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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期历史著作以及叙述文体的发端
历史描写的教化作用
虽然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地位始终在诗歌之下，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以口头甚或书面形式流传的长篇英雄故事及叙事史诗，这种观点能够找到很多依据。但是从精英知识分子开始推崇儒学后，这种传统就没有再得到继续发展，甚至遭到了有计划的压制。[52]《汉书》中记载了下面这段话，说话者是将儒家学说提升到国家层面的“设计师”董仲舒（前179—前104）：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3]
将传说及英雄史诗与历史相结合的做法虽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但出现得也相当早，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文集都是由汉代那些接受过儒家教育并奉国家之命管理文学领域的人选编的，因而是与特定的兴趣、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些文集中，我们虽无法马上确定早期英雄史诗的存在，但也能够推断出来。
但也有观点反对早期历史小说的存在，且认为流传下来的史书以及历史的或伪装成历史的小说，都是建立在悠久的、带有说教性质的历史故事传统之上的。[54]我们能看到许多不同的著作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情节关联，这几乎可以让我们认为在这些带有说教意味的历史故事前，肯定曾有过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传说或史诗。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些文本中引用了大量人物会话，这些会话或完整引用，或摘取片段。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演说传统在中国是曾经存在过的，只是这种艺术后来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55]
中国历史著作的开端跟中国文学的开端一样模糊。相较于半个世纪之前，今天的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已经清楚得多，因而恐怕不会再有人像汉学起步时期的德语地区著名汉学家佛兰阁（OttoFranke，1863—1943）那样做出如下的论断。他于1925年写道：“存在于他们所有人（这里指的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外的中国文化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拥有了大量历史著作，从规模上看难有人与之比肩。”[56]他的这种说法并不算完全错误，虽然其他民族拥有比中国古老得多的历史著作，但从整体规模上来看，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古老民族能够比得上中国。“就像在其他思想领域一样，中国的天才们在记载历史方面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方法，服务于自己的目的。”[57]佛兰阁说得没错。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历史著作从一开始就以不同的方式与统治者的仪礼联系在了一起。为了避免纷争，早在商代，王室内部就形成了王位接替的规则[58]，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被任命记录这一决定程序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专家。但我们并不清楚承担这个任务的是负责占卜的卜官，抑或只是一些负责记录由卜官主持的这个过程的人；我们同样不清楚这些负责记录的人是历法专家，还是执掌各种仪轨的人，这些人都是有据可查的早期史官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与“史”这个汉字的多义性密切相关，这个字发展到后来既可指“历史学家”，也可指“史书”。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史”被解释为“记事者也”，指的是占卜，但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还可以有其他解释。在中国悠久文人传统时代的晚期，类书式学者兼考据学家王国维（1877—1927）曾经提到过其中的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史”字代表的是一只举着容器的手，容器中装的是射箭比赛时用的筭，因而，“史”的作用就是记录射中了多少箭。到了周代，记录史官分类和职责的材料就比较多了，虽然这些材料经常相互矛盾。
“史官”显然是一个可世袭的体面职位，这些人所做的既有类似确定吉日这样的天文历法方面的工作，也有像占卜或为统治者读、写这样的任务。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上，“史”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不仅会记录下外交活动的过程，还会在每一年开始之时为统治者制定出将要正式宣布的历书，其中会声明诸侯的重要职责。这种历头会被供奉在诸侯的宗庙中，对于这一点，“史”也会做相关记录。孔子在编纂《春秋》这部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时（他被认为是这部书的作者），或许就是以这些记录为依据的。
《书经》《春秋》《竹书纪年》
《书经》又名《尚书》，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文献汇编。这部文献记录的主要是统治者的一些言论，其中有几篇是为公元前1046年周王灭商正名的作品。[59]早在公元前6世纪，这部著作的最初形式应该就已经存在了。[60]但根据清代考据学家以及20世纪研究文字风格的学者的观点，传世的《书经》中有一些篇目最迟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且该书有一部分系伪作，出现时间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在重构古代汉语语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1889—1978）认为：《古文尚书》总共58篇中有28篇系后人添加，这个比《今文尚书》年代还晚的本子的特点在于过分夸张地模仿古代风格。[61]对此，德裔汉学家霍古达（GustavHaloun）提出：这些出现年代最晚的篇目所记载的历史反而是最早的，这是中国历史编纂上的一个普遍特征，这种对于重构自身最古老历史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权的合法性。[62]
《书经》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洪范》，该篇讲述的是儒家的治国思想，由不愿出山辅佐周王的隐士箕子向新登基的周王讲述。《书经》的其他重要篇目包括《尧典》《汤誓》《盘庚》等，还有最早描写中华王朝的《禹贡》以及记录周武王在牧野讲话的一些比较短的篇目。[63]
传统上认为由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关于鲁国的编年史，记载时间为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这段时间后来也被称为“春秋时期”。这部作品的文字风格异常简洁，虽然文本本身不存在问题，但就是因为文字简洁，所以造成了多种多样的阐释可能。对于孔子为何没有提到某个事件或者他的某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存在各种猜测。孟子（约前372—前289，拉丁语名字为Menzius）曾从历史及道德价值的角度，对他认为最重要的典籍进行了归类。关于《春秋》的形成，他认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64]
在另外一处，我们还能看到关于《春秋》作者为孔子的说法：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65]
除《春秋》和司马迁《史记》开始的几卷外，《竹书纪年》应该算是最为可靠的历史记录了，至少对我们来说，这部书是了解西周及以前的历史最为重要的编年史著作，虽然它跟《春秋》一样言简意赅。书中记载了从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开端直到公元前299年魏国时期的历史。《竹书纪年》是用周朝晚期的字体写在竹简上的，公元前296年该书随魏哀王入葬，并于公元281年被盗墓者发现。最初的文本共12（或更多）卷，已经失传，但流传下来的两卷并非伪作，而是以历代传承下来的文本为基础的，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66]
《左传》及《春秋》的其他注释典籍
《左传》被认为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人对《春秋》的解释，与《公羊传》《穀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最重要的典籍。[67]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后两部作品是在汉代经编辑整理过的。《公羊传》比《穀梁传》年代更早，而《穀梁传》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天文知识。两部著作都以问答的形式写成，这种文体也被称为“问对体”，应该是在口传的基础上形成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风格则完全不同，它更像是一部独立的国家政治著作，且对继承了《公羊传》传统的《史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公羊传》和何休（129—182）《春秋公羊传解诂》之间的一环。因而我们需要记住，当中国学者说到《春秋》时，他们并不仅是指那本语言简洁的著作，而是包括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注释。例如《春秋·隐公七年》的第二条记载中只是简单地写着“滕侯卒”，而《公羊传》中就说道：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国也。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何休还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