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唐代的伟大诗人（第1页）
21。唐代的伟大诗人
初唐的宫体诗
唐代，特别是公元8世纪，可谓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鼎盛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从形式和文体上都完善起来的古典诗歌。但在相当程度上，对唐诗的推崇是之后几百年里理想化评判方式的结果，人们将这个时期的作品视为典范，使后世的所有其他作品都相形见绌。
因为唐代有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文学评论者对唐代的文学创作划分时期，并在作家之中区分高下，例如13世纪早期的严羽。李攀龙（1514—1570）从数量众多的唐诗中选出465首，收入《唐诗选》；后来的《全唐诗》收录2837位诗人的49403首诗（前言为1707年），并将这些诗按下面四个时期收录：
初唐：约618—712
盛唐：713—765
中唐：766—835
晚唐：836—906
在这几个时期中，盛唐最受关注，盛唐时期出现了几位著名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杜甫，他被有些人视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此外还有李白、孟浩然（689—740）和王维。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诗歌集，我们还应关注《文苑英华》，这部完成于公元987年的文集收录了唐代的诗歌和散文，共1000卷。
如果没有前代的发展，我们无法想象会有唐代的文学作品及其繁荣，这个过程始于建安时期，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又经大量文人及文人群体而继续。在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之后，隋文帝（581—604在位）统一了国家，并将政权中心建立在中国北方。在之后，他因为对朴素和简洁的追求，开始压制流行于南方的宫体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的“宫体诗”。皇帝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大臣李谔（生活于公元600年前后）的支持，李谔为此撰写了《上书正文体》[42]。在这些措施之下，隋朝宫廷中出现了一批具有浓重教化意味的作品，但南方的文体风格并没有马上失去主导地位，初唐时期的诗歌从根本上可以看作六朝时期文学风格的延续。[43]文学作品的教化特征是随着公元8世纪到9世纪的思想诗以及带有批判性质的叙事诗的发展，才在大范围内推展开的，人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找到了可有效替代宫体诗的形式。
隋代反对宫体诗的人物中有两个值得一提，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唐代，这两个人就是魏徵和李百药（565—648）。从李百药的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先是如何身体力行地拥护隋朝的新文风，反对宫体诗，后又如何在唐太宗的宫廷中慢慢地放弃了新文风，转而支持宫体诗。魏徵的诗流传到今天的只有4首，如果不是因为他重要的历史地位，加之他的《述怀》被李攀龙放在《唐诗选》的首要位置，那么他的文学作品恐怕不会引起多少关注。李攀龙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表达他对魏徵弃文从政，甚至对于拥护战争的做法的支持。魏徵的诗这样开头：[44]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还有一个事实证明了初唐时期南方宫体诗传统的延续。李世民在即位之前的公元621年，就曾集18位文学家建立“文学馆”，这些人中包括著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和历史学家姚思廉（卒于637年）。“文学馆”中有诗作传世的三位文学家都来自东南地区，其中的两位——虞世南和褚亮（558—645）都曾受徐陵的资助，而徐陵则是“宫体诗”诗人中最著名的一位。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类书之一，这是他在隋秘书郎任上编的。
虞世南曾受徐陵的资助和影响，强调道德意义的风气也同样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所作的描述边塞战争和戍边士兵生活的诗从数量上超过了他的“宫体诗”。在唐代，军事题材很流行，对勇武之气的轻视甚至贬低是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开始的。这种轻武之气虽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宋代已蔚然成风。唐代时，出于保障贸易的目的，国家在北方边界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这使得“边塞诗”盛极一时。在这类诗中，驻守边疆的官员们除描述自己戍边的经历外，也会讲述战事或士兵的日常生活。[45]这种“边塞诗”的传统可以回溯到《诗经》，特别是从乐府诗开始的从军题材的诗歌，例如乐府诗“从军行”这个旧题在唐代仍经常被用到。唐代以创作这类从军诗或边塞诗著称的诗人有高适（约700—765）和岑参（约715—770），此外，王昌龄、杜甫甚至李白都曾经写过从军诗。杨炯（650—约693）也曾在一首《从军行》中表达了从军的愿望：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46]
有些表达和说法影射的是当时的事件或前代的文学作品，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直接辨认出来的，但对学生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来说，要理解这些影射还是有困难的。为了给这些人提供帮助，也为了对用于学习的经典进行统一，除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辞书之外，人们还编写了类书和文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初唐时期欧阳询等人奉皇帝之命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以及徐坚（659—727）所编综合性类书《初学记》。有愿望写诗或接到任务要就某个题材写诗的人可以在这些书中寻找建议，对后世撰写注疏的人来说，这些著作也可以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部分。因而，如果要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某个比喻或概念在使用方面的变化，就不能不用到这些类书。
对前代诗歌的挖掘使旧的诗歌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同时也利于新旧融合。例如与宫体诗相比显得过于朴素的陶渊明的作品，在今天，陶诗被认为是中国唐代之前最成熟的诗作。公元6世纪早期的萧统《文选》就使他免于被遗忘，王绩（约589—644）更是将陶渊明当作仿效的对象，他的效仿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同时也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在陶渊明所代表的好酒、特立独行的田园诗人形象中，王绩在“宫体诗”以及从道德角度出发对这种浮华风格的批评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于王绩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嗜酒，是否也无心为官，这一点我们很难判断，因为就像从当时流传下来的许多资料一样，事实、传说和假托之作经常根本无法厘清。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旧唐书·王绩传》所称王绩归隐田园30年实际是杜撰的，我们只能将这种杜撰的意图解释为历史学家想给他塑造隐士的形象。比起历史著作，我们对诗歌的记述要更加谨慎，因为诗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诗人自己的，特别是记录在自序中的那些。我们只能将已经约定俗成的题材当作前提去理解，诸如嗜酒、无妻无子等经常只是对某种题材或情绪的借用，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并不在于作者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的作品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改变了什么。
王绩简洁的语言和简单的句式被认为是矫饰造作的宫体诗中的一股“清新的风”，这种风格体现了他对阮籍和陶渊明等隐士诗人的重新发掘。他对阮籍的看法与魏徵对阮籍的看法正好相反，后者将阮籍视为对魏国的灭亡深感痛心的道德之士，而王绩与很多诗人一样，都从阮籍和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某种理想的实现。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归隐之举中存在的矛盾，这说明王绩所感兴趣的并非这些隐居行为的思想前提及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与之相关联的氛围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47]这种慕古之风以及对前代和前代人物浪漫化的曲解，越来越成为唐代文学作品的特征。[48]
从公元8世纪早期开始，人们开始放弃宫体诗。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跟“初唐四杰”联系在一起，包括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杨炯以及王勃（约650—676）、卢照邻（约637—约686）和骆宾王（约638—684）。尽管这四位诗人的共同之处更多的是在骈文而非诗歌方面，且除此之外，他们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后世总是将他们视为一个团体。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类的合称。这四人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远离宫廷，并凭借个人色彩极强的诗歌著称于文坛，他们为盛唐时期较宫体诗朴素以及个性化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陈子昂被认为是公元7世纪真正对“宫体诗”进行了革新和超越的诗人，[49]杜甫曾将他归入“复古”一派，包括韩愈在内的许多诗人都曾盛赞他，韩愈更是将他视为诗歌创作巅峰期的真正开创者。[50]元朝时，元好问（1190—1257）称赞陈子昂的功绩堪比“平吴”，在这里，元好问指的是南方的“宫体诗”以及地方特点在诗歌风格转型时期的作用。[51]从公元7世纪末开始，北方冷硬的风格开始流行，这与长安当地的方言逐渐成为标准语显然是有关系的。元好问将陈子昂的文学成就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说明不仅是书法，中国的文学也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对中国越来越受到压制的勇武与侠义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虽然后世对初唐时期的诗歌有很多贬低之词，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歌（特别是律诗这一形式）的发展基础恰恰就是在初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时期及她之后唐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宋之问和沈佺期，他们被视为律诗形式的完善者。
宫体诗被带有更鲜明个人特色的诗歌取代，并非一蹴而就，这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些已经被归入盛唐时期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两种风格的并存，例如张说（667—731）和他举荐的张九龄（673或678—740）的作品。张九龄不仅与宋之问、沈佺期交好，同时也与王维和孟浩然交好，但是他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公元720年到740年间，所以他被归入盛唐时期。除了大量带有盛唐时期风格的诗歌作品，他还延续陈子昂的风格，创作了大量复古风格的诗歌。
盛唐时期（713—765）
最早的典型盛唐风格的代表诗人[52]是王维和孟浩然。[53]这两位诗人的名字经常一起出现，而他们的确不仅个人经历类似，在对自然的细腻描写方面，他们也有共通之处。在王维诗中，这种细腻描写尤甚。王维少年早熟，15岁时来到京城洛阳和长安，并在那里成为王公贵族的宠儿。直到今天，王维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唐朝诗人像王维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外语译本，而他的绝句与律诗因篇幅短小而受人推崇。以下面这两首诗为例：
送沈子福归江东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桨向临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