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3页）

他们曾积极地参与过不少运动了，最消耗他们政治热忱的是“文革”。八年了，民间说法是“跟抗战一样长的年头”，他们腻歪透了，疲沓了。

又何况，懂事的长子长女大抵下乡了，家中只剩半成熟不成熟的小儿女，平时没谁与他们聊国家大事了。整个城市，尤其是底层居民区，白天已难得见到成熟男女青年的身影。

冷感归冷感，他们对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是拥护的，男人们也知道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十分不易。他们习惯于眼见的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到处无政府的状态不是他们乐见的社会。他们“认死理”，认为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学生上学、干部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正道。在天天按时上班、下班与整日不务正业地东造一通反、西造一通反两者之间，他们宁愿回归前一种状态，那使他们觉得更是自己。造反之事，偶一为之可以，长期不行。不但自己觉得不行，别人那样也不行，看着来气。

我重新了解他们仅用了一天时间。

我是知青时，每次探家，照例挨家挨户探望是邻居和街坊们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此次我将去上大学了，更是必须的。

我也不谈政治，只聊家常。

有收音机的人家仍没多几户，我问早就开始攒钱打算买的叔叔为什么还没买？

答曰：现在收音机里广播那些内容，都听了八年了，暂时不买也罢。以后什么时候买，看情况再说……

在从哈尔滨至北京的列车上，秩序井然。因是长途，无座者寥寥，站立者皆为搭长途的短途乘客。有座的乘客见谁站久了，便起身让让座，自己也活动一下身子——这种情况，使我不禁觉得“文革”仿佛从没发生过似的。

列车广播室在播放《红灯记》选段，一位抱小孩的母亲叫住列车员，问可不可以声音小点儿——她的孩子困了，在广播声中难以入睡。

有人提议：干脆关了算啦！

列车员做不了主，请来了列车长。

列车长向大家解释：明明是广播时间，停止广播是不可以的，怕别的车厢的乘客有意见。

谁都看得出来，他怕犯错误——万一有人质问：广播时间正广播着样板戏，为什么忽然停了？对样板戏什么态度？

这样的质问，一位年轻的列车长是经不起的。

大家理解万岁，一致要求声音小点儿就行。

“找茬”的人未必绝对不会有——列车长和大家共同的担心，又证明“文革”确实还在继续中呢。

在1974年，上海市的街头大字报、大标语少之又少，我与新生们坐在接站车内，至复旦的一路上就没发现有。车外过往的上海人，一个个看上去气定神闲，步履从容，给我以自适之感。眼前一派“人生何必自烦恼”的市民生活图景，祥和气息宜然。想到该市曾发生过“一月风暴”，使我恍如梦中。

老师、老同学、新同学初见的氛围也十分愉快，其乐融融，彼此亲近友善。

我体检时转氨酶甚高，第二天就住进了校医院的隔离病房，两个月后转到了传染病医院，直到第一学期结束才出院。住院期间，老师和同学几乎都去看过我，倍感温暖。

第二学期开学后，在全系的一次什么会上，同学们推选我代表创作专业新生发言，我具体所说的话已全忘了，只记得中心思想是——机会难得，要好好学习，老教授们都是学养深厚的人，要尽量将他们头脑中的文化知识接收过来……

不料系工宣队队长，也是系党支部书记总结讲话时，表情严肃地批了一通“知识唯上”，正色指出——复旦既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的首要任务不是往头脑里装知识，而是战斗。要时刻牢记，大家现在是来到了“斗批改”前线，应该自觉做毛主席的红色文化战士！

我虽挨批，心有不服，一度要写大字报反驳。

老师们皆爱护我，纷纷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于是明白，“文革”真的尚未结束，接受了老师的劝告。

我在复旦的三年，思想倍觉压抑，开心的时候很少。关于此点，一概略去，下面主要谈当年的文化与文艺感想：

文化依然与政治密不可分，如同棉花与柳絮的混合，神仙也无法分开。《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时有上海的“两报一刊”之说，每每登大块文章，借古喻今，含沙射影。乍一读蛮学术的，其实学术是面纱，面纱之下是不便挑明的帮派政治的意图和野心。

自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中国假学术之名包裹政治之实的伪学术文章，一直不间断地出现于各大报刊。起初连学界人士也难以识破其用心，单纯幼稚地将其误视为学术见解。待那等样的文章有呼有应，檄文的声讨性质明显，四面出击，八方策动，矛头不言而喻之时，思想迟钝的人们才恍然大悟。

1974年以来，那等样的文章非但未少，反而出现得更加密集，火药味也更浓了。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评〈吕氏春秋〉》《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读韩非〈五蠹〉篇》《论商鞅》《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汉元帝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曹参“尊而勿失”看吕后时期的法家路线》《论吕后》《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李鸿章出洋》……不一而足。

从“批林”始，引向“批孔”，引向“批儒”，引向“批党内大儒”，引向崇“法”，引向歌颂吕后和武则天，引向崇拜当代的吕后、武则天及其帮派政治势力。

若单看那些大块文章的标题，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学术得很，但若联系起来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也不能不承认那是文化现象，但若掰开了揉碎了看，字字行行都围绕着政治目的。

越到后来，文风越浮躁，越显出迫切焦虑之气，对吕后和武则天的歌颂，也越发成为吹捧，词句肉麻。对于当代“党内大儒”们，诅咒和辱骂之文字，也越发用得肆无忌惮。

为了保证本书的品质，概略不引。

以上“文化现象”，可谓中国当年独有之“文化现象”——可叹的是，当时不少真的学者和教授，出于自我证明、自保甚至投机心理，做了断不该做的事，加入了“大合唱”。

也正因为那些文章假学术之名，便很难鼓动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配合——尽管也有工人和农民“大批判小组”的应和，但却是政治策划的“成果”，绝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

有大报开辟了“历史中的法家人物介绍专栏”。

也有大报设专栏连续介绍吕后和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