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唐人传奇和变文（第1页）
22。唐人传奇和变文
叙事文学中的传奇
唐代不仅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叙事文学与历史、宗教著作完全脱离的一个时期。[95]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唐代会出现大量因带有传奇色彩内容而被称为“传奇”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西方研究中被称为Tang-Novelle。唐传奇既不同于早期的“志怪小说”，也不同于后来的“笔记”，这些故事大多选择都城长安为故事的发生地，且叙事结构也更加复杂。作者经常会在叙事中加入诗歌，偶尔还有书信。即便故事本身没有被安置在一个叙事框架内，多数情况下，在带有教育含义的结尾处也会出现一个作为事件直接或间接经历者的叙述者。叙事框架的使用在唐代传奇中很常见，第一人称叙述者一开始是隐藏的，所以读者或听众的代入感可以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任氏传》除了传奇或玄幻元素，还有在都城生活的背景下，结合人物社会地位以及（通过科举或举荐）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人际关系展开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到狐仙任氏的来历，也没有讲这个狐仙为什么会四处走。可以说，传奇里已经没有任何因果报应的思想了。
直到近代，唐代形成的传奇还不断地在被人使用，例如1916年苏曼殊（1884—1918）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断簪记》。唐传奇还为后来的许多改编、扩充之作或是剧本提供了素材。从内容上看，唐传奇通常可以分为四类：爱情故事、[96]历史故事、英雄小说和讲述神奇事件的故事。从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大约有240部此类小说以一个或多个版本传世。
公元8世纪到10世纪曾有大量传奇小说集刊行，其中大多都已佚失，也有部分小说集被后代重新编辑整理。唐代的这类文集中比较重要的是牛僧孺（780—848）编纂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以及牛僧孺之外孙、《游仙窟》的作者张（字文成，约657—730）之曾孙张读（卒于889年）编纂的《宣室志》。另外一部重要的传奇小说集是陈翰所编的《异闻集》。后世的类书和文集中包括编于公元977年至978年的《太平广记》，陶宗仪的《说郛》残书以及18世纪的《唐代丛书》（又名《唐人说荟》）。[97]
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说出为什么这些小说会被记录下来，为什么作者在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标注出来——这与早期的“志怪小说”相反。陈寅恪和刘开荣认为这些小说的作者希望借此在“行卷”之时引起关注，马幼垣也持此观点，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例如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air）〕。[98]不管怎样，常常隐含教育含义的唐人传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道德矛盾。在当时，除了旧贵族，知识分子及官员精英群体也开始形成，只是这个群体的自觉意识还没有成形。
唐人传奇与前代的志怪小说一样，都是以传奇故事为内容。关于这些故事的功能，著名诗人、画家、虔心道教并因一首《步虚词》而出名的顾况（约730—806后）在为朋友戴孚所编的志怪小说集而作的序中这样写道：
予欲观天人之际，察变化之兆，吉凶之源，圣有不知，神有不测，其有干元气，汨五行。圣人所以示怪、力、乱、神，礼乐行政，著明圣道以纠之。故许氏之说天文垂象，盖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语”，此大破格言，非观象设教之本也。[99]
这些小说讲的是天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天人之际），换句话说，它们讲述的是跨越原本被分隔开的两个世界，例如人与鬼、死者与生者、男人与女人。
有关如何跨越界限的玄幻故事以及记载传奇事件的故事在前代就已经出现过。《太平广记》卷三一六引用了《列异传》（成书于约公元220年）里的《谈生》，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谈生娶了一个女鬼，在某个约定的期限之前，他被禁止看自己妻子脱掉衣服的样子。但他没有遵守约定，于是，他的妻子不得不重新变回鬼魂。但妻子给他留下了一件珠袍，谈生可以卖掉这件珠袍，用换来的钱养活自己和儿子。这件珠袍被王侯买去，王侯认出这是女儿的陪葬品，于是认为谈生是盗墓贼。谈生虽然辩解，但没有人相信他。直到王侯看见谈生的儿子与自己的女儿长得很像，才相信了谈生所说的话。[100]这个故事的传奇之处在于美丽女鬼的身份，她用衣服遮掩的半截身体还保留着白骨的特异状态。小说并没有讲她是怎么生的儿子，但这样奇异的事件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同时代的欧洲，都完全不会引起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前65—前8）在《诗艺》开头写到过的那种嘲笑。[101]
唐代晚期传奇的特点是现实与非现实世界或梦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例如《枕中记》和《任氏传》。前代的故事中，传奇成分经常被当成现实来处理，而在唐传奇中，传奇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才是核心。[102]同时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往哪一边的跨越，都是可以返回的，如同失去效力的梦一样。相应地，梦中的时间也与实际的时间不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经常（自以为）离开了很长时间后才回到原来的状态，而实际只过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这样，跨越界限成为一种个人对超常状况的体验，现实世界被置于非现实世界之上，而非现实世界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结构的复制。
由于结构上的一致性，加之传奇成分依然被当作历史事件来叙述，我们由此能看出：传奇小说并不是全新的形式，它与中国人的祖先观念、鬼神思想有关；同时，传奇小说的出现也在于人们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传奇事物，当时的中国人对正常世界有过强的依赖性，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各种理想、乌托邦和对天国的想象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出。同时，这种曾经的依赖性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虽然常常披着真实故事的外衣。但实际上，含有传奇成分的内容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求，触动了读者、听众或观众心灵中的某一根弦，因此发出的声音，值得我们仔细去倾听。
从现实世界延伸出的这个传奇世界存在的前提是要确认并规定界限，所以即便是非现实部分的空间极度扩张，根植于现实中的合理世界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即便是李白这样不受约束的诗人，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也遵守着这样的规约。
《任氏传》和其他传奇
沈既济（约750—约797）的《任氏传》讲的也是这种阴阳两界之间的跨越。在故事里，一个狐仙先是进入了人类的世界，然后又有一个人来到鬼神的世界。狐仙最终接受了郑生的求爱，并说“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而她却是一群“异物”中的“异物”，因为她是一个没有威胁的狐仙。作为呼应，叙述者在故事的结尾说，世界上的异物也有人的感情，同时还感叹郑生不懂“变化之理”和“神人之际”：
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103]
根据沈既济的记录，《任氏传》是他于公元781年贬官外放途中所作。[104]这个故事成为之后几个世纪中传奇故事的模仿对象，且在叙事文学领域引领了新的发展方向。同时，这种叙事也从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志怪故事中获得了很多素材。
唐传奇中年代最早的一篇是张的《游仙窟》，该作品曾在中国失传多年，直到19世纪才从日本传回中国。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以自叙的口吻讲述了年轻的官员如何遇见一位美丽女子的故事，并用第一人称描述了年轻官员的情感，故事体现出唐代小说在爱情这个话题上的开放态度。小说采用了接近白话的文体，并糅合了散文、诗歌、词等形式。[105]
大多数唐传奇都被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其中特别典型的是陈鸿的《东城老父传》，陈鸿传世的另外一部作品是公元806年的《长恨歌传》。
《东城老父传》与唐代的大部分传奇一样，最初应该是作为单行本刊行的。在这个故事中，从唐玄宗即位到作者所在的大约公元810年或811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构成了故事的时间线索，其内容主要是批判唐玄宗和唐朝宫廷的荒**无度。由此可见，唐传奇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继承了史书传统的。不过，新的表达方式使这种对时代的批判从史书传统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有助于作者表达自己的道德观，同时又不必始终遵从史传传统对于正确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