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第5页）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惑，它压抑着我。或许我不该把这些说出来，或许我要说的正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中的一个。其实，每个人的心灵之中都无意识地隐藏着一些真理，只是认为它们不该表达出来，免得带来麻烦。就像酒糟一样，千万不能搅动，否则就会把酒弄坏。什么是应该避免的罪恶？什么是应当效仿的好事？谁是坏人？谁又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可大家也都是坏人……”

但他又自豪、镇定地说：

“这篇小说中的主角，是我全身心热爱着的，也是我极力想表现出他所有的美的人。他曾经是，现在是，甚至将来也是美的，这就是真实。”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这几页1之后，便提笔给托尔斯泰写信，信上说：

“您的作品是今日俄国社会最最需要的：真实，真理。从果戈理逝世以后，俄国文学中真实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国，您为我们的艺术带来的那份真实是崭新的。可是有一件事令我担心：我担心的是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围绕在我们身边那些装聋作哑的人会像对付我们那样对待您，我还担心他们会侵蚀您身上的精力，扼杀您的锐气。”

1。这几页被书刊检查处删掉了。

事实上，对此我们不必担心。时间可以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反而能增加他的精力。然而，当祖国遭受困难、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时，他也随之陷入到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之中，懊悔自己毫无顾忌的坦率。在第三篇纪事文学《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在叙述因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停了下来，说道：

“尽快让这场戏落幕吧。明天，或许就在今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慷慨激昂地迎接死亡。在这些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一星星伟大的火花，那是使他们成为英雄的火花。”

“队伍撤出了城。望着身后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城，每一个士兵的心中都蕴涵着难以言表的悲苦。他们叹着气，无奈地向敌人伸出拳头。”

1。“他把自尊心看的像生命那样重要，因为他看不到还有什么可以选择：一定要成为第一，不然就是自我毁灭……他喜欢同别人较量，喜欢自己取胜成为第一。”

七

在这个人间地狱中，托尔斯泰整整待了一年。他触摸到了**、虚荣和人类的痛苦。当他从这个地狱中走出来以后，1855年11月，他再次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界之中。但他厌恶、轻蔑这种人，他觉得这些人身上有得都是委琐和虚假。从远处望，他们好像是被一种艺术光环所笼罩的人——例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将自己写的《伐木》的题献给他——从近处看，他却感到悲哀失望。1856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托尔斯泰置身于他们中间，照片上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等人。这些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只是托尔斯泰表现出一种悲苦、严峻的神态，而且他的形象也十分显眼：瘦削的脑袋，双颊深陷，两只胳膊僵硬地交叉抱于胸前。他身穿戎装，站在那些文学家的后面。正如苏亚雷斯风趣的描述：“他不太像这伙人中的一个，倒有些像是看押他们的看守者，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一样。”

然而，这些文人都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同行十分恭维，因为他是带着双重的光环加入到他们之中的：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文学时，流着泪大喊“乌拉”的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碰面时，便向他伸出友爱之手。但他俩合不来，也谈不拢。虽然他们都是用清晰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但他们在各自的观察中加进了敌对的心灵色彩：一个是善于嘲讽、激动、幻灭、多情的，是崇尚美的；另一个则是粗暴、自傲，常因道德观念而苦恼，心中隐藏着一个神明。

“对于别人的真诚，他从不相信。他认为一切道德行为都是虚假的，当他与人说话时，会习惯性地用他那极其冷峻的目光，逼视他觉得说谎的人……”2

“瞧他在听对方说话时的模样儿！他那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眼睛，在怎样直视着他的对手！紧抿的双唇蕴涵着多么强大的嘲讽！”3

1。在他写给比鲁科夫的信中说道：“我的性格有个特点，无论好坏，永远这样，就是常常不知觉地反对外界流行的影响……因为我讨厌随波逐流。”

2。出自屠格涅夫语。

3。出自格里戈罗维奇语。

屠格涅夫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比托尔斯泰更犀利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两三个犀利的言语，定会让对方暴跳如雷，让人难堪。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最初的几次见面过程中，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彼此离得远了，他们才渐渐平静下来，竭力还对方公道。但是，时间长了，托尔斯泰同他这些文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无法接受他们的口是心非，这些艺术家们一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一面又正义言辞地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不道德的，都是邪恶的，没有品德的，他们比我在军队里漂泊不定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那些人还要差劲。可他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常常显示出沾沾自喜的神奇样儿，就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让我感到恶心。”1

最终，他离开了这个群体。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心理依旧保留着那些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功利主义2，从中可以使他的骄傲心理获得满足。这是一种高回报的宗教，它可以让你得到“女人、金钱、荣誉……”

1。出自《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2。在《忏悔录》中，他这样说道：“我们同那些疯子没有丝毫区别。而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模糊地猜到了一些。但是和那些疯子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疯子，除了我自己。”

“曾经，我是这种宗教的高级神职人员，享受着惬意而优越的生活……”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掉了军中职务。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安心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而且是愿意相信它。他觉得“这个词语还是有内涵的”。1857年1月29日至7月30日期间——到法国、瑞士和德国——的一趟旅行，使他的这一信念彻底推翻了。1857年4月6日，当他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使他了解了自己对进步的迷信和虚幻……”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1，他看到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拒绝对一个流浪歌手施恩，于是，他在《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下了他对那些在自由派眼中十分宝贵的幻想的鄙视，并且表达了对那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随意画出几条假象界限的人”的不屑。

“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即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然而这种梦幻般的假想摧毁了本能的、原始的、最美好的需要。谁能给诠释何为真正的自由，什么是专制，文明又是什么，野蛮如何辨别？哪里不是善与恶共存？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他就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宇宙神灵。”

回到俄罗斯，回到家乡亚斯纳亚以后，他又开始关注农民来。这并不表示他对民众已经不抱幻想了。他这样写道：

“无论宣道者怎样说，民众或许真的都是正直的人，但他们之所以能集合一处也只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庸俗和可鄙的一面，这正好体现出人类本性中的弱点和残忍”。2

1。瑞士某座小城。

2。出自《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所以，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不是群众，而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觉悟与良知，甚至是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人类光明、希望之所在。于是，托尔斯泰计划创办学校，但并不清楚要教些什么。为了学习办学经验，解决这一个问题，他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开始了第二次旅居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