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4页）

还有的大报发表题为《学与不学就是不一样》的动员文章。

于是从1974年到1975年，组织学习以上文章，几乎成为就职于正式单位的中国人的日常“文化”学习表现；大专院校尤其如此。

1975年“两报一刊”的《新年献词》，也“高屋建瓴”地指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

孔子早成古人，林彪已死，其“反党集团”成员该抓的都抓起来了——“他们”是何人？几乎是挑明了说了。

然而即使在“四人帮”控制严密的上海，我依然感觉到了那种加入了黏稠剂似的“鸡尾酒”形态。也就是说，不管某些人造势造得多么来劲，心情多么迫切、焦虑，那一种“文化现象”，差不多还是像“自娱自乐”的现象，还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厌倦感觉“隔隔不入”。

那些文章中的某几篇，我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师生自然要学，无非便是轮流读，大家听。往往的，读完了，沉默开始。有同学干脆说：“文革”前没上几年学，历史知识少，不明白，得先补一下历史知识再发言。

而老师往往因势利导：咱们是创作专业，结合创作问题发发言也行。

一谈创作问题，大家这才有了发言的情绪。

但据说评论专业的同学比较苦，他们的女辅导员老师太认真，不许转移话题。他们却也有对策，主张以实际行动代替讨论。

于是评论专业先于创作专业写了一两篇大字报式的表态文章，贴在大字报专栏，算是集体参与了。而谁都明白，那是过“学习关”的招数。

那一时期，我与另外两名同学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工人们也须学习。他们对学习并无“遭罪”的感觉。学习往往在工作间歇之时，照例一人读，别人听。喝着茶，吸着烟，每每说：“没听够，再读一段。”

于是有人接着读。

学习可以使他们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至于民间，可以肯定地说，基本形态是——知道的全当没那么回事，不知道的宁愿永远不知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病凶婚喜——事事都要操心。在几乎没有文艺的时代，民生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所思、文化主题。甚至，可以变得挺有文艺色彩。

试图以政治文化全面占领民间意识形态的一切维度——在当年就可得出结论，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或曰不再能够行得通了。

然而我在1975年却幸运地观赏了多场文艺演出，而且是代表当年上海最高文艺水平的演出——我后来又由老师们安排，与另外两名同学到“杂技学馆”深入生活。上海当年有多所艺术学馆，从农村招了不少符合培养条件的孩子，“杂技学馆”是其中之一。老师们教得一丝不苟，孩子们学得非常刻苦。他们不但要学习杂技，还要学好文化课。教他们的文化课老师，是从各小学抽调的优秀教师。我看孩子们练功，真正领教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坚韧，每每心生怜惜。

各学馆也有工宣队员。“杂技学馆”有两位，都是纱厂的老年纺织女工，都是党员。她们原本是很好的阿婆级别的女人，若非身负政治使命，也必是可亲可爱的阿婆无疑。身负保证红色的“杂技学馆”不变颜色的政治使命，使她们不得不进入政治角色，也就与老师们在如何教孩子们方面矛盾不断，每每使孩子们无所适从。她们对我很好，希望我这名“工农兵学员”能和她们“站在同一战壕”。“工农兵学员”也是大学生啊，是大学生就算是知识分子啊。所以老师们特别是教文化课的老师们，也希望我比工宣队员更理解他们的教学善意。

我每每左右为难。

政治意识形态一旦也要占领孩子们的头脑，事情往往就会变得既使人无所适从，也使人不知说什么好。

但我住在“杂技学馆”的那一学期，基本心情是舒畅的、愉快的、自感幸运的——因为居然能在较高级的演出场所欣赏到一流水平的文艺演出。当年，代表上海最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放在全国而论也够得上一流了。

1975年，上海依然是大多数外宾离开北京后首选的访问城市。对于他们的造访，一次能代表上海文艺水平的演出是招待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杂技学馆”的孩子们因而经常有演出任务。比起来，杂技是政治审查最易于过关的——而我和老师们，则可沾光入场，并每每能见到上海“市革委”头面人物的身影。

女声独唱《请茶歌》、民乐合奏《渔舟唱晚》、样板戏选段、样板芭蕾舞片段、钢琴协奏曲《黄河》、上海评弹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以及其他毛泽东诗词歌曲都是主要节目——杂技是固定节目，场场必有，最受外宾欢迎。实事求是地说，孩子们的技能就是高，表演就是精彩；我从没欣赏过西洋乐曲或歌曲。

但，那样的演出，一般上海人是绝对看不到的。

存在于上海民间的文艺是哪几种呢？

除了评弹因其广泛的民间性和演出方式的简单，其他文艺形式几乎绝迹。

《孔老二诛杀少正卯》《武则天反儒》就有过评弹形式。而作为观众的普通上海人，听到了什么内容已根本不重要——演员的颜值、台风、嗓子怎样，才成为表达喜欢程度的标准。

但是上海另有一种文艺现象尤其值得一提，便是成立于1972年的“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旨在从工人中发现画家苗子，培养一批工人画家。至1975年，居然卓有成绩，于同年举办了一次由文化部主办的上海、阳泉、旅大三地工人画家的绘画作品展览。即使以现在的专业水平来评价，那些作品也可圈可点——题材皆为车间、工地和船坞背景之下火热的劳动场面，画中人物亦皆工人。尽管时代符号显然，作者却大抵是青年工人。内容未免单一，画风也很传统，但都是一丝不苟的作品。这次画展曾在南昌、桂林、长沙、西安以及沈阳等地巡展，引起甚大轰动。后来，当年的工人画家中，产生了多位闻名美术界的实力派画家。

不排除上海“美创办”成立的背景具有某种政治因素，但客观效果却是中国美术很接地气的一次特殊亮相。特殊不仅特殊在工人画工人，受到广大工人的喜欢，还特殊在当年的工人画家们有着极高的创新热忱——竟尝试在中国宣纸上进行油画创作，并且成果斐然。

1975年7月，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出了《海霞》，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出了《创业》——两部影片的播出都遭“四人帮”阻挡、刁难。

《海霞》是反映海岛女民兵精神风貌的，因导演谢铁骊执意先拍《海霞》，后拍“文艺旗手”布置的样板戏电影，令“文艺旗手”大为光火，横挑鼻子竖挑眼，结论是“改都没法改”。《创业》因为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忍辱负重却仍以找到大油田为使命的工程师形象，更加触怒“文艺旗手”，斥为“配合右倾翻案风”的“新毒草”。

“四人帮”虽同意上映，但又明确指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认为被告了“刁状”，怀恨在心。同时，督促将他们视为“好电影”的《春苗》《决裂》改为舞台剧，要求尽早在全国巡演，以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

《创业》的上映，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引起的波澜远超文艺——上海越剧团武功教师兼演员朱绵多、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李春光、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负责人韩爱民、江苏吴桥县机械厂工人李连兴等“时代义士”，以向中央写实名信、张贴标语甚至乘列车沿线撒传单的方式，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怒。

1975年8月，毛泽东与人谈《水浒传》，说了自己的一番看法，有“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语——这看法，与鲁迅一致。

1976年是中国的在劫之年；也是“四人帮”的劫定之年。

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民间正义由而显现、凝聚。

如果说《创业》风波是显现的讯号，那么全国性的、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使民间正义凝聚的速度、力度可用“波涛汹涌”四字形容，遂成声讨“四人帮”的全国性运动。斗争的武器是文字，方式是诗、挽联、檄文、演讲——纯粹文艺的特征；彻底政治的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