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书画院长 一（第2页）
在皇帝的亲切关怀和不懈努力下，当时画院与画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已经具备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体制，对于以后的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教学、画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说是画院，其实，与后世常见的那种单一的、松散的画家组合不同，而是一所由皇帝亲自领导、亲自执教，完全按照其旨意办学的名副其实的高等艺术学校。其办学成就是巨大的。
首先，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宣亨、卢章、张戬、刘坚、李希成等人是宣和画院的名家。南渡后的代表性画家李唐、刘宗古、李端、李迪、苏汉臣、朱锐等，也都是宣和年间的画院待诏。
其次，由于画院采用了考试制度，不少来自民间的优秀画家被录入画院，故而很多具有民间风格的作品也在画院中出现，使民间风格在画院中占有相当地位。
再次，由于画院教学中重视学生的诗、书方面修养，从而开拓了绘画的新境地，使文人画日益繁荣，画院体制更加完备。
最后，在推进书画鉴藏和金石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赵佶对于艺术珍品酷爱到极点，即位不久，即派心腹宦官去全国各地搜罗古器物和书画名迹。《画继》记载：
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待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中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
在徽宗皇帝的刻意搜求下，秘府收藏之富百倍于先朝；同时，他还组织画院画家临摹了许多内府收藏的名迹，为保存与赓续中国文化做出了颇多贡献。流传至今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宋代的摹本才为后世所知闻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著。这些具有画史与画学理论研究丰富内涵的著作，对于后世美术事业的发展，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宋末年亲王、宗室、贵族、官宦学画之风蔚然兴起，并出现了赵伯驹、赵伯骕那样的皇族名家。加之，徽宗朝经常举办观赏御府所藏图画及临摹古画活动，使朝臣、贵胄眼界大开，逐渐提高了艺术修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宋之交文化艺术的繁荣。
三
说到宋徽宗赵佶的文采风流，人们会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他们许多方面是相像的。
他们都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佼佼者，是诗书画“三绝”的多面手。像徽宗一样，李后主艺术天分也非常高，从小就废寝忘食地浸**于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的广阔天地。书法初学柳公权，后来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创制出具有独特风格的“金错刀”体；他也善画，举凡人物山水、花木翎毛，无不涉猎，尤精墨竹；同时精于鉴赏，酷爱收藏。至于诗词，更是独步千古。因为有了李煜，词体完成了从应歌侑酒的“歌辞”向抒写个人情志的新型抒情诗词的转变，特别是在描写人生缺憾和表现哀婉之情方面，达到了文学史上新的巅峰。
他们同样都是悲剧的角色，人不能尽其才，才不能尽其用，硬是“赶鸭子上架”，不情愿地被按在龙墩之上，以致消极怠工，荒废政事，纵情声色，误国误民。
他们同样整天沉溺于宗教的虚幻世界而不能自拔：徽宗执着地崇信道教，后主则一意佞佛，取号“莲峰居士”，头戴僧伽帽，身穿袈裟，礼佛诵经，跪拜稽首。最后，都同样亡国。
他们同样信任奸佞，陷害忠良。对于李后主的荒政、乱政，当时许多朝臣都曾冒死进谏。言辞最激烈的是内史舍人潘佑，连上八道奏章，并当面批评说：
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
后主冥顽不灵，根本听不进去，潘佑反而因此被逼死。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结局同样悲惨。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煜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牢之中。
他们同样遭到无情的命运的作弄，先是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残酷无比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折磨，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也许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于是，有人就传说宋徽宗是南唐李后主托生的。据说，徽宗出世前，他的父亲宋哲宗赵煦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风流才子的儒雅风标颇为心仪。随后，赵佶就降生了。有人写诗为赞：
闻说重光有后身，道君耽艺岂无根？
谁知百五余年后，也作降王拜女真。
李煜字重光；赵佶笃信道教，称“教主道君皇帝”。李煜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赵佶父子也做了金人的俘虏。有人说，这是宋太宗赵光义残酷虐杀李后主的因果报应。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但宋徽宗与李后主由于才非所用，最后导致灭国亡身的悲惨命运，却是千真万确的。
关于这位南唐国主，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十分恰当的评价：“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做人主耳！”又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能为我虏乎？”清代诗人郭频伽也咏叹他：“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本来不是君王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终日以泪水洗面，断送残生，而且祸殃妻孥，真是所为何来？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也曾偶发痴想，假如宋徽宗、李后主当初没有当上皇帝，而是从其所欲，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