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3（第1页）
托尔斯泰传3
但这样是不够的，还应该“不说谎”，不畏惧真理。必须懂得“忏悔”，彻底摒除由于教育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骄傲。最后，应当亲自动手去劳动。“我们要靠额头的汗水换取面包”——这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法则。托尔斯泰对此早已给出了讽刺的回答：体力劳动丝毫不会影响智力，反而会促使智慧的增长，这也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身体因劳动而强健，艺术其增进得更快。此外，它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安定、团结。
在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托尔斯泰将这些精神健康信条补充在文字之中。他殚精竭虑地思索着如何拯救灵魂，增强活力，与此同时，想办法消除麻痹意识的下流娱乐和泯灭良知的残酷享乐。对此，托尔斯泰以身作则。1884年，他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一项嗜好：狩猎。并且节制饮食，锻炼意志。他就像一个为了拼搏取胜运动员，给自己强加着残酷的训练计划。
《我们该怎么做？》成为了标志托尔斯泰已经离开宗教默想的相对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面临的第一段艰难旅程。从此，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开始了，亚斯纳亚村的老预言家立于一切党派之外（并谴责它们），以《福音书》的名义，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种种谎言和罪恶宣战。
十三
在托尔斯泰周围，他那种道德革命并没有博得多少同情，并且还因此让家人伤心。
其实，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很早就忧虑不安，因为她发现丈夫的病似乎无法控制，病症的发展越来越严重。自1874年起，她因看到丈夫为学校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气愤。
“这启蒙读本、算术、文法，我丝毫看不上眼，所以我没法假装对它们有兴趣。”
教育学研究过后，就到了宗教研究的时候，但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妻子对托尔斯泰这个新皈依者的最初倾诉感到厌恶，以致当他在信中提到上帝时，不得不请求原谅：
“当我说到上帝时，请你不要像平时那样生气发火；只怪我无法避开他，因为他是我的思想基础。”
或许是伯爵夫人被他感动了。她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烦躁，但她依旧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奇特，常常发呆。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她认为丈夫病了：
“根据列夫所说的，托尔斯泰始终在工作。唉！他在写若干篇关于宗教方面的论辩文章。一边读一边思索，直到头疼得受不了为止，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教会的教义与《福音书》上的不一致。在俄罗斯，对此感兴趣的人顶多只有十来个。但是，我毫无办法。我只希望这事能够尽快结束，但愿它真的只是一场病而已。”
然而，疾病并未消失。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彼此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但彼此很难相互理解。虽然他俩尽可能地为对方作出让步，但这种相互的让步反而会变成一种痛苦。托尔斯泰不得已跟着家人来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我生平中最艰难的一个月。来到莫斯科生活。大家都安顿下来了。可他们究竟何时才能开始生活？其实这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不幸的人们啊！……”（1881年10月5日）
同一时期，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也写了一段话：
“莫斯科。到了明天，我们在这里已经呆了一个月了。前两个星期，我几乎天天哭泣，因为我发现列夫不但忧心忡忡，而且精神沮丧，十分颓废。他寝食难安，有时也会哭泣；我觉得自己就要疯了。”（1884年10月14日）。
就这样，他们不得不分开一段时间。当时，他们为了自己给对方带来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但他俩却依旧相爱着！……他写信给妻子说：
“你说：‘我爱你，但你并不需要我的爱。’不，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我唯一需要的东西……你的爱比世界上的一切都令我快乐。”
然而，每当他们碰面时，彼此间格格不入的气氛又会蔓延开来。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是伯爵夫人无法接受的。在这种癖好的影响下，他执著地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
“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令他产生兴趣。为了这些蠢事，他乐此不疲地浪费着他的精力。而我的确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悦。”（1882年3月）
妻子在写给他的信中说：
“你把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去劈柴、烧水、缝靴子等事务上，真让我伤心落泪。”
后来，她又带着一种母亲般温情而嘲弄的微笑——像看着自己那个有些疯癫的孩子似的——补充道：
“‘这孩子爱怎样玩就怎样玩吧，只要他不哭就行了。’每次想到这句俄罗斯谚语，我的心情就平静了很多。”（1884年10月23日）
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寄出来，因为她能想象到丈夫若读到这段话，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此嘲弄语言而顿感忧伤的。于是，她又把信拆开，以一种激烈的爱重新写道：
“突然间，我的眼前出现了你那清晰影子，心中蕴涵着一股巨大的柔情！你身上具有某种乖巧、善良、天真、执著的东西，这一切被你那颗对大家的同情心，以及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这些都是你特有的。”
两个相爱的人互相爱怜又互相磨难，后来又被自己给对方造成的痛苦所折磨。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境况，延续了近三十年，直到那垂死的老李尔王在迷惑中逃出茫茫的大草原才算是结束。
或许大家尚未注意到《我们该怎么做？》末尾处的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其实托尔斯泰对现代女权主义没有丝毫好感。但是，对于那些被他称作是“贤妻良母”的女人，对于了解人生真谛的女人，他表现出的是虔诚的崇敬。他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的生儿育女，对她们那可怕、苦难的命运，对她们那周而复始的岁月，对她们那不图回报的无休止的劳动，对她们完成任务摆脱痛苦时的满心欢喜，大加赞颂。
他描绘了一位勇敢的妻子的形象，她是丈夫的助手而非累赘。她知道，“唯有不计酬报，甘愿为别人的秘密做出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女人既不会怂恿丈夫去做虚伪欺诈、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的事情，又对那些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活动感到深恶痛绝，相当排斥。她要求自己的伴侣去找一份正当职业，去做一份需要精力、不怕危险的真正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是未来的一代，是让人类看到更圣洁的人的一代，因此，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全身心地为这项神圣的事业而服务。她将在孩子和丈夫心中开发出这种牺牲精神……正因有了这样的女人统治着男人，成为引导着他们的明星……啊，你们是贤妻良母啊！掌管着整个人类的命运！”1
1。此段话为《我们该怎么办？》的最后几行。写于1886年2月14日。
这是一个企求并满怀希望的声音……难道没有人听得见吗？……
几年之后，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