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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4
是岁浙西大旱，漕事迫。嘉之崇德、湖之德清素顽梗，属年饥，益不办。大中丞奉旨谴责。令予专督崇德，而自督德清。予疏剔月余，遂与他邑相后先矣。
然则牧斋于辛巳三月廿四日过钓台经杭州，于四月朔日即在嘉兴遇见卧子。自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一日，其间时日甚短，故知牧斋此次由黄山返家，行色匆匆，与前之往游新安，从容留滞者，绝不相同。盖牧斋因河东君之不愿同游，独自归松江，恐有变化，于是筹划经营不遗余力，终于经两月之时间，遂大功告成矣。卧子此时不知是否得知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消息。但牧斋于此际遇见卧子，其心中感想若何，虽未能悉。然钱、陈皆一时能诗之人，卧子既有篇什，牧斋不容缺而不报。今《初学集》中此时之诗，独不见卧子踪迹者，当是牧斋不欲卧子之名著录于此际，转致有所不便耶？卧子此题二首之一有句云，“山川留谢傅”，殊不知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诗有“东山葱岭莫辞从”句。陈、柳两诗语意不谋而合，可笑也。
又检《陈忠裕全集·一八·湘真阁稿·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云：
明主终收璧，宵人失要津。南冠荣衮绣，北郭偃松筠。艰险思良佐，孤危得大臣。东山云壑里，早晚下蒲轮。
此诗作成之时日未能确定。但既有“南冠”“北郭”一联，则至早不能在牧斋因张汉儒诬讦被逮至北京入狱经年，得释归里以前，即崇祯十一年冬季以前。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季秋，禫除。”“十三年庚辰”条略云：“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则此诗有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之可能。更考《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崇祯十三年庚辰八月所作《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云：“天公试手，浴堂金殿，瞥见清明时节。”句下自注云：“时中朝新有大奸距脱之信。”据《明史·一百一十·宰辅年表》“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致仕”，国观乃温体仁党，夙与东林为敌（参《明史·二五三·薛国观传》并详牧斋《永遇乐词》钱曾《注》）。牧斋所谓“大奸”，当指韩城而言。卧子诗“宵人失要津”，或即兼指温、薛辈。盖温、薛皆去，牧斋可以起用矣。又牧斋《永遇乐词》尚有《十七夜》一首云：“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似牧斋此时亦游寓苏州。但《初学集·四三·保砚斋记》略云：
保砚斋者，戈子庄乐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端研以诒其子棠而以名其斋也。戈子携其子过余山中，熏沐肃拜而请为之记。崇祯庚辰中秋记。
则崇祯十三年中秋日牧斋犹在常熟。是否十七日即至苏州，尚难确知。假定其实至苏州者，卧子赠诗自应同在吴苑矣。更检杜于皇（濬）《变雅堂诗集·一》载《奉赠钱牧斋先生（五古）》一首，不知何时所作。唯诗中有句云：
何期虎丘月，一沃龙门雨。
此首前一题《半塘》云：
虎丘连半塘，五里共风光。此时素秋节，远胜三春阳。西风扫不尽，满路桂花香。
故知茶村于中秋前后在虎丘遇见牧斋，或即是崇祯十三年秋季与卧子赋赠牧斋诗同时同地。盖杜氏与几社名士本具气类之雅（见《变雅堂集·五·送朱矞三之任松江序》及杜登春《社事本末》），殊有同时同地赋诗以赠党社魁首之可能也。俟考。总而言之，钱、陈两人交谊如此笃挚，当日牧斋应有诗书以答卧子厚意。后来刻《初学集》删去不录，亦与删去酬答卧子禾城赠诗同一事例，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瞿稼轩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遂为师母讳耶？
复检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时乌程（指温体仁）去位，杨（嗣昌）、薛（国观）相继秉国钧。西铭（指张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计非起复宜兴（指周延儒），终是孤立之局。乃与钱蒙叟（谦益）、项水心（煜）、徐勿斋（汧）、马素修（世奇）诸先生谋于虎丘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时吴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中，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辛巳二月间事。于是宜兴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一百一十·宰辅年表》“崇祯十四年辛巳”栏载：“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书三百零八《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杜氏“四月”之语，误），而西铭即以四月暴病云殂。
寅恪案：牧斋与张、项、徐、马谋于虎丘石佛寺，杜氏虽未确言何时，以当日情势推之，或即在崇祯十三年中秋前后，亦即卧子茶村赋诗赠牧斋之时也。俟考。
至于钱、陈两人论诗之宗旨，虽非所欲详论，然亦可略引牧斋之言，以见一斑。
《有学集·四七·题徐季白卷后》略云：
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馔，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
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诃诋。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一八·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
又卧子《安雅堂稿·一八·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
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
等可为例证。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薮，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袅情嫫母，遂致纷纷。谤议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三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
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袅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郎”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嫫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三十通云：
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
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巳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但检《初学集·四六·游黄山记序》略云：
辛巳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
及《有学集·一八·耦耕堂诗序》略云：
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巳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
《黄山记序》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巳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巳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巳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冲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下注“起辛巳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复次，孟阳与牧斋之关系，其详可于两人之《集》中见之，兹不备论。但其同时人如前第三章引朱鹤龄《愚庵小集·与吴梅村书》，载宋辕文深鄙松圆，称为牧斋之“书佣”。后来文士如朱竹垞论松圆诗，亦深致不满。兹略录朱氏之言，以见三百年来评论松圆诗者之一例。
《明诗综·六五》所选程嘉燧诗，附《诗话》云：
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无类是与？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
夫松圆之诗固非高品，自不待言，但其别裁明代之伪体，实为有功。古今文学领域至广，创作家与批评家各有所长，不必合一。松圆可视为文学批评家，不必为文学创作者。竹垞所言，固非平情通识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