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3（第3页）

或者会说：

“除了巴赫的那支著名小提琴曲、肖邦的E调小夜曲，以及从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人的作品中选取的十来部作品（不是选的全部）以外，剩下的统统是一种分离人的艺术，应该遭到排斥、鄙视。”

或者说：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称不上。在描写人物性格方面，他没有一点水平。”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赞同他的观点，他也会坚持己见，矢志不移！他曾自豪地写道：

“我的看法与言论，与欧洲一切对莎士比亚的见解截然不同。”

他一直认为别人的言语都是谎言，感觉到谎言无处不在。如果某种观念越是被普遍传播，他就越奋起反击。他会向它挑战，表达出自己的怀疑，就像他在谈到莎士比亚的荣光时所说的：“那只不过是人们经常受到的传染病式的影响。正如中世纪的十字军，在远征时对巫师的信奉，寻找点金石，对郁金香怀有**等。只有当人类真正摆脱之后，才会看到自己在受到感染时的疯狂。新闻业的发达，也会使这些传染病变得十分猖獗。”他甚至还以“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类传染病的最新例症。他是一切不公正的敌人，捍卫着那些被压迫的人。每每在谈到这事件时，他总会表现出一种鄙夷不屑的冷漠。这个例子十分明显，能够准确地证明他那种极端的态度，将会把他对谎言的怀疑以及对“精神传染病”的本能的排斥引向一种境界。对此，他自己十分清楚，可他无法克服。面对人类道德的沦丧，无法理解的盲目，令这位心灵的透视者、热情力量的召唤者，把《李尔王》看作是“荒谬的作品”，而且认为那个高傲的考狄莉亚是“毫无个性的一个人”。

不可否认的是，他清楚地透析了莎士比亚所存在的某些真正的缺憾，一些我们没有承认的缺憾。例如千篇一律地用在所有人物身上的诗句，那人工斧凿、**、英雄主义、甚至单纯质朴的修辞。我完全明白，由于托尔斯泰是所有作家中，文气最少的一个，因此他对文人中最天才的艺术缺乏好感。但是，他为何要浪费时间去谈论大家都搞不清楚的那些事呢？向一个对你完全封闭的世界做出评判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若要在从这些批判中寻找到打开奇特世界的钥匙，那么这些评判就失去了价值。但如果我们想从中探寻到打开托尔斯泰艺术之门的钥匙，那么它的价值则无法估量。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创造性的天才在批判时，要完全秉承公正无私的态度。当瓦格纳、托尔斯泰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说的并非是贝多芬或莎士比亚，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在展现自己的理想，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都没有要欺骗我们。托尔斯泰在批评莎士比亚时，并不想把自己变得如何“客观”。他甚至还指责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对于那帮德国批评家，托尔斯泰倒是手下留情，但他也指责他们在歌德之后“创造了莎士比亚”，并“提出艺术应遵循客观理论，既艺术应该在一切道德之外表现大事件，这是对艺术的宗教目标的彻底否定”，对于这些人，他蔑视得还不够。

因此，托尔斯泰是站在信仰的高峰向世人宣布自己的艺术评判的。我们不应该在他的这些批评中寻找任何人的意见。他从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典范，他对自己的作品也一样毫不留情。1那么他究竟在希望什么？他提出的合理的宗教理想对艺术又有何价值呢？

1。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幻想归到“坏艺术”的行列之中。而当他谴责现代艺术时，他竟毫不留情地抨击自己的戏剧，认为“它们缺乏未来戏剧基础的宗教意识”。

可以说，这个理想是美妙的。而“宗教艺术”一词，在含义的广度上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但是托尔斯泰不仅没有限制艺术，反而将艺术扩展。他曾提出，艺术无处不在。

“我们生活的全部都被艺术所渗透。例如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戏剧、艺术的音乐会、艺术的书籍、艺术的展览等。但这仅仅是艺术的极小部分。生活中，从儿童游戏到宗教仪式，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艺术活动。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两个机能，就是艺术与语言。其中一个沟通心灵，另一个则用在思想交流上。若其中一个误入歧途，那么社会就要生病了。然而，今天的艺术真的走上了歧途。”

自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艺术已经不再被人广泛谈起了。各阶级的分化，使富人、特权者都想拥有对艺术的垄断权。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诠释出美的标准。于是艺术在远离贫穷人的同时，也变得乏味了。

“不依靠劳作而生活的人，其内心的情操要比干活儿的人的情操狭小许多。现在，社会情感主要有三种：骄傲、肉欲和生活上的慵懒。这三种情感及它们的衍生物几乎构成了富人们唯一的艺术主题。”

这个主题令世界腐化，使人民颓废；它宣扬**欲，成为人类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另外，它不具备真正的美，不自然而且虚假。它只是一种矫揉造作、凭空想象的艺术。

对于美学家的谎言和富人们的消遣之物，使我们创立活的艺术，人类的艺术，甚至是联合大众、一切阶级、民族的艺术。在这方面，过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大多数人懂得并喜欢我们认为是最崇高的艺术，例如《创世纪》中的史诗，《福音书》中的寓言、传说、童话、民歌。”

能够传达时代宗教意识的艺术，算得上是最伟大的艺术。但切勿把它当作是一种教会的教义。“每个社会都具有一种对人生的宗教观：那是社会所追求的最大幸福。”大家对此都怀有一种或多或少的较明晰的感情。一些比较前卫的人士对此给出了明确的表达。

“始终存在一种宗教意识，这是流淌着河水的河床。”1

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在人类博爱的基础上追求幸福的企望。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团结的艺术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而崇高的艺术，则是那种通过爱的力量直接实现这种团结的艺术。可同时也存在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会以愤怒和轻蔑为武器，攻击一切反对博爱的事物。例如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的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弥纳尔的绘画。甚至可以说那些根本达不到高水准的艺术，只要是用同情与真理来反映日常生活，能够促进人们的团结，也可以算是真正的艺术。由此可见，《堂吉诃德》和莫里哀的戏剧都属于真正的艺术。当然，这第二种艺术经常因为其过于琐细的写实和贫乏的主题而犯错，尤其是“当我们将它们同古代典范，如《约瑟行传》进行比较时”。细节描写如果过分精确，也对作品有害，使其因此变成缺乏普遍性的读物。

“然而，当代的一些作品常为现实主义所累，而这种现实主义，准确地说只不过是艺术上的狭隘情调。”

因此，托尔斯泰严厉地批判着自己的天才要素。把自己彻底奉献给了未来——而他自己一无所有，可这对他又有何妨？

1。准确地说，“这是大河流淌的方向”。

“未来的艺术必然摒弃现在的艺术，它一定会建立在别的基础之上。那时，它将不再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财产。艺术不是一种行当，它是人们真实情感的表述。然而，所谓的艺术家只有在不脱离民众，不孤独的时候，才能感受并表达出真实的情感。所以，但凡躲避生活、脱离民众的人，都是处在糟糕的环境之中，无法创作的。”

未来的日子，“一切有天职的人都会成为艺术家”。这是“因为小孩子们在小学里就开始学习音乐、绘画和基本文法了”，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艺术。毕竟，将来的文艺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复杂的技巧。未来的艺术将趋向简朴、明晰、精练，是结合古典和健康的艺术，以及荷马式艺术的精髓。1在线条明净的艺术中表达普遍的情操，那会是多么美妙的啊！为千百万人创作一个童话或歌曲，描绘一幅画像，要比写一部小说或一首交响曲重要得多，当然，也困难得多。这是一片广袤、未经开垦的园地。有了这样的作品，人类将懂得什么是友好团结的幸福。

“艺术可以铲除暴力，并且只有艺术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使命就是让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2

1。自1873年起，托尔斯泰就写道：“你可以任意想，但你想到的每一个字都应该让印刷厂的运送马车夫读得懂。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来的书一定没错。”

2。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人类兄弟般的友情并非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他那永不满足的灵魂令他除了爱以外还隐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理想：“或许有一天，科学家们会发现一种更加崇高的艺术形式，并且通过艺术来实现。”

谁会反对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词呢？有谁看不到，尽管托尔斯泰的观念带有众多的乌托邦特质和一点稚气，但他是多么的生动、丰富！的确，我们的艺术不过是一个阶级的表白。而这个阶级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分化成了一些小的敌对部落。在欧洲，任何艺术家到思想家都无法体现各个党派、各个种族的团结。而现代，托尔斯泰的心灵是最广博的。在他心中，各国人民、各阶级都是彼此相爱的。他同我们一样，体味到这伟大、广博的爱之后，不会再满足于欧洲那些小团体的艺术所给予我们的伟大心灵的星星点点的描写了。

十五

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之中表现出来，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在托尔斯泰身上，理论和创作就像信仰和行动一般，始终保持着统一性。在构思自己的艺术批评的同时，他也罗列出一些他所希望的艺术新模式：那是两种艺术模式，一种更博大崇高，另一种略欠纯洁。但从人性意义上说，两种模式都是“宗教的”——一种是通过爱来团结人类，另一种则是对爱的仇敌宣战。托尔斯泰写了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民间故事与童话》（1881—1886），《黑暗的势力》（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主与仆》（1895）。就在这一段巅峰与终极的创作时期，《复活》（1899）诞生了。它仿佛一座有两座钟楼的大教堂一样，一座象征着永恒的爱，另一座则象征人世间的恨。

在艺术特征上，所有这些作品都有别于以往的作品。他的创作不仅在艺术目的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都有所改变。在《什么是艺术》或《莎士比亚论》中，他所提出的趣味与表现原则颇为人们所震惊。这些原则绝大多数都与他先前作品中的原则不一致。托尔斯泰蔑视所有物质的效果，批判任何细磨细琢的现实主义。但是在《莎士比亚论》中，他所表现的却是完美、节制的纯古典理想。“缺乏有节制的情感，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即使是在自己的新作中，这位老人也没能把他连同他那剖析的天才及粗犷彻底抹去——有时，它们表现得反而更加明显。可他的艺术手法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线条变得更加清晰、强烈；心理变化更加曲折繁复；内心活动变化更加集中，就像一头困兽1在狂奔前总先要收缩身子一样；一种更加普遍的感情从局部的写实与短暂的细节中挣扎着抒发出来。而他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形象、生动，散发着大地的气息。

由于他怀有对民众的爱，致使他很早就懂得了通俗言语的美。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受到说书人所讲的故事的熏陶。长大了变成著名作家之后，当他同农民交谈时，仍能够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

后来，他曾对保尔·巴维尔先生说：“这些人是大师。之前，当我和他们，或其他背着布袋到我家乡流浪的人交谈时，我将生平第一次听到的语汇、他们的经历都记录了下来。这些语汇基本上是被我们当代的文学所遗忘了的，但它们却充满了俄罗斯偏远乡间的气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