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招抚赈济却可惜难以为继（第1页）

第十九章招抚赈济，却可惜难以为继

杨鹤是勤奋的，在任职总督的日子里，派出很多人手，大力推行招抚之事。

怎么做呢？凡是愿意接受招安的，就发放“免死票”给他们，表明已经洗心革面，回归生产。

要是能生产，谁还去造反？家里的地干得比石头还硬，凿都凿不开，种啥能长？难民举起锄头变成流贼，放下锄头拿起免死票变回难民，过两天锄头还得举起来。朝廷不能不管，就把他们安插往各处，一时间漫山遍野都是“降丁”。

杨鹤的报表很好看，皇帝看了很高兴，进而对他投资了更多信任，亲自为他力排众议。

有了皇帝的支持，杨鹤腰杆挺得更直了，说话也硬气了，哪个言官敢参他，他就强势回怼。

但这不过是人前的样子，在人后，杨总督是愁容满面。他十分清楚，招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现在招安了那么多人，免死票发了一沓又一沓，可是这些人表面称降，转个脸又我行我素，继续烧杀抢掠。而且因为有了来自朝廷的免死票，他们更加猖狂了。

得到降丁纷纷复叛的消息，杨总督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决定隐匿不报。

杨总督不想报，自然有别人帮他报，有言辞激烈者，直接指出：“招抚过程中，贼寇都称降了，可是粮食问题依旧严峻，他们继续烧杀抢掠，这招抚简直是名存实亡！”他还分析了原因：“现在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粮价比金，士卒们近三年没有吃过饱饭了，再仁慈的母亲现在也保不住她的孩子了（易子而食的委婉说法），你们这些当官的，又能奈这些百姓、兵士何呢？更何况近年来官吏贪酷成风，不论是以征饷、剿匪还是别的什么名义，统统都要刮皮，老百姓能不从贼吗？”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天灾降临，整个中原都受灾，谁家都没饭吃，老百姓此刻未必想到要造反，顶多天天逛龙王庙，烧香求雨。直接激化矛盾的，是当地的官吏，他们的贪污风雨无阻，不受气候影响，不是说风调雨顺了多贪点儿，大旱三年了就少贪点儿，不会的，他们只会加法不知减法。朝廷加一分税，他们就要加十分，朝廷减一分税，他们还要加十分，就是这么牛。

明朝的税收主要是田税，从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收。税收本身其实没有很高，但是加上了“层层克扣”就不一样了，能膨胀到吓人。

为了具体且形象地体现这是怎么膨胀的，我们来做个角色扮演游戏：

现在你是朱由检，大明皇帝，很有权力，但是没屁用，你没钱了，内忧外患火烧眉毛。你和大臣讨论一番，决定加派一点点饷，就加一亩地六合（0。6升），折合银子大概0。0047两，不多吧。好，你把圣旨发下去了，朝中大臣去办了。

现在你是大臣，主管此事。你有权力了，还和收税有关，你发觉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你决定捞一点好处，就几千两（或者直接分一半给监察官），和一百多万的税额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没人会在意的，实在太清廉了。在你的暗示下，地方长官给了你贿款。与你一同办事的同事也效仿了你，你们彼此心照不宣，微微一笑，相信谁都不会说出去。

现在你是地方长官，薪水微薄事儿还多，刚刚那个京官居然借着公务敲诈了你，你很生气（如果你还没觉得这很正常的话），但是官高一级压死人，你没有办法。亏是不能吃的，你灵机一动，暗示了你的下属。

你的下属暗示了下属的下属，最终暗示了办事的小吏。

现在你是办事的小吏，官僚体系底层的底层，上升空间压根儿没有，每天就是干活。长官动动嘴，小吏跑断腿。本来已经很无望了，现在你还要打点各路大爷。你很生气，却没有办法。你正走在收税的路上，心中一团火气，但很快，你灵机一动，笑了起来。既然大家都在拿钱，为什么不直接收的时候就多要一点？你在秤上做手脚，你在米里掺沙子，但很快，你发现你的同行比你还大胆，直接明着收。你一脚踹在米袋子上，累死累活搞这些名堂干什么，下次也直接要！

现在你是一名陕西地主，家里没有余粮了，正在发愁，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收税的官吏来了，告诉你：“官府要平寇，保护你们地主的权益，还不出资支持？赶紧把东西拿出来！”同时，他还搓了搓手，对你进行暗示。你拿不出粮食，却又无法与官府作对，你灵机一动，去敲了佃户的门。

现在你是一名陕西佃户，家里不仅没有余粮，连口粮都没了，正在发愁，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地主收租来了，告诉你：“上面又加饷了，租子要提高，拿出来吧！”你拿不出粮食，地主把你家能抵债的其他东西拿走了，你灵机一动，抄起了锄头。

锄头砍向谁？砍向同样贫穷的百姓，砍向有钱的地主，砍向收税的衙门，最终砍向朝廷。

大致就是这么个故事，虽不细致，却也可以套用到每次颁布新政策上去，不仅仅是加饷，凡是该办事了，可以动用权力了，这一套都行得通。其实我还是说得太委婉了，已经默认大家都不想主动行贿，并且对法度还有敬畏，当时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

这时候可能有人问了，这是整个明朝制度的问题，为什么说是小吏激发矛盾呢？因为“直接”二字。越往下层，监管力度越小，贪污愈发肆无忌惮，且因小吏人数众多，榨取数量简直不可估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直接办事人，吃拿卡要、欺上瞒下太容易了，有时候连当官的都奈何不了他们。

因此，当地农民未必想得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也没法直接砍朝廷，难道去用凿子挖皇城的门吗？就算挖了也没用，因为皇帝也没钱。

所谓矛盾爆发，一定是从冲突最尖锐的地方开始，而不是最根本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招抚有啥用呢？税收上来的时候刮一遍，发下去再刮一遍，就更少了！

那啥都不做行不行呢？也不行啊，农民的锄头已经抄起来了。总之，这事儿是做也错，不做也错。

很惨地，杨鹤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

谴责杨鹤平贼无功、寇乱仍起的奏疏雪花一样飞上御案。朱由检也坐不住了，再力排众议也难敌这普天之下的悠悠众口，为了“抚局”，他决定孤注一掷，下点猛药。一封主张赈济的奏疏适时地呈了上来，说陕西危急、甘肃宁夏军心动摇，非拨款数十万不能解决。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要是有钱，当初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事情显然不能再拖了，朱由检咬咬牙，再让户部和工部勒勒裤腰带，挤出了十万两银子，拨往前线。

崇祯四年，御史吴甡带了这救命的十万两银子，前往了陕西。按照要求，吴甡在此次赈济中必须事必躬亲，绝不能委任给下属小官，防止贪没。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赈济见到了成效，十万两银子洒出去，七千余人解散了队伍，回到了家中。

赈济收到了效果，说明这是一条对的路线。但是，对于平贼才算是开始的钱款，对于朝廷却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了。这正确的路线不是走不通，只是走不起而已。两大部门牙缝里抠出来的钱与陕西的情况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就连亲自前往一线赈济的吴甡，也对杨鹤的招抚政策不满起来，上疏一封，道：“当今局势，该是先剿后抚才对，要不然‘贼以抚愚我，我以抚自愚’，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朝堂上主抚和主剿的言论又开始分化，吵得越来越激烈，杨鹤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事情都是没钱闹的，想息事宁人根本不可能，杨鹤守着这烂摊子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