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长自述（第2页）
因此，我意识到这种清理方式不可行，清得越细，越不利于文物保护和以后的复原。况且多日连续熬夜守候，队员们也都非常疲惫。加上文物在工地上多待一天，就会多增加一分危险，所以我紧急跟在北京的我们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联系，技师建议整体起取，放回室内清理。
▍ 清理绿松石龙形器
▍ 绿松石龙首特写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宝贝套箱，“请”回了驻地，又运到北京，仔细清理后，它的真面目才显露出来。我们以前做过种种想象，待它完全清理出来之后才觉得，以往的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它居然是一条大龙！保存得那样好，你站在正上方俯视它，它的身子和尾巴好像在游动；你若是逼近它，它那双白玉镶嵌的大眼睛好像也在瞪着你，催你读出它的身份来。我们的专家管它叫“超级国宝”，确实如此。
大家总是会问：许老师，你当队长这段时间有这么多收获，最令你激动的发现是什么？一般记者朋友都会替我回答，应该就是那个绿松石龙吧，因为它太有名了。但我说还不是，我最得意的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当时的“紫禁城”），这是在我手里发现的。因为我个人是做城市考古的，在考古界，我自称是做“不动产”的。宫城城墙、道路、宫殿建筑、四合院这些东西是我的强项，所以说搞清不动产的布局，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先翻前辈留下的纸质发黄的工作记录，寻找蛛丝马迹。先生们在1976年已经探出现在宫城东面有条大道，200米长，以后就没下文了。我非常兴奋，意识到这个道路非常关键，很有可能就是解开二里头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决定继续追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一个村民跟我说：“许队长，我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哟，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大家都知道，小麦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由于地下有比较密实的东西，渗水不畅，导致它结构异常。而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的就是宫殿建筑或者城墙。因为它是用夯具夯的，比较坚硬，有时候在航片上都能看出城墙的走向。我当时非常兴奋，觉得很有可能是夯土建筑或城墙，结果让技工一钻探，那是条路，就是现在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这也让我们兴奋不已。大家知道路在踩踏之后像千层饼似的，也不容易渗水。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我们就顺藤摸瓜往东探，结果跟前辈探出来的那条大道垂直交接上了。
就这样，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发现了。而后我们接着追探那条南北向的大道，一下子探出了700米，路宽10多米，一些地方达到20米。我们队友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了现代道路四车道的标准，它是具有王气的，只有王都才有这么宽的道路，就像只有北京才有长安街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乘胜追击把这个井字形的大道搞清楚了。而它围起来的空间，就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所在。
说起来，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也很有意思。我有一本小书叫《最早的中国》，那里面有一节叫作《“想”出来的宫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一段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你才能挖到什么。当时做学生的我还不理解，但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深感这句话的内涵太深刻了。我接手二里头时已经挖了40年，我的前辈们一直想找城墙却没有找到，有朋友说许宏太幸运了，实际上我是有一整套思考的。我在做博士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意识到在早期城市里，外围大的城圈是可有可无的。二里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它的有无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防御需要，跟政治、军事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我坚信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应该是开放的，因为政治性决策本身就有封闭性和独占性。
▍ 远眺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井字形大道与宫殿基址
凭着这样的信念，我推想二里头宫殿区应该也有防御设施。我顺着这个思路，按照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去探索。前辈们已经发现的大道，西边是2号宫殿，宫殿的东墙外是大路，再之外就不是宫殿区了，只有一些小房子。大路与2号宫殿的东墙，应该就是宫殿区的东缘，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城墙或者壕沟。因此，如果有宫城城墙的话，2号宫殿的东墙应该是利用宫城东墙建的，和它们应该在一条线上。
那么，我就安排把2号宫殿的东北面揭开，果然2号宫殿的东墙继续向北延伸开去。我们又把2号宫殿的东南角揭开，进一步扩大面积，它又往南延伸开去了。于是到了2003年5月下旬，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条墙已经确认300多米了。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宫城东北角。就这样，在我40岁生日的前夕，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紫禁城”的发现，是我收到的最厚重的礼物。
到了第二年，我们又乘胜追击，把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中国最早的宫城超过10万平方米。它建于距今3700年左右，别看它的面积只有现在明清紫禁城的17，但它是以后所有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我们说了半天绿松石龙和宫城城墙，这些都是统治者用的，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塔尖，所以很重要。但实际上考古人也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们吃什么、用什么、扔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古学就是一门关于垃圾的学问。我们的发掘对象往往都是废墟和垃圾堆，但是我们能从其中探出许多宝物来。
▍ 二里头出土的五谷：小麦、稻米、黍、粟、大豆（从左至右，从上至下）
比如把垃圾坑里的土和地层里面的土，通过浮选的方式使粮食等碳化了的植物颗粒浮上来。我们从中知道，二里头时代已经五谷齐备了。
到明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就是第55个年头了，也是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第15个年头。二里头都邑总共300万平方米，我们这几代人却只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绝对的冰山一角，然而却已经有许多重要发现了。考古工作就跟愚公移山一样，这么一个都邑遗址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的考古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来的。考古人就是凭着这个劲儿，用我太太的话来说，这考古人都是一根筋，一生只干一件事儿。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劲儿，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几年之前，我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介绍了关于二里头的中国之最，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地位。但我更想说的是，与其说几代人的探索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它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索，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
我们说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问，人之前的不归考古管。但光是人的历史至少就有两三百万年了。如果把这两三百万年假设为24小时的话，那么到半夜11点57分之后，才进入有文字的历史。中国的文字出现得更晚，还不到2分钟。而这之外的漫长人类发展史，要想搞清它的过程，复原它的轨迹，回答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这类问题，只能依靠考古学了。
▍ 在“一席”演讲
想起著名小说家张承志先生的一段话，他也是我们考古专业毕业的。他说，“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缘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窥探它们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也正因如此，我们坚信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013年12月8日，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系“一席”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