很长时间内对被收养一事并不知情。他的诗中特别有名的是那首估计于晚年时期所作的淡泊利禄的诗《题宝义堂》。[8]
杨士奇推崇宋代的散文，其诗风朴素真实，文风简洁平易，推动了台阁体的产生。和许多中国诗人相同，他的诗虽更多的是闲时所作，但仍要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值得肯定的还有他的编修工作，比如1416年，他参与编著了凡350卷的《历代名臣奏议》。政治上不如杨士奇灵巧的解缙（1369—1415）也是当时的重要诗人，曾官至内阁首辅，但最后下狱，家眷被流放辽东。
沈周（1427—1509）是中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吴派最重要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著名诗人。他不只教门生作画，也教他们作诗。[9]吴派的代表还有书法家兼诗人祝允明（1461—1527），因丑闻而多有争议，后来在民间成为传奇形象的唐寅（1470—1524），以及文徵明（1470—1559）。[10]他们在某些方面虽承袭唐诗，但总体还是受到更为冷静的宋诗的影响。
明诗新正统的建立与前后七子相关，他们以盛唐时期的诗为理想，宗法曾模拟唐诗的李东阳这样的前辈。前后七子的成员虽有着共同的拟古主张，但各有爱好，如“前七子”中最年长的王九思就非常喜欢唐代诗僧寒山的一些古怪作品，他的散曲几乎比他的诗还要出名。对李东阳效仿得最为严格的是李梦阳，他25岁左右开始追随李东阳。在唐代诗人当中，他主要以杜甫为宗，对杜诗的过度模仿使他自己的诗完全失去了个性。
李梦阳主要在北京为官，在公元16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他算得上是当时京城举足轻重的年轻诗人，也是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好友。晚年的李梦阳被证明是善辩的幕僚、批评家和教育家。重建朱熹修复过的，且为儒家学院范式的白鹿洞书院，也是李梦阳的功劳。[11]为此，他曾撰写《白鹿洞书院新志》。虽然诽谤性的指控几次使李梦阳遭到贬谪，甚至被革职，但作为诗人，他仍逐渐变得知名起来。晚年，他还将自己的诗作和散文整理出版。除了李梦阳，“前七子”当中重要的作者还有何景明，他擅长各种诗体，是当时的作者中最为多面的。
“前七子”当中还有王廷相（1474—1544），他似乎对佛家学说颇有兴趣。在绘画方面，如同“前七子”中的其他几位，他更倾向于浙派，而非吴派。康海（1475—1540）同样是“前七子”的成员，与李梦阳和王九思是朋友。与王九思一样，康海更多因其杂剧和散曲而非因其诗作而闻名于世。“前七子”成员维系关系的基础，肯定是对唐诗的推崇，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这可能是他们结合起来的根本原因。但是他们之中也存在冲突，比如边贡（1476—1532），他是宦官刘瑾的反对者，而王九思和康海则被认为与刘瑾有某种关系。边贡喜爱唐代的新乐府诗，特别是白居易写的批评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他的《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就是沿袭这种传统的例子。
明代有许多诗人其实是难以被归类的，杨慎（1488—1559）就是如此，他可能是16世纪最著名的诗人。杨慎虽出身名门，却因政治上的反叛而被谪往西南戍边。因为在那里投荒35年，他有关这个地区的记述不只有文学价值，而且还有历史和民俗学方面的重要价值。除去诗与诗论，他也作词和曲。此外，他是明代最重要女诗人黄娥（1498—1569）的丈夫。和杨慎同样，李开先也不好归类，他虽和某些被认为继承了诗学正统的诗人（如康海和王九思）是朋友，但他的诗作仍有独到之处。1541年，他与王廷相被一同卷进了皇家宗庙失火案，后回乡闲居，写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杂剧和诗歌，也包括画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