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神话传说和故事（第1页）
6。神话、传说和故事
作为祖先的神仙
汉代以后的神仙世界与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完全不同，相应地，对神仙世界的描述也完全不一样。汉代之后的众神形象由无数人形神组成，其中既有来自佛教、道教的影响，也有来自地方神仙崇拜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这个神的世界反映的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等级制度和机构，而中国古典时代的神仙则比较少。后来，古典时代的神仙又与宗教神重叠，所以我们的了解并不多。[136]
有一些神仙形象是没有具体外形和性别的，除此之外，还存在很多神或者半神。半神虽然长得像人，却具有神仙的法力，其中很多是被认为成仙的凡人。用理性思维分析神话的做法颇具争议，而这种观点是以迈锡尼的欧伊迈罗斯（Euhemerus，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命名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神话即历史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在中国，我们恰好能看到一种反向的发展，一些最初的神被人化，而神仙世界的历史被解释并改写为人类的历史，或是被当作中国——这个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文化中心——的最初历史。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能发展起完整的神话体系。某些形象究竟是人还是神，早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争议了。
用历史观解释神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公元前1世纪在古老资料基础之上编订而成的《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讲到了传说中的黄帝。相传黄帝生活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一个学生问孔子，黄帝如果是人，怎么能够活三百年？孔子回答说这是误解，实际的意思是人民在黄帝活着的一百年中感受到了他的善举，他死后的头一百年，人民敬重他的灵魂，还有一百年是在追随他的学说。
由于后来的文人受儒家影响越来越大，经过这些人的改写、解释或摒弃，流传至今的一些古老的神话仅剩残篇，重新整理的难度很大。加之许多同音汉字的存在以及传世文本的可靠度没有保障，因而每个残篇都有非常多的解释可能，甚或有完全相反的解释。所以，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出现在传世历史化神话中的究竟是被神化的先祖，还是“原本的”神明。但我们也不必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只是将这些神话作为文学坐标以及后世神话的素材，并不是要探究它们的产生。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本相对来说历史都比较晚，商代的神话并没有流传下来。《尚书》反映的虽是商朝的精神世界，例如《汤誓》《盘庚》《高宗肜日》等，但据推测，这些内容应该是经过周朝修订的。[137]而《诗经》中那些宋国君王的颂歌[138]应该是承袭商代传统的宋国精英群体在东周时期写下的。
我们能看到的比较成规模的神话传说集是直到东周后期（即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有些也是由后人收集整理的，要从后人的编辑中判断哪个故事来自早期神话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很多的资料都只是引用了片段。例如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提到了“帝”或“上帝”，他有宫廷，身边有自然神，但这种想象显然没有被周人接受，周人将上帝等同于天，并切断了他与祖先世界的一切联系。
东周时期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保留了一些不完整的神话。最重要的就是《楚辞》，特别是其中的《天问》，这首1560个字的长诗中充满了各种神话典故。[139]此外还有《山海经》，这部著作非常有趣，类似一部带有神话色彩的宇宙志。书中的素材应该是来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但包含18章内容的传世本（许多内容有残缺）主要来自郭璞（276—324），此外，他还创作了300余首诗来描述《山海经》中的插图。[140]这部著作中不仅有地理描写，还有对各种奇兽神仙以及奇特人物的刻画，很多奇兽的形象出现在汉代的艺术作品中，例如作为墓砖上的装饰。[141]
另外一个重要的神话来源是据传由刘安所作的《淮南子》，这部书中也提到了大量的神话。除《山海经》外，《穆天子传》也是文学史上供我们了解周代神话的重要著作，但这部著作的传世本残缺不全，且有很多错误之处。[142]公元281年，位于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时期魏襄王（葬于公元前296年）的墓中发现了《穆天子传》与其他一些对了解西周历史非常重要的典籍，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过的《竹书纪年》（见本书“《书经》《春秋》《竹书纪年》”一节）。这些典籍是用周朝晚期的文字写在竹简上的，而《穆天子传》应该是经过整理之后，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下来的。当时，这部书就已经缺少了20卷，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竹简的腐烂，这部著作残缺得越来越严重。12世纪《玉海》卷四十八中提到这部著作有8514字，等到了19世纪，就只剩下6622个字了。在今天的传世本中，这些内容被归为6章。《穆天子传》也因书中的插图而出名，其中最有名的是绘于唐代的《穆王八骏图》，穆王就是驾着这些马去拜见了西王母，而后来，这个故事又被一些诗人写进了诗中。[143]
在周朝统治期间，神仙的世界与祖先及人的世界分离开来，各种典籍对这一现象都做出了“解释”，其中最详细的见于《国语》：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44]
而《尚书·周书·吕刑》是这样记载的：“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在《列子·汤问》（系后人伪作）中，我们读到的是关于天地分离的另外一个版本：
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创世神话与传说
从东周时期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与创世相关的神话。到了汉代，这类故事更加丰富，例如应劭在190年前后所著的《风俗通义》中就记载了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很多证据能够证明神话内容的增加和改变与帝国的一体化以及不同地区文化和宗教传统相互融合有关。这种发展，特别是东周和汉代文人对古代神话的历史化，经常被视为他们“人文”思想的体现。但无论是有关奇人异兽、迷信思想的故事，还是有关妖魔鬼怪的故事，都并没有消失，直到今天仍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文人的还是百姓的。
能够明确被称为创世神话的作品直到公元3世纪才出现，即“天地混沌如鸡子”这个神话，开天辟地的盘古就从这个“鸡子”中生出，并分开了天地。有些人认为这个神话的核心内容历史更早，还有一些人试图证明这个故事最早并非源自中国。很多神话的残篇都与天地分离这个题材有关，此外还有一些跟太阳或者大洪水相关的神话。
洚水或洪水神话在早期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很多痕迹。[145]在《孟子》一书中，有两段与这个内容相关的较为详细的文字，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146]
不过，最常见的神话题材当数“西王母”这个形象。在甲骨文中，日月都与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并与“东母”和“西母”相关，而在《山海经》中，地位最高的神是帝俊，他的一个妻子名叫羲和，生了10个太阳，另外一个妻子常羲生下12个人。《楚辞·离骚》中的羲和是太阳女神，但在同一个作品集的《九问》中，太阳又被称作“东君”。在东周时期的作品中，月亮女神“西母”渐渐演变成一个强大的神，住在西边的昆仑山中。在《山海经》中，西王母被描述成一个豹尾虎齿、形象奇特的神，在《穆天子传》中，她又变成了天堂般的西王母国的国君。后来，西王母的传说不断被改编，并流传开来。在这方面，唐末文学家及神话收集家杜光庭（850—933）做出的贡献尤其大。[147]
虽然比较困难，但我们还是能够从流传下来的资料中挖掘出一些被尘封的神话元素的，比如利用语言学的发现，汉学家格哈德·施密特（GerhardSchmitt）就找到了中国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舜帝和凤凰之间的关系。[148]
今天，这类短小但富含寓意，有时结尾幽默的故事被称为“寓言”，例如《庄子》的第27章。我们能够在许多文集中读到这样的寓言，不管是儒家孟子或法家韩非子的作品，还是《晏子春秋》[149]《吕氏春秋》或者《战国策》，这里我们也仅仅是列举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部作品而已。“寓言”这个概念具体指哪一些文本很难界定，它既可指德语中的Fabel，并且与在欧洲一样也和辩论术相关，也可以指那些具有类似生动性和深刻性的作品，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庄子》。
即便是在以严厉、控制著称，并代表粗暴政治风格的法家韩非子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读到下面这种充满机智的故事：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150]
哲学作品用这样的故事来使自己的观点更加直观，在历史著作中，它们则被用来解释某种行为的动因或者刻画人物，也有一些收录逸事或哲学思考的作品中全都是这样的故事，并且不按照故事的话题分类，例如被认为由韩婴在公元前2世纪所作的《韩诗外传》。[151]所以，要整理这类作品是非常困难的。[152]
《韩诗外传》经常使用其他作品中的题材，并进行或多或少的改编。例如书中一个讲如何使自己的王改变心意的故事，在《晏子春秋》中已经有类似的故事。《韩诗外传》中这样写道：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其肢解人，不审从何肢始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诗曰：“好是正直。”[153]
类似《韩诗外传》这样的逸闻集还有《列女传》，以及由刘向编订的《说苑》和《新序》，而这些作品中又有很多相互类似的故事。“寓言”这个只能够有限地用来表示文学体裁的概念经常被用来描述战国时期的文章，在唐朝时期柳宗元的笔下寓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王临川集》，台北，1959年，第68章，第354页。
[2]《说文解字注》，1808年版，台北，1963年，第15卷A，第1上—2下页。
[3] 参见Kwong-yueg（张光裕）的RetArcheologigtinofeseCharacters（《关于汉字起源的最新考古证据》），载D。ley（吉德炜）主编的TheinsofeseCivilization（《中华文明的起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1983年），第323—391页。
[4] 关于甲骨文，参见D。ley的SourcesofShangHistory。TheOraeInssea（《商代的历史资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铭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相关研究中更为重要的一部，见Tsung-tungg（张聪东）的DerKultderShang-DynastieimSpiegelderOrakelins。Einepal?ographischeStudiezurReligionimara（《甲骨铭文中的商代宗教崇拜：对古代中国宗教的考古学研究》），威斯巴登，1970年。
[5] 参见D。Twitchett（崔瑞德）、M。Loewe（鲁惟一）主编的TheCambridgeHistoryofa（《剑桥中国史》，第1卷，剑桥，1986年），第69页等。
[6] 由于早期编年史的不确定性，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一直存在争议。D。S。Nivison（倪卫德）的论文TheDatesofWesternChou（《西周纪年》），载HJAS（《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43期（1983年），第481—580页，使得这个讨论重新被人关注；也见E。L。Saughnessy（夏含夷）的The"t"BambooAnnalsaeoftheZhouquestofShang（《〈今本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载Earlya（《早期中国》）第11—12期（1985—1987），第3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