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古文运动和禅宗的语录（第1页）
23。古文运动和禅宗的“语录”
唐代社会的动**与尚古风潮
文学领域的新思潮并不是在“安史之乱”后才出现的，虽然类似唐传奇的文学形式的出现必须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才能够解释。在这个时期之前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我们实际已经能体味到愤怒的情绪，预感到将要发生的战争、流亡以及混乱。不过，大批文学家是经过“安史之乱”造成的政治动**之后，才开始对矫饰的文学风格（特别是骈体文）产生不满。只是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并非为新局势寻找新方案，例如在文学语言中模仿口头语，而是开始怀念起汉代早期和周代。这种崇古的风潮是逐渐兴起的，目的在于回归源头，向古代寻找可以遵循的标准，这种做法实际就是要上溯到孔子。早在唐朝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这种要求，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刘勰自己使用的是骈体，但他却明确提出了仿效古代经典的主张。
在文学领域明确提倡“复古”的是陈子昂，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获得了韩愈和其他一些人〔例如宋祁（998—1061）等人〕的赞誉。在附在某首诗前的信中，陈子昂这样写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27]
虽然号称“复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照搬古人，这个口号实际是提倡革新，尤其是要推行孔子的理念。
在这种思想领域的革新中，为师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寻求复古始终与寻找理想的师者形象、寻找可以成为榜样的人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公元754年历史学家、文学家萧颖士（717—759）就曾被他的弟子比作孔子：“先师微言既绝者千有余载，至夫子而后洵美无度，得夫天和。”[128]这些常常极受追随者和学生尊敬的老师代表了理想的学者类型：道德高尚，精于文字，而且有能力担任要职。
唐代学者之间的区别也常常体现在他们的宗教立场上，有些人虔信佛教，有些人则更倾向于道家。但有些文学家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也会发生变化，有些人甚至会改变所信仰的宗教。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在有些例子上，能明显地看出投机的因素。
构成主要改革力量的是那些亲身经历了动**的文人，他们的人生规划完全被时局打乱。从出身看，这样的文人多来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们不能够指望世袭官职或继承财产，只能依靠科举考试或他人的保举，因而他们的忠诚也更多地给予了唐王朝，而非自己的家族。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仿效汉代，而不是这个让他们家族获得权力和声望的分裂的帝国。这些文人提倡恢复儒学，并将这种主张用文章形式表达出来，其中就包括一些带有教育性质的文章和家训。
那些因战乱而仕途受阻的人更是认为有必要对唐代的思想基础进行反思。在此前，关于精神思想方面的批评就以各种形式出现过，其中就有刘知幾对官修制度的反对。[129]但随着战乱和公元756年长安的沦陷，加之大量藏书被毁，人们的安全感丧失，此外，大量的官职由武官而非文官担任。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长期进行文学工作的基础，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短篇散文上，例如传记、书信、奏议、序言等，都是一些应时之作。虽然各种散文体裁的写作风格早已由一些范例固定了下来，但从公元8世纪中期开始，散文开始透露出批判性，且观点也更为鲜明。韩愈正是延续了此类文章的风格，到了宋代，韩愈这类作者因被视为“古文”的代表人物而备受重视。
在思想潮流的转变过程中，“文”这个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最初的含义是指模板或某种形式的、有规律的重复，在古代经典中就已经反复出现，[130]例如《易经》用“天文”指天体和它们的位置，以及中国自己的地形地貌，用“人文”指音乐、礼仪和写下的话语等。一些思想家从“文”和世界的对应关系上得出结论，认为由“人文”便可知历史形势。在生前就受人推崇、被视为古文运动先驱的学者李华（715—766）曾在《质文论》[131]中提出“文”与虚假是相关联的，代表简单、理性的“质”与代表精致、浮华的“文”是相对的，应该在“文”“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李华的这种主张带有明确的针砭时弊的意味，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文”过盛。可见，“文”并不仅代表宇宙或人类的秩序，同时也代表人的主观品质，即感情和价值观。由此，“文”就成了一种指标，可用来衡量世界、社会和各个朝代的秩序。在这种前提之下，有些人便用“文”和“质”（形式和内容）的对立关系来批评六朝是一个有“文”无“质”的时期。
李华及其同代人用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式之一，就是以散文的形式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贬今崇古。东汉时期的经学家郑玄就曾秉持这样的态度，他主张“正”，将“正”等同于先秦时期，并与衰落和“变”相对立。
“文”这个核心概念存在多义性，评价标准变得无法统一，因而出现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特别是在将“文”作为独立概念使用时，或是像李华那样将“文”用作其他概念，如“质”的反义词时。上文中被誉为“夫子”的萧颖士就用“文”来指代一种理想状态：
至哉文乎！天人合应，名数指归之大统也。[132]
历史进程被视为“文”的一种表现，断代史是对其进行的反思。李华写于公元748年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贬惩劝，区别昏明。”[133]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认为文学首先应该育人树德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134]
在相关讨论中，我们能找到各种各样试图用“文”这个概念将学者的活动，例如绘画、书法、诗歌等统一起来的努力，“文”的含义也因此更加丰富。同时，“文”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被用来指书面文字，例如我们能透过一些明君的“文”看出“文”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超越朝堂远达社会。
随着文学批评的不断变化，一些古代经典甚或更古老的作品不断被人重新评价，连《楚辞》也被人视为文学走下坡路的开始。相应地，“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文学被人高度赞誉，而此后的文学却被同样一批人贬斥。公元8世纪到9世纪，出于教育目的而对文学进行的重新评价导致有人开始反对一切感官刺激和异域风情，“古文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就认为唐代十分流行的传奇小说价值并不高。
“复古”与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应该被视为包括了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各个领域的“复古”运动的一部分。[135]很多人可以毫不困难地将对古代的推崇与佛教思想以及所有对异域及奇特事物的喜爱结合在一起，而有些人的观点则更为严谨，他们几乎只接受中国先秦时期的理想，这其中就有柳宗元和韩愈。这些人在自己所反对的诗歌传统之上构建了自己的思想，这也不奇怪，因为“复古”中的“古”并不是要回归过去，而是重建一种理想的状态。
“古文”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被用来指代与“复古”运动相关的散文革新运动，在六朝时期，这个词主要是指儒家经典，之后又泛指所有符合儒家传统的文章。“古文”这个概念是从李翱（约772—836）[136]之后才有了新的、精练浓缩的含义，它被用来指代一种文体以及对时代持批判态度的论辩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古”这个概念的含义依然在不断变化，在南宋时期，公元8世纪盛唐时期的诗人就已经被认为是“古”的了。
在唐代的作品中，“古文”这个词还被用来指“模仿古代风格的文学作品”，直到宋代出现了一本无名氏所编的《古文苑》，这个词才有了专门的含义，明清之后的一些古文集也开始采用这一含义。根据这个含义，能被称为“古文”的文章首先应该是独立完整的；其次，文章只针对一个话题，没有多余的添加；最后，文章应该包含道德或哲学方面的论说。
唐代的文章经常不遵循这些标准，所以对宋代的理学而言，要梳理“古文运动”的传统并不容易。在唐代，很多作家无法摆脱造作的骈体，只有少数几位重要作家因其朴素的文风被视为古文体的开创者或先驱，其中包括萧颖士、李华、贾至（718—772）、独孤及（744—796）和梁肃（753—793）、元结（719—772），其中元结可以算作这几位作家中最有名的一位。与古文运动有关的作家中，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柳宗元和韩愈。
韩愈和柳宗元被认为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后世的评价过于将他们两人的风格视为相互对立，认为韩愈写作主要是为了教人，而柳宗元则主要是为了自娱，但这种说法也并不算错。韩愈和柳宗元同样都追求先秦时期的朴素之风，但他们的思想实际是先进的，并不是要倒退。在继承先秦理想的时候，他们试图将古代文本和传统的影响力弱化，甚或丢弃，这一点在韩愈的《师说》中体现得很明显：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37]
作于公元812年、假托老师与学生直接对话的《进学解》，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138]文中说：
“……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
在长长的一段对学问和老师德行的赞扬后，学生对老师低下的社会地位发出了感叹：
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139]
这篇文章不仅为韩愈带来了声誉，还带来了被提拔的机会。对话沿用汉赋的形式，体裁则属于“设论”。该体裁始于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和班固的《答宾戏》是这个形式的继续。《进学解》采用了这种虚拟对话场景的传统形式，讲的是一位认为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的文官，这种不重视也许是来自当时的掌权者，也许指的是他认识的人。“设论”这种古老的形式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被用于新话题，并得到了发展。
韩愈作品的题材丰富多样，包括辞别或送别友人同行之作和大量的墓志铭，其中还有一篇为柳宗元作的墓志铭。而他最著名的作品除了《论佛骨表》，就应该是哲学论文《原道》了，这篇文章在语言上仿照的是《中庸》和《大学》的论证方式。[140]与柳宗元一样，韩愈作品中的诗歌和散文也是同等重要的，只是由于后来“古文”这个概念被专门用来指散文，所以这位复兴儒学运动奠基者的诗歌作品常常被人忽略，就像是这位被认为严肃而不苟言笑的学者时常被人忽略的幽默一面那样。[141]
与天生的师者韩愈不同，柳宗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142]柳宗元曾因为与王叔文派关系密切而被贬官，[143]他的作品如果不是因为经刘禹锡整理出版，或许不会有几篇能流传下来。柳宗元被认为是最早开始写山水游记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在被贬官到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时，他曾经创作过大量这类作品，其中几篇以游记体写成，例如《永州八记》，并由此实际开创了游记的体裁。[144]
柳宗元不仅是描写类散文的伟大开创者，这种描述的手法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例如《雨晴至江渡》这首诗：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
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