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独处（第2页）
我想都没想就说：“下！”因为不下根本不可能，我的衣裳还扔在煤窑里，就这样赤身**暴露在寒冬里，片刻我就会结冰变成冰雕。
老梆子拍拍我的肩膀：“嗯，知青能吃这苦的你是头一个，下就赶紧走，下头暖和。”
我连忙跟在老梆子身后钻进了此刻如此让我向往、热烘烘的洞窟里。我们回到掌子面的时候，花姑娘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我的面前。在煤窑里，花姑娘拥有绝对的行动优势，我叫喊它的时候它可以装傻不回答，它找我的时候，鼻子抽几下就知道了我的位置。看见它我不由得笑了，它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黑狗，如果按照长相起名字，它的名字也应该改成黑姑娘了。花姑娘嘴里叼着一只软塌塌还在滴血的名副其实的地老鼠。可能刚才它就是追蹑这只地老鼠钻进煤窑的，现在抓住了，按照习惯来向我邀功。经过这么长时间野外狩猎生活，花姑娘身上蛰伏的野性开始复苏，对捕猎野物生食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尽管它时间长了不吃锅里煮的熟食也会非常馋，可是，遇到像老鼠这样的活物，它也是非扑过去抓到不可。过去人们常说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好像抓老鼠是猫的专利，花姑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狗也照样是耗子的天敌，老鼠照样是狗的美食。
小老汉惊叫了起来：“知青，花姑娘这狗日的咋啥都敢吃呢？”
其他窑娃子也都惶惶不安起来：“就是的，这狗不能进洞子，赶出去，不出去就打死。”
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围拢过来，愤怒、气恼、惊慌的情绪弥漫在四周。
“把这狗日的东西赶出去，赶出去，不出去就打死。”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花姑娘捕捉一只耗子如此惊慌，花姑娘也不明白，从人缝隙中钻出去，躲到黑暗角落里开始享受美食，咀嚼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听着那么刺耳、牙碜。
我茫然不解，不明白花姑娘做错了什么，半是辩解半是反驳地说：“怎么了？不就是抓了只耗子吗？”
小老汉揪了我一把：“你不知道，别说话。”
我对着那个一个劲嚷嚷要把花姑娘打死的窑娃子詈骂：“狗日的，狗是我的，谁敢动它一手指头，老子要谁的命。”
奇迹出现了，我一出面吆喝，窑娃子们居然惧怕起来，谁也不敢出面跟我叫板，那个嚷嚷最凶的窑娃子居然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埋头垂眸，不敢看我的眼睛。当时我也没有细想为什么我一个初来乍到的生人，在这帮窑娃子面前怎么会有如此震撼力，更没有想到的是，正是我这莫名其妙的震撼力，让我们这一帮面临死亡的窑娃子死里逃生，免遭灭顶之灾，幸运的从死神的手指缝里逃生。
大偏骂骂咧咧地驱赶人们：“都干活，干活，别趁机偷懒，”然后又对我说：“明天把狗拴起来，不准再往井下头跑了。”
窑娃子们纷纷散去继续劳作，小老汉凑到我跟前悄声告诉我：“井下头的老鼠不能抓，有忌讳呢。”
我还想再问一下到底有什么忌讳，小老汉却跑过去干活了。我们干的是计件，这种取酬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挣多少全看你自己，想多挣就多干，谁不想多挣呢？所以谁都把时间抓得很紧，谁都很舍得出力气，窑娃子们能浪费时间关注花姑娘抓耗子的事儿，证明这确实是一件大事。
花姑娘吃了那只耗子，心满意足，又跑过来跟我发腻，我正拖着另一筐煤艰难地朝坑口跋涉，花姑娘可能想起了在农村的时候，它经常蹲到我的独轮车上的情景，居然爬到了煤筐上让我拖着它一块走。拖一筐煤已经把我累得屁滚尿流了，再加上花姑娘那几十斤，我根本承受不了，我气恼地停下来，狠狠地抽了它两巴掌，花姑娘哭咧咧地跑了，我也没有精神搭理它。
中午饭是窑上统一供应的，大筐盛着蒸馍和咸菜疙瘩，由一个佝偻着身躯的白头发老头送进来，扔在拐角处那个我们脱衣裳的空场里，小老汉告诉我，这是免费供应的，不用交钱，随便吃管够，却不准带走。送饭的佝偻老头蹲在馒头筐跟前抽旱烟，监督着我们，看有没有人偷偷把馒头带走。我注意了一下，并没有人违反规则多吃多占，蒸馍很大，我吃了两个就饱了，饭量大的最多也就是吃三个。花姑娘狗鼻子很灵，嗅到了蒸馍的味道，不知道从哪里又偷偷踅了进来，扑到馒头筐跟前想捞个馒头吃，被那个看管馒头的老头连骂带打的赶跑了。这一天，花姑娘在煤窑里混了一天，我知道别人都挺烦它，它却好像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赖唧唧的我行我素。
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数了数牌子上的戳记，那是烧红的铁戳子烙出来的，一共有五个，这代表着我一天背了五筐煤，也就是说我在那条幽暗、陡峭、深长的煤井里上上下下爬了十趟。小老汉的成绩跟我一样，也是五筐，老梆子六筐，最厉害的是大偏，他背了八筐，其中有三趟他每次背两筐。
吃晚饭的时候，老梆子问我：“你的伙食费是先交呢，还是等工钱下来了再交？”
我问：“交多少？”
老梆子说：“伙食费每个月十五块钱，另外每天加两毛钱的劳务费。”
我问：“劳务费是干啥的？”
老梆子说：“不交劳务费谁吃得多了没事情给你当保姆呢？”
下工以后，我们在窑里随便擦洗一下，老梆子就开始动手做饭，我还以为这家伙是义务作贡献，原来也是要收钱的，想想也是，同样下井背煤，同样累得像死狗，凭啥我们洗涮过了可以或坐或躺地歇着，人家还要动手给我们做吃的？一个月每天一早一晚做六十顿饭，挣六块钱也不为过。
我算了算，连伙食费带劳务费每个月一共是二十一块钱，按照我每天背五筐煤算，一个月能挣七十五块钱，刨去二十一块钱，能剩下五十多块，这可比我在工厂当工人挣得还多，虽然比在工厂劳动累得多，也危险得多。想到我的背包里还有郭大炮备下的一百来块钱，我就爽快地对老梆子说：“我现在就交。”
我抓过郭大炮送给我的那个大包，翻了个底朝天，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包着钱的油纸小包了。野外生存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意那一百多块钱，因为那一百多块钱在没有交换物的野外环境就是十来张废纸，可是，当钱又恢复为钱的时候，钱却不见了。郭大炮送给我的包是用粗帆布和防雨橡胶制作的地质包，结实耐用，根本没有破损，而且，钱用油纸包着扔在包的最底层，上面压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钱不可能在途中从包里掉出来。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回到煤矿住进这座土窑里之后，钱被人偷了。这个判断主宰了我的思维之后，我下意识地嚷嚷起来：“我的钱怎么没了？谁偷了赶紧交出来。”
老梆子正在和面，可能面和硬了，他不断地朝面团上醮水，边醮边揉，把那一大团面搓弄的呱唧呱唧乱响。大偏坐在坑头捉拿棉袄缝隙里的虱子，圆滚滚饱满如麦粒的小生物在他两根大拇指的挤压下噼里啪啦的爆裂。小老汉蹲坐在门口吸喇叭烟，脑袋上面烟雾缭绕让人想起正在炉膛上褪毛的猪头，有一搭无一搭的冲外面叫喊一声：花姑娘……
听到我的喊声，他们顿然停下手上正在做的事情，愕然、探询的目光齐刷刷地朝我射来。
大偏问：“你有钱？多少？”
我说：“一百多。”
老梆子说得话听着软习习的，但却活像一滩狗屎让人难以下咽：“你有一百多块钱还跟着我们来背煤？交不上伙食费欠着也成，等到开了饷再补上，可千万别乱说啊。”
小老汉也说：“这窑里就我们四个人，你丢了钱我们三个都是嫌疑，你真丢钱了？”
大偏没吭声，蹙眉默想，慢悠悠地说：“丢没丢钱先不说，你再找找，说不定塞到那个缝缝里自己忘了。”
我当时也有点急眼，特别是老梆子那话，似乎我拿不出钱来找借口，还捎带着赖别人，我赌咒加诅咒：“我要是没有丢钱我是你们的儿子，谁要是偷了我的钱，下窑让石头块子砸死。”
大偏乜斜了我一眼，小老汉乖乖地说：“我可没偷你的钱，不信你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